吸收正反经验，完善各项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人民军队的探索，是党的集体在实践中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不少领导同志研究了大革命中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以及初期武装斗争的经验，在继承和保留北伐期间的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军事工作好传统的同时，开始与旧式封建雇佣军队的种种恶劣风气划清界限，探索新的建军道路。1928 年 6 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为大会制定了《军事工作决议案》，提出了变雇佣制为志愿兵制，加强政治工作等，对全党的建军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在建军问题上作出最大贡献的，还首推在农村根据地中深入实践第一线、又擅长理论总结的毛泽东。

历史往往呈现“之”字形发展，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也走过这种曲折的道路。例如：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犯过忽视兵权，未能破坏旧的雇佣军队制度的右倾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军中又屡屡出现“左”的错误。此后在克服一种偏向时，往往又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在同“左” 右倾路线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及时克服了建军工作中两个极端的不良倾向，像一个身处惊涛骇浪中的舵手，把握住航船的正确方向。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专制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军队内强调民主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称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小农经济固有的局限性、狭隘性和封建地方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新建的部队中表现出来。把这种“极端民主化”与旧式农民意识结合起来，军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并会姑息迁就落后现象。

红军初创时期部队内实行民主时，有许多下级干部战士走上另一个极端，对上级决议、指示如感到不合意即不愿执行，甚至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表决，不愿去的可以不去的怪现象。在井冈山斗争中，红四军第 29 团是刚刚由湘南暴动农民组成的，其士兵委员会反映士兵意见时，以想回家乡及不愿在山上坚持的错误想法为主导形成决议，而部分领导人又不能很好制止这种群众性的落后观念，结果该团军心动摇，集体跑下山去，随之溃散。红四军下井冈山后，一度曾批评了毛泽东主张的前委集中领导，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凡事都需：‘大家谈，大家议”，有时为打不打一县城竟要全体官兵“讨论了数日”。如此“民主”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组织松懈和斗志涣散，使事物走向了反面。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期间特别反对了这种“极端民主化” 的倾向，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特别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88—89 页）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原则，并强调在军内开展教育，使参加革命军队的农民脱去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战争中建军的实践证明，这种集中指导的民主生活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

在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之后，“左”倾路线的指导者又搬用了苏联体制那种高度集中、机械服从的一套办法。1931 年 11 月，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各级党的委员会，由政治委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享有“最后决定权”。此后，一些握有更大权力的“中央代表”又被派到各部队中。这时，党对军队的领导虽继续坚持，却由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中央代表、政委（两者还经常合一）成了居于部队之上的“钦差大臣”。虽然部队中还保留党的组织，却仅是处理党务事宜的党务委员会，只接受政委领导，不能成为领导部队的核心。

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左”的路线指导下的红军政治保卫制度，也照搬苏联的“格贝乌”体制，部队中的各级保卫部门形成垂直领导，甚至成为与政治部平行的机构。各军、师的保卫局只听命于方面军或中央的保卫局，抓人、杀人一般不通过本单位的首长，甚至对本单位领导还有监视之权。这种脱离群众的特殊化、神秘化的保卫制度，加上错误的肃反指导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打“AB 团”、“改组派”和所谓“社会民主党”等悲剧的出现，以及红军中大批无辜者被捕被杀，一时人人自危的不正常局面，可以说都与这种体制有关。

为在军队加强党的领导，应实行派遣党的代表、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为巩固部队防止敌特内好的破坏，确实需要建立政治保卫制度。可是在“左” 的路线指导下，这两点走到极端，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一个“钦差大臣满天飞”，一个肃反扩大化，给红军和各根据地带来巨大的危机。如著名的洪湖苏区，由“中央代表”夏曦主持的大“肃反”，因捕风捉影般病态式地疑神疑鬼，竟杀掉了军内的绝大部分干部，红二军团几乎从内部自我毁灭。其他各个区域的红军和各苏区，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情况。这种严重的

自我内耗，再加上外部敌人的“围剿”，造成了南方根据地全部失陷的局面，当时还很弱小的人民军队也差一点濒临绝境。

吸收这无数人命换来的血的教训，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后，长征到达陕甘苏区，首先就纠正当地肃反的错误，命令停止乱捕人、乱杀人，并释放了无辜被关押的刘志丹等同志。此后，毛泽东制止了在党内军内以杀人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的作法，并强调保卫机关必须置于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结束了军内对苏联政治保卫制度的照抄照搬。由于保卫工作只限于锄好反特，这就保证了军队内部的安定。干部战士敢说话，不怕动辄被打成“反革命”，民主生活就在较长时期里得到保证。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着手纠正过去“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式。

经中共中央决定，在部队的团级以上单位设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从而改变了过去事实上的政委“一长制”，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军政委员会类似党委会，不过这种体制还只限于首长的集体领导，没有自上而下的党的统一领导体系。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还是恢复军队中的党委制为最好。因此，在 1945 年春党的七大期间，重新确定应依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的党委会。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全面恢复了各级党委，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了《健全党委制》等决定，确定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41 页）的原则。这样，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成为党对军队实行领导的根本制度，并长期坚持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空前大发展的时期，军队数量在 4 年间从 120

多万人发展到 500 多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解放战士”、“解放军官”，即原国民党军官兵。特别是经常打大仗，俘敌多，战场就地补充多的部队，俘虏成分一般占了总人数的大半。这些人在战场上就地“换帽子”，马上补充到解放军中去，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却不可能随着青天白日徽一下子丢掉。如果只能大口吃掉敌军，却不能很好消化，这么庞大的新成分及其带来的不良思想反倒会造成我军严重的内部疾患。

通过在实践中探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又寻找到这种“消化剂”，就是毛泽东所归纳的“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91 页）。这一运动，也使人民解放军中的民主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开展诉苦，在当时条件下是最联系实际并最为有效的阶级教育。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国统区的兵役制度由募兵改为“征兵”。实际上，在极其腐败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国家那种全民义务性的征兵，国民党政府征兵的实质就是抓壮丁。有钱人行贿则可逃役，穷苦人才被捆绑押送到军队，靠官长的阶级压迫及枪毙逃兵的威胁强令其在营打仗。这些国民党兵绝大多数也是苦大仇深，一经共产党进行阶级教育，让他们联系受苦的实际，控诉国民党的阶级压迫，很快就使他们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应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对当时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士兵来说，不需要多少高深的道理，一场《白毛女》，一场《血泪仇》，就能使大多数人声泪俱下，举枪高呼“打老蒋”。在各解放区都有这样的事，演出《白毛女》时，部队要事先收起子弹，免得许多人因临场激动而开枪，使扮演黄世仁的演员有性命之虑。通过诉苦，同样一个人，昨天在国民党军队中怕死保命，今天在解放军中却一下子就能变成无畏的勇士。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可以很快改造这些

不久前战场上的对手，达到西方一些人当年惊叹为“洗脑”的效果。

新式整军的开展，又促进了军队内部民主的大发扬，著名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就是在这一时期总结出来的。

三大民主是人民军队内部民主主义制度化的最生动体现。为此，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从红军初创起就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就仿效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方式，建立起士兵委员会，作为代表士兵民主权利的组织，同时也是对官长的监督机构。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又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委员会内建立俱乐部，扩大了士兵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后来这一俱乐部又在红军中变为“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八路军、新四军中又建立了同一性质的“救亡室”，至解放战争期间再改名为军人俱乐部，以后又成为革命军人委员会。

从士兵委员会到革命军人委员会，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制度的又一创举。士兵们可以通过这些代表自己的组织，在政治上取得和干部一样的权利，可以批评官长，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在作战指挥问题上，士兵们可以通过士兵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组织不仅活跃了民主生活，还开展文体活动，密切官兵关系。此外，代表士兵权利的这一组织还监督各单位的财物开支，管理伙食。这些作法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完善并转为制度，解放战争期间总结为人民军队内部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成为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如同斯诺的名篇《西行漫记》的正式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所寓意的那样，在长期黑暗的专制统治下的千年古国里，民主主义首先在人民军队中放射出光芒，从而为全国革命群众辉映出民主革命的奋斗方向。

人民军队中的三大民主，在当时极其艰苦和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产生的威力是不可估量的。旧军队那种“上一呼而下百诺”的官兵关系，被干部战士平等相处，官教兵、兵教官的新型关系所取代。即使在过去一向作为军官专利的作战指挥中，士兵也有了被称为“军事民主”的自主权利。此事的可行性曾为许多人怀疑，可是解放战争的实践却证明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当陈毅从华东战场到中央汇报时，毛泽东针对部队作战中实行民主一事问陈毅：“你看这样会不会造成部队不服从指挥员的命令，应当撤出战斗时撤不下来，因而发生毛病呢？”陈毅回答说：“不会的，因为这样的民主是正确的，适合打胜仗的要求。战士的眼光是明亮的，他们一心一意也是为了打胜仗，他们辨别能力是很强的。应当坚持与不应当坚持的决定权是掌握在指挥员手里，加上倾听下面的意见，只有使领导与指挥顺利而不会发生反作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教程》第 904—905 页，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正是这种军事民主，使领导决心与群众智慧相结合，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战斗力及高度灵活机动的战术。解放战争期间的许多攻坚战斗，都是靠干部战士开“诸葛亮会”，研究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胜方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拥有空前强大人力的美军，也正是靠着发挥群众的智慧才想出了许许多多战胜敌人地面强大火力和“空中绞杀”的以“土”制“洋”的妙计。例如：在 1953 年夏季反击战中，部队领导曾决定将一支近 3000 人的突击队于白天潜伏在敌人阵地前，参战部队感到困难很多，只要有一个人因咳嗽、翻身等不慎的举动暴露目标，就会遭致重大伤亡和整个潜伏攻击的失败。但

经过准备，参加潜伏的部队全体指战员集体动脑筋想办法，提出了一整套保持隐蔽、静肃的办法，并选择与攻击目标近似的地形进行反复演练，确定可行后，再加以实施。结果，这样多的部队在敌军眼皮下潜伏了整整一天，待天黑攻击开始后一跃而起，迅速夺取了敌军阵地。

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占主体的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这些建军道路上的创造，改变了军队的精神面貌，不仅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完全新型的干部和战士。在履行战斗队的任务时，他们能够以低劣的装备，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在履行工作队任务时，他们可以改变社会制度和风尚；在执行生产队任务时，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甚至创造了军队不吃官粮还上交公粮的奇迹。变军营为育人的学校，变纯消费为生产，变破坏组织为建设单位⋯⋯毛泽东早年“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在人民军队建设中有了最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