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群众作为大地的“安泰”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名叫安泰的英雄，他的母亲是大地。在与敌人搏斗之时，他的身体只要一靠上地面，立即就有无穷的力量。他的敌人开始无法取胜，最后还是使他脱离了地面，才在空中将他打败。对于一个革命的领导者来说，人民群众就是须臾不可脱离的大地。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成就和晚年的不幸失误，恰恰都可以从是否脱离“大地”这一点得到解释。

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统帅和思想家，有着过人的才智，尤其是他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使跟随他多年的同志无不佩服。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对各主要战区的人文地理情况一般都了如指掌。曾长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回忆毛泽东说：“他一是求知欲强，特别爱学习；再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有的时候记起什么诗、什么词，让别人去查找，他能背下来，比如昆明大观楼那个一百八十字的长对联，他就能背下来。”（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75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同毛泽东接触过的许多人都反映，在他身上有一种令中外人士倾倒的神韵和兢力，即使曾与毛泽东有过激烈个人冲突的梁漱溟，在回忆起毛泽东时也是钦佩不已。尤其是讲到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战争结局的论断，梁漱溟记忆尤深，并对此追述道：“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梁漱溟问答录》）毛泽东出众的军事才能使党内的同志们折服，重要的一点也正在于他对战争进程经常能作出这样天才的预见。

天才在于勤奋。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在长期的多方面实践中通过无数艰辛奋斗刻苦磨练出来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作为人民军队统帅的毛泽东，他个人在工作上。的忘我精神的确为一般人所不及。即使到了五十年代前期，他的秘书们虽然年纪都比他轻得多，精力却不如他。从那些年代的毛泽东工作日程窍排上看，名符其实地到了日理万机的程度。据杨成武回忆，在建国初期，聂荣臻代总长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汇报三次军事情况，全军步兵的团以上单位、特种兵营以上单位的调动都要向他请示报告。当然如遇战斗情况，指挥员有机断处置之权，但事后也必须迅速汇报。全国的党务工作、国民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各项要务也都要由毛泽东批示，而我国外交战线处理各种大小事务则必须经毛泽东最后定夺。此外，无论工作

多么忙碌，毛泽东每天阅读书报不可或缺。他每天的工作量之大，以及所看的书籍之多，确实到了今后人惊讶的程度。毛泽东青年时代“野蛮其体魄” 的锻炼，以及此后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环境中所培养出的顽强意志，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出来。

人们承认毛泽东的过人才华，但他毕意是人而不是神。以他业绩最为辉煌的战争领域而论，其指导战争的卓越艺术才能，同样也来自于群众的经验，来自于党和军队领导集体的智慧，在这里，他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加以综合归纳。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战争中一切正确的指导思想，归根到底只能源于进行战争实践的广大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所概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思想方法，是战争指导者实施正确领导时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也是在思想领域中坚持群众路线的体现。

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归纳正确的意见反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无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实的真理。

从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直至四十年代末，毛泽东走到哪里，调查研究就搞到哪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就详细调查了湘赣边地区的地形及群众基础，这为起义失利后走向罗宵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此后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都注意调查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制定政治和军事上的各种政策都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习惯于照搬外国的教条，刚从莫斯科回来就以“闭着眼睛捉麻雀”的方式，下车伊始便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对此，毛泽东深恶痛绝。早在 1930 年，毛泽东深入寻乌地区进行调查时，就写下了《调查工作》（以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中特别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09 页）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将这种不调查研究就“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作风，称为“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00 页）。过去只被看作一般性毛病的主观主义，被毛泽东上升到如此高度来认识，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所造成的危害痛心疾首，也说明了他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

在担任了全党的最高领袖之后，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还保持了这种深入群众做调查的作风。1945 年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因身体不好到柳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就将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跑遍，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1947 年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尽管已五十多岁，还是亲自找群众了解情况。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所选的警卫战士，要求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战士回家探亲后都要向他汇报当地的实际情况，以这种方式间接地了解群众的疾苦和反映。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到一地首先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等情况；二是向书本做调查，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介绍各地区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书籍。他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789 页）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还计划骑马到长江、黄

河两岸进行实地考察，并带上地质、历史等方面的专家同行。另外，毛泽东还说过想回陕北走一走，并要人预先准备。如果这些计划真能实现，也许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可惜以后毛泽东因投身于政治运动的筹划，未能真正实践他研究自然科学以及到基层考察的设想，这对他个人及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大憾事。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时特别注意找穷苦的劳动人民了解情况。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确立的人生取向，就是站在最穷最苦的广大人民大众一边，即使在身居领袖的位置后，仍时时关心着穷苦的群众。在延安时期就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师哲回忆说：

“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他们的窑洞像那时陕北一般穷苦人家的窑洞只有门，没有窗子一样，里面黑洞洞的。杨家一做饭，满屋子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变成了烟黑色。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只有三十几岁，不仅手很脏，连脖子都是黑油油的。他们看见毛主席走过，经常向他打招呼。主席也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屋前站站。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看不起。’”

“主席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主席气愤他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者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做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35 一 237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正由于毛泽东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在调查研究中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毛泽东回忆在江西苏区调查的情况时就说过：“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790 页）。正是通过这种与群众心贴心的调查，毛泽东才制定出一系列真正讯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而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都未能形成切实符合中国农民要求的土地纲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制定的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土地纲领——井冈山土地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俄革命时没收地主土地归公的先例，规定把一切土地归公，只给农民耕种权而不给所有权。这种“打土豪”却不真正“分田地”的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调动农民参军保田的积极性，井冈山斗争期间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就遇到困难。通过这段实践，在党内又是毛泽东最早察觉到这一问题，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在随后制定的几个土地法中，就逐步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的规定，确定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个人，并且允许买卖，真正将农民祖祖辈辈渴望得到的土地归其私有，这样才将“打土豪、分田地”同扩大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紧密联

系起来。广大农民才踊跃参军参战，只有二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就能坚持长达数年之久的抗击敌人“围剿”的战争。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还尤其注意亲临战地进行实地调查，而不管这样做要冒多大的危险。在 1961 年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曾回忆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说道：凡是优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反对第二次“围剿”兵少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你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66 页）。

正是由于进行这种实地的调查研究，才随之出现了毛泽东诗词中所描写的情景：

“白云山头山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宵入。”

调查研究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同样是下到基层去调查，态度不同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材料，分析综合的方法不同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因而毛泽东于 1933 年进一步指出：“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此后，他还具体提出了调查研究时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790 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把亲身实践和间接了解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将听取各级干部汇报和倾听群众直接反映全面地加以兼顾，基本达到了“兼听则明”，防止了“偏听则暗”。在此基础上实行正确的综合总结，就能力正确的决策创造前提。

当然，深入群众调查时还有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群众也分为不同层次。尤其是建国之后，向科技进军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更应注意倾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如果把自己的眼界只放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主要依靠对象贫苦农民方面，就很难获得有益于经济建设的全面知识。在这方面，历史确实曾给毛泽东造成过局限，不过毛泽东本人也做过接触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曾主动与一些科学家交朋友，向他们请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毛泽东关于发展我国核工业和尖端武器的许多决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一层次上深入群众的结果。

毛泽东本人一向作为法宝的调查研究，在他的晚年不幸一度黯然。在“大跃进”期间，年已六十多的毛泽东仍经常下去视察，足迹及大江南北。1961 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以此认识和纠正了具体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然而此时的毛泽东由于环境所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造成的墙与真实的下情相隔绝。毛泽东尽管很反对领导人所到之处层层护卫、戒备森严，以致使人望而生畏的办法，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体制及搬用苏联的保卫工作经验，事实上又不可能像他自己要求的那样走到群众中去。再加上年事渐高，毛泽东也不能再像过去在赣南闽西那样深入下层走访，即使下去视察，也是被热泪盈眶的人们环绕着高呼“万岁！万万岁！”耳边是一片颂

扬之声，这又能了解到多少真实情况？至于间接听取各级干部反映情况，已有彭德怀直言获罪的前车之鉴，尽管毛泽东一再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可是由当时的政治气候所决定，报喜不报忧已成为无法克服的积弊。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人员一向宽厚，他们反映情况顾虑少些，然而由于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及其一直所受的“正面教育”所限，也很难深刻地全面他说明下情，有时只了解某些片面的反映，还会导致毛泽东作出一些不准确的判断。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前，过去由毛泽东身边下到基层工作的一些原警卫人员回来，纷纷反映下面干部的一些不良作风，了解到这种局部的现象反而促使毛泽东判定已经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更增强了他发动那场政治运动的决心。

历史生动地证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他最能深入群众。同样，毛泽东在晚年出现一些失误，基本原因也在于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喜欢听神化或奉迎之言，如同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所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历史的回顾》第 840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状况形成的风气，使毛泽东晚年人际关系极不正常，出现了近似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所说的那种“亲小人，远贤臣”的现象，结果好邪得道，言路闭塞。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决心就不可能正确，最后陷入自己过去所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原则，如：群众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任何人不能违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