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在于“不二过”，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旧中国，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军将领都习惯于以黄埔几期或陆军大学几期出身来说明自己的身份。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国军界以之为师的日本陆军，也是以士官学校几期生和陆军大学几期生来标榜。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中培养出的将帅，却几乎是清一色的自己戏称为“青山大学”即山乡的战争环境中学成的军事人才。即使作为早期发动武装斗争骨干的共产党员黄埔生，原来在军校所学到的也不过是几个月的初级军官课程，而且黄埔军校所沿用的保定军校和苏俄的教程中也根本没有红军作战所需要的战略战术课，他们在上山搞武装时也是从头学起。作为自 1927 年起开始从事军事，三十年代即成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同样也是在自己开办的“青山大学”中成长起来的，正如他所总结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181 页）

当国民党的报纸开始登刊“朱毛”在井冈山进行武装活动，并震动了湘赣两省的消息后，毛泽东过去在上海、广州的一些老朋友得知此讯也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位完全是书生形象的故人如何能指挥军队纵横驰骋，一时感到难以理解。由“挥斥方道”的书生到军队统帅，同“老百姓到军人”一样，其间虽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过渡却也十分不易。

上井冈山之后的 10 年间，毛泽东经历了一条从原先还是纸上谈兵的“枪杆子”爱好者到全军统帅之路，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吸收了自己和他人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从胜仗尤其注意从败仗中学习打仗。过去以个人崇拜的方式宣传领袖时，只言胜而忌败，突出毛泽东“用兵如神”，所描写的毛泽东从上井冈山起直至中央苏区反“围剿”，几乎每次作战前都能预先算定战况的演变，军事斗争的正确的指导方针只是毛泽东头脑中固有的“妙算”的向外延伸，曾使不少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指导军事斗争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通过从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在实践中

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完善。毛泽东早年并没有想过要当军人，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成为一个统帅前看过多少古代兵书。据毛泽东自己讲，他在上井冈中以前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1964 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曾深有感慨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引自逢先知：《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86 年版，第 266 页）

在战争历史上，一向正确的“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战争的指导者作为人，在复杂多变的斗争过程中其认识总有种种局限，都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指导，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三国演义》所描写的诸葛亮，战前把“锦囊妙计”交给部将，开战时下属拆看后依计而行，便可取胜，然后再叫一声“丞相真神人也！”就是把人神化的典型，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体现，历史上也不会真有这等事。

毛泽东作为军事家之初，最突出的才干表现在对武装斗争道路的战略谋划上，对于具体的战役、战斗指挥，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摸索过程才逐渐成熟起来。历史证明，毛泽东伟大之所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他能不犯错误而处处正确，更不能像某些作品所描绘的那样事事能未卜先知。毛泽东之伟大，正在于他能比别人长于总结经验教训，一发现问题马上更改并总结经验，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及战争指导中愈来愈高明，能够比别人更好地驾驭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能根据这些规律越来越得心应手地指导革命斗争。毛泽东开始领导秋收起义时，也是要攻打大城市，并以长沙为目标。起

义部队受挫后，党内其他同志还是热衷于城市暴动，可是毛泽东却最先改变了斗争方式，走上井冈山，开创农村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中也正是通过一系列挫折、教训，才形成了正确的建军原则、战略战术以及实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的政策。

毛泽东于 1964 年所说的井冈山斗争中有“两个大败仗”，当系 1928 年

5 月问派湘南起义上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全军覆没，以及同年 8 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八月失败”，其中前一次失败与毛泽东的决定不无关系。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湘南有 8000 农军随朱德部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携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也差。此时山上给养极为困难，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涌到十分不满，在致中央的信中曾说过：“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引自肖克《朱毛红军侧记》第 121 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随即军委决定，已编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

后来的红四军）的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 29 团外，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游击战。当时这部分农军未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基

础又不好，此时匆忙派数千人脱离根据地远途去湘南，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自己溃散。在此革命极其困难之际，一兵一卒都是宝贵的，如此处置确有失当之处。后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指出： “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简单的因经济困难，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注：同上书第 122—123 页）

吸取了湘南农军第一次返乡失败的教训后，同年 8 月毛泽东就坚决反对

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同志回忆，陈毅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同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特别联系到 1928 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深有感慨他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黄克诚回忆录》（上）第 140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这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伟大和高明之处的精辟概括。

通过 10 年内战期间以无数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反复实践，毛泽东驾驭指挥战争的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其间，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如井冈山斗争时反“会剿”作战，以及后来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作战的许多战例，都是巧妙用兵，指挥有方的典范。但是，毛泽东本人也说过，在 10 年内战期间他指挥过的作战中也有过败仗。他在 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1956 年 9 月 10 日在八

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 页）

在这里，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四次败仗，其实严格讲来都只是仗打得不理想，并不是大的失利。根据战史来看，其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高兴圩战斗是 1931 年第三次反“围剿”中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对敌十九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和未集中优势兵力，结果猛攻不克，打成对峙，出现了红军一向力求避免的消耗战。

南雄战斗即 1932 年在南雄县水口圩地区进行的作战，虽然击馈广东军阀

陈济棠的 20 个团，但因兵力又未集中，打成了消耗多而缴获少的击溃仗。土城之战和茅台之战（即鲁班场战斗），则发生在毛泽东称为平生得意

之笔的四渡赤水期间。

土城之战发生在 1935 年 1 月下旬一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主力同川军郭勋祺部激战受挫，主动撤出战斗，随后不得不改变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重新回师黔北。

茅台之战（战史上通称为鲁班场战斗）发生在桐梓、遵义作战获胜之后，中央红军又在怀仁（茅台）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在 3 月 15 日的战斗中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随之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这后两次作战失利所造成的影响，正如彭德怀后来所总结的：“在鲁班场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 “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被迫的带着极大冒险性的长征，幸赖红军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复灭到达陕北。”（《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第 25 页）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曾将自己指挥的高兴圩、水口圩这两仗，都作为打败仗的典型战例。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这段讲话中，毛泽东本人又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在军事上的指挥失误，这些正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描写军事家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只写成功、不讲失误，以神化的手法来描绘我们军队的统帅，这既是片面地曲解毛泽东

的活动经历，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还说明了自己在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失误（即最早提出土地归公的《井冈山土地法》及后来的打“AB 团”），这更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同时客观地阐明了人们对于革命斗争中的许多事物都要经过失败和挫折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不二过”的态度，打一仗进一步，在挫折和成功中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与此相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却坚持那种“前面乌龟扒开路，后面乌龟跟着来”的笨拙方式，明明碰壁还硬不回头。党内军内提出批评意见，还要对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盲目坚持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把红军几乎引入绝境。由此可见，同样是出现失误，却有径渭分别的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这也恰恰是伟人与庸才，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区别之所在。

经过 10 年内战的反复实践，毛泽东不仅在武装斗争成败的检验中获得了全党全军心悦诚服的拥戴，而且其军事思想基本上全面成熟。红军到达陕北后的一段作战相对较少的时间里，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这一名篇的中心点，正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是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171 页）由他随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讲演所整理而成的《矛盾论》，更是阐述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奠定了哲学基础。

光辉的理论著作，是丰富实践的精辟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论及党内熟悉马列主义原著者并非毛泽东。同时，不管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熟读兵书、长期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作战的人也很多。然而在随后的战争实践中，任何人指导战争和军事理论的成就都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比他人更深入实践，并且兼统帅和理论家于一身，因而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深刻的认识。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此曾说道：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正是积 10 年内战之实践经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代表全党智慧的军事思想，就此终于走向成熟。历史证明，毛泽东指导战争的最高明之处，并不是在每个具体战役前都能龟卜算定，而在于他能向全党全军最深刻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根据中国特殊情况确定不同于世界上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方法，从而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有效途径，并由此找出战争中每一阶段克敌制胜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所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理论上高度的成熟，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也终于站到那个时代其他人无可企及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