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战略战术者，说过来说过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1965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班子的集体创作，后又被钓鱼台的写作班子加上了一段“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奇谈怪论。林彪本人对此文事先并未参与意见，甚至没有看过。不过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最后一节里，却有一大段令读者感到语气似曾相熟的论述，即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及随后对这四句话的一番解释。

这段精彩的论述，实际上基本引自毛泽东本人当时的讲话，即讲所谓战略战术者，说过来说过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打得，不打就是机会主义。打不得，只打不走，是冒险主义。我能吃了你的时候就把你吃掉，一口一口地吃。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我，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其基本精神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广大军民；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处理好“走”和“打”的辩证关系，就能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最后战而胜之。

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局部战争的几十年历史证明，要战胜装备技术占优势的敌人，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的精髓。主动权是军队的生命，而能坚持做到毛泽东所概括的这四句话，就能始终站到主动的地位，就可以有效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概括战略战术的这四句话看起来虽然简单，却是积多少年战争实践中无数经验的结晶。第一代从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刚刚开始组织战争时就吃过这方面的许多苦头。首先是没有“我的”一套打法，照对手“你的” 战法对仗，力量又不及你，自然要吃大亏，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打正规战的失败。再则是不会处理“打”与“走”的关系，明明打不赢，还要硬打而不肯撤退，如广州起义后的坚守城市。吸取了这类教训，毛泽东在组织武装斗争中就特别注意在战略战术上的创新，尤其是强调以已之长击敌之短，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指战员有革命觉悟，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经得起长途转战。因此，毛泽东就确定了弱小的红军要实行游击战，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1930 年以后又转为以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为主。

形成这种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战法的过程中，也有过正反两方面的许多经验教训。1929 年初井冈山遭敌围攻时，毛泽东为保存这一艰辛创建的宝贵根据地，曾留彭德怀率红五军守山、可是因敌人以重兵四面围攻，井冈山上的土木工事又根本挡不住敌人的炮火，阵地很快失守，彭德怀率部拼死突围才勉强冲了出来。这一事实证明，在有优势兵力和装备了现代火炮的敌军面前，

武器极为落后的红军死守任何固定的阵地都是办不到的。面对这一教训，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表示：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彭德怀自述》第 127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此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时，面对强敌从不进行阵地战式的对垒，并强调：“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28 页）“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正好便利了国民党军发挥其飞机大炮的威力，就敌之范而招致大败，更从反面证明了“我打我的”重要性。后来，毛泽东在批判“左”倾错误时又特别强调同强敌不打“堂堂之阵”，乞丐不能和龙王比宝，使全党全军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战法。

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红军与敌作战时，都尽量避开其优势的火力，发挥自己因官兵勇敢而善于和敢于近战夜战的特长，主动发起的战斗通常都是袭击，还经常选择在夜间，以攻敌不备，使其来不及调集优势的兵力和有效地组织火力。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每战又力求打成歼灭战。当然，由于敌人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要寻找其薄弱部加以歼击并不容易，这需要以红军的长时间的连续运动调动其就范，才能创造战机。在红军的战史上，走的时间大大多于打的时间。无怪乎当年在红军中能够长期呆下去的人，有一副“铁脚板”是最基本的条件。长征期间，虽然沿途动员不少穷苦人入伍，却大都中途掉队，造成部队大量减员，重要原因也是这些新成员未经锻炼就进行如此长途的行军，跟不上老战士的步子。也正是由于红军有了这种“走”的锻炼，指战员都有过人的脚板功，国民党军（除了马步芳的骑兵在河西走廊的特殊条件之外）在运动速度上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红军纵然作战不利，也大都可以摆脱敌人；红军作战取胜，又完全有把握追上并消灭逃敌。这样，无论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都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拿手好戏。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敌人是当时被称为世界“六强之一” 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其装备之强，训练之精，远非内战时的敌人国民党军可比。加上日军官兵受军国主义的思想毒害，崇奉极其野蛮凶悍的“武士道” 精神，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这种形势下，由红军改编的为数不过几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如果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硬打硬拼，不仅很快就会全部消耗殆尽，于抗战大局也不会有大的裨益。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希望共产党军队开到正面战场作战，以借助外战消灭他们多年未能解决的最主要的对手。在这一新形势下，毛泽东以高度的冷静，仍然坚持只担任适合自己作战特长的战略任务。1937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就蒋介石决心抗战一事致电表示拥护，同时又说明：“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所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8 月 1 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更明确地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 8 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解释“游击战争”的内容，就是指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打山地战，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和便利战争。

正是坚持从发挥自己的作战特长出发，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又进行了建军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即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以游击战为主。这种转变看起来似乎是倒退，却是在战略战术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是达到历史进步不可缺少的一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用自己独特的一套游击战术的拿手好戏，使日军动用优越的技术手段和强大的兵力进行的“治安战”如“蛮牛捕鼠”。“扫荡”时，往往是攻无目标、战无对象，可是自己的薄弱部分又经常遭到打了就跑的“麻雀战” 的袭扰。这样的游击战不仅长期牵制和困扰了日军，并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游击战通常只是战术性的行动，毛泽东首次将其提高到战略高度，并在抗日战争中真正显示出其神奇的威力。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人民解放军独特的战略战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强调要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41 页）。在国民党军想利用自己兵力和装备优势寻求主力决战时，人民解放军偏偏实行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解放区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加以歼灭。待国民党军以重兵于山东，陕北两地实行重点进攻，以图在解放区内部长期纠缠时，毛泽东又毅然决定大踏步前进，向外线即国统区出击，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多数主力部队拖回后方。这样，人民解放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拨动着蒋介石的算盘，使他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经过长期牵来调去的运动战，疲惫沮丧不堪的国民党军最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绝大部分军队都被一口口吃掉，剩下的不足五十万军队逃到台湾，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兵保护，才得以存活下来。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战争中所培育起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仅在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场上取得了辉煌胜利，在世界型的现代化战争中也充分显示出了威力。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场现代化战争，新中国军队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最优越的技术装备的美国军队。这场战争开始后，中朝军队虽然在兵员数量上始终略占优势，但敌我双方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却超过以往历次革命战争。当时中美两军的武器装备对比，可用下面的数据来说明：

志愿军一个军：美军一个军：人数 4．5—5 万人 6 万人

火炮 198 门（多为 75 毫米）1428 门（多为 105 毫米）

汽车 120 辆 7000 辆

坦克 0 430 辆

此外，在朝鲜战区美军还有 1000 多架作战飞机、300 多艘作战舰只，作战行动始终有密切的海空支援。

中国方面直至战争爆发近一年后才有少量空军正式参战，而且只是有限地掩护后方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前线。海军则因力量过于弱小，完全没有参战。

在交战双方技术装备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按照西方那种对等交锋的方式摆开阵势拼火力，打技术，那么中国军队根本不能与美军抗衡。可是，中国出国部队发扬了毛泽东长期倡导的优良战斗作风，专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充分利用自己的步兵在复杂地形下运动灵活，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和政治优势，看准美军害怕近战夜战、战术呆板和依赖

公路害怕交通线受威胁等弱点，白天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自然条件尽量隐蔽，使美军强大的炮火和航空兵找不到攻击目标，大量炮弹、炸弹只倾泻到无人的前沿。到了夜间，志愿军却突然出现在美军面前，而且一交手就穿插迂回，专门向美军侧后打。这种战法美军从来没见过，一时完全被打得不知所措，无法适应，只好从清川江狼狈逃到三八线以南，连汉城都一度被迫放弃。只可惜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跟不上，否则真有可能像原来的《志愿军之歌》中所唱的那样——“把敌人赶下太平洋”。

志愿军出国后的一、二、三次战役连战连捷，特别是第二次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后，美国舆论也承认，在朝鲜与中国人作战的这次溃退，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一直是受外国侵略者欺侮和挨打的历史，可是当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民经济还极端落后之时，所派出的一支装备异常落后的军队出手一战，竟能把以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打得大败而逃。原先异常狂妄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遭惨败后也立即承认自己遇上了“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其后，由于我国的国力所限，进一步发展胜利遇到困难，以致在三八线上转入战略防御。朝鲜战争最后是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停战形式结束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近现代对外战争史上表现最为出色的一次胜利，在全世界面前大振了国威军威。正是经过了朝鲜战争，不仅世界上许多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纷纷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下力量研究这一课题。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从此奠定了其公认的国际地位。

在建国后其他军事斗争中，毛泽东仍始终体现了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

强胜弱败是战争的一般规律。但毛泽东在领导力量相对弱小的革命军队迎战国内外强大敌人时，一向以科学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敌我优劣，认清敌我双方各自的强点和弱点。同代表反动没落势力的国内敌人相比，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政治上具有根本的优势。革命军队的官兵团结一致，英勇顽强，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锻炼出一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也是一切反动军队所不具备的。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弱中有强，敌人强中有弱，只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充分发挥革命军队的主观能动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找出扬长避短、最终战胜强敌的途径。在毛泽东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能一再在兵力或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克敌致胜，除了战争正义性等政治因素外，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不拘成法、高敌一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教育训练所规定的指导方针之一，也是指导作战的基本原则。这里所讲的“灵活机动”，最主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之长，以攻敌之短，在战略战术上发挥出自身的优势。

为了发挥自身优势，并寻找和利用敌人的短处，毛泽东在作战指导上还有一个高超之处，就是善于掌握对手的心理，根据战场条件调动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出现判断错误和行动过失，乘敌之隙，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战机。所谓“运动战”者，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打“堂堂之阵”，调动敌人至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场上加以歼击的主要方式。这种运动战，在革命战争中经常采用的是围城打援、声东击西等形式，往往能有效地牵着敌人的

鼻子走。这是因为城市一直是统治阶级盘踞的中心，为反动头子身家利害所在，有攻必救，常能迫敌就范。

在进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还很注意摸清对手的特点和癖好。据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的一些老参谋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墙上贴了不少对手的简历，一有空就对着墙看。了解对手再下决心，这是毛主席的一贯作风。对于蒋介石和国内其他反动军事头目的心理及指挥特点都了如指掌，就如同毛泽东说的，“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23—1124 页）摸清对手的特点后，就可以掌握其脉搏，诱其上钩，迫敌听我指挥。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世界战争史上，毛泽东是一位公认的战略战术大师。从对战略战术的运用看，他从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坚持以我为主，始终居于主动，因而也从不畏惧任何强敌，总能从强敌之短、我方之长上找出对付敌人的办法。大路朝天，一家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是何等磅礴的气势，又体现了多么清醒的科学态度。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时，最为欣赏的也就是“发挥特长，克服特短”的精神。历史证明，不论战争条件如何变化，毛泽东这种运用战略战术的态度将始终适用，这也是伟大军事家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