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正规化”问题上的蹉跎

1959 年国庆十周年阅兵时，在天安门广场前隆隆驶过的是成百辆坦克和由机械车辆牵引的火炮，以及其它技术装备，同时成百架作战飞机掠过广场上空。尤其值得当时中国人自豪的是，这些在那时已经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常规装备，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尽管这些装备还是仿苏式产品，却也标志着中国军队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飞跃进步。可是在十年之后的 1969 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出现了部队的受阅行列时，出现的武器装备就只是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并由受阅者在广场前表演了刺杀动作。虽然不能否认这十年间我国在“两弹”等尖端武器上有巨大进步，可是这种阅兵的形式却反映了这样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即：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此时已经陷入了一个蹉跎徘徊的误区。

在红军非常弱小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过早地让红军正规化，是根据国情军情而持的正确态度。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迅即提出了建军进入高级阶段的任务，为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学习样板是被视为“老大哥”的苏联军队。1952 年 12 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1953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必须

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337 页）。在发扬人民解放军自身光荣传统的同时，全军在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对于促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在建国时还使用“万国牌”杂式武器，国内连一门重型火炮都不能制造，部队也极其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和能力，这种状况只用了不到十年就从根本上

改观。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人民解放军的常规武器装备已经基本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国家也建成了整体上配套的现代国防工业，军队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进行的教育训练也有飞跃进步。

令人婉惜的是，军队建设的轨迹到这时却开始出现了马鞍型。1956 年苏联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苏联模式的弊病开始被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也开始重新思索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道路，并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上及实践中的探索。这些探索，对开拓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道路有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较少参加军委会议的毛泽东，于 1958 年却多次出席以反对照抄苏联教条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并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号召。反对前一阶段学习苏军时存在的一些暇瑜不分、机械照办的错误，无疑是对的。勇于冲脱苏联模式，也体现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气概。然而事物在这时又走到了极端。在强调破除迷信之时，实际却放弃了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学习；强调发扬自身光荣传统之时，出现了盲目自大、固步自封的思想僵化倾向；强调破除苏联的教条，却把毛泽东的论著教条化。经过这样一场斗争，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长期在军内不敢再提，只是孤立地片面地突出革命化。这个“革命化”，后来又经林彪之流在“突出政治” 中大加曲解，与现代化、正规化对立起来，使军队建设的整个方向出现了偏差。徐向前曾回顾 1958 年“反教条主义”至“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说：“这时干扰却从‘天’而降，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致使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长期徘徊不前，蒙受的损失简直难以估量。”（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 854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五十年代末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不可免地反映到军队内部，不正常的政治斗争日益严重地干扰着军队的建设。1958 年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时，又提出了开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后来，抓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都被当成“单纯军事观点”，并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将林彪的“四个第一”当作指导思想。这一决议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发行后长期在军内实施，使那种空洞的极“左”政治进一步冲击了军事工作。

进入六十年代后，虽然“左”的错误滋长，毛泽东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如 1964 年 6 月，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的比武表演后，曾极感兴趣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可是当林彪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并以此否定大比武后，习惯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毛泽东又一时听信了林彪的谗言。出于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防范，以及战争年代那种偏重实战训练的习惯，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在五十年代有关军队建设的许多正确论断和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同意取消了大多数军队院校，许多国防科研单位也停止了工作。研制原子弹的人要扛起锹镐去走“五七道路”，体现愚昧的“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等一度代替了日常的正常训练。在世界各国为培训现代化军人都在加强军事院校、抓紧现代化训练时，我国却出现了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怪现象，实在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应该加以区别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是在探索时出现思想偏差，林彪一伙则是故意借“突出政治”之名以售其奸。在任何国度，军事都要服从于

政治，在一向强调政治挂帅的新中国当然更会如此，问题在于此时的政治方向出现了问题。毛泽东当时在政治上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担心党和军队改变颜色，同时又错误地将某些现代科技与西方资产阶级和“苏修”挂上了钩，在军队工作中自然会出现“突出政治”冲击国防现代化，甚至取消某些科学化的工作程序，只迷信“革命化”的状况。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阴影，笼罩军内许多年，所造成的后遗症还影响至其后的许多年。本来，经过建国后在国防建设中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及随后进行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新中国在军事科技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差距却又日益拉大。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关心军队的革命化建设重于对装备、训练等问题的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时至今日，我们军队仍有一个如何确保自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的政治合格问题，这在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时仍不可忽视。不过问题在于，革命化与正规化、现代化本来不应相互矛盾和对立，尤其是正规化、现代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专利。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这“三化”，孤立地片面地突出所谓“革命化”，不仅会严重影响另外两“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化。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其目标是推动社会加速进步，其中也包括国家科技上的迅速发展。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林彪一伙搞的所谓“革命”，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和一段时间的倒退，标榜空头政治也搞坏了军队的风气。“九一三事件”暴露了那伙口头上“最最革命” 的人的真实面貌，这也是对那种抽象的“革命化”的一个莫大讽刺。

如果全面地回顾历史，也应指出，即使在国内出现严重动乱的岁月里，作为时刻关心国家安全的毛泽东也反对军队出现“乱”，并且始终重视尖端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和导弹、核潜艇的研制。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这些项目在六十年代有创世界纪录的突破。如美国、苏联由试验原子弹成功到试验氢弹成功都用了四至五年以上，中国只用了两年另八个月。我国在尖端武器研制上的进步，大大加强了国防力量，对遏制侵略者对我国发动核战争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毛泽东晚年在国防事业上的这一贡献，在议论其失误时也是不能抹煞的。

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整体系统，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增强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仅偏重于某一单项，急功近利，不能在整体上协调一致地综合平衡地向前发展，国家的军事实力增长必然大受影响。即使因领导人的重视“狠抓”某一单项，以“大会战”方式一时使某些武器的研制获得较快的突破，从长久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也必然后劲不足，最终还会慢下来。在我国六七十年代，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再加上对知识分子的某些错误政策，“突出政治”乃至“文化大革命”对科研单位和院校又形成巨大冲击，军队的文化素质一度下降，国防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从整体上大受影响，并出现人才“断档”。这种缺乏综合平衡和未注重整体效应的结果，造成了我国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常规武器的研制严重落后，研制出的一些新产品也因作战系统不配套而难以形成战斗力。这样，常规装备的研制尽管投入不少，其整体水平却长期得不到很大提高。至于尖端项目在六十年代很高的发展速度，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也迟缓下来。

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几年，也痛感到这些问题。“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

沉沙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军队只搞文不搞武，并就加强军事训练和国防科研工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在事实上开始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1975 年，毛泽东虽已长卧病榻，还就改变我国海军和电子战方面的落后状况作出批示，表现出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还关注着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不过，一些正确的措施随后义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晚年的毛泽东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偏差，在军事问题上也陷入一个不能自解的矛盾和困惑之中。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现代化建设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一方面又担心军队因注重正规化、现代化而背离过去的革命传统。经过“九一三事件”的冲击，毛泽东的身心又已十分疲惫。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总是在与病魔和死神的威胁作斗争，同时也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如意处。心境的凄凉和身体的衰弱相伴，使他难以再去进行新的探索，也无法全面地反省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军队建设上的正误得失。期盼和遗憾，最终全部留给了后人。

毛泽东在国防现代化问题上出现的困惑，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现象，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民族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时所难免出现的困窘。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的国防现代化，必须与其他三个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前进。现代军事科学要建筑在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及全民文化素质之上，因此它有赖于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准的提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建国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30 页）的国度来说，达成这一目标何其艰难！中国革命战争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军队基本成分来自于旧式农民。虽然经过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锻炼，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条件，毕竟使他们对如何进入现代化社会准备不足。当然，作为经历了激烈战争的军人，切身体会使他们都一致地感到先进武器的重要，可是在重视这一“硬件”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软件”即现代化的人才培训及一系列正规化的制度，却在长时间里没有被充分认识。毛泽东一些不正确的主张在军内长期能受到多数人发自内心的拥护，恰恰也源于这一基本弱点。

毛泽东说过，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的着眼点却不尽一样。鲁迅著名的小说《阿 Q 正传》着重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缺陷，想以此来剖析中国国民性中的病弱一面。毛泽东的著作中谈及农民，则主要着眼于其在革命中的积极性，并根据这一积极性来“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主要是唤起贫苦农民）。正是出于这一着眼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是一个最伟大的成功者。毛泽东确定的政策和纲领，使得被许多人视为现代社会“落后的一群”的无文化、封闭、保守的旧式农民，即鲁迅笔下那些“阿 Q”、“王胡”及“小 D”等，都在以革命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员之下，投身于人民战争的洪流之中。甚至连“吴妈”之类，也加入了做军鞋、磨公粮的行列。革命战争的洪流会洗涤其身上许多落后性，可是与古代没有多少区别的落后生产方式毕竟限制着他们的视野，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加上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绝对化，长期出现了以“大老粗”为荣的反常风气。这种毛泽东也感慨过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实际上也不可免地包围和影响着以“农民运动之王”著称的毛泽东本人。建国后军队建设问题上的曲折发展，不难从这里找到其社会原因。

国防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小农经济滋生的那种单向的、狭隘的思维方式中彻底摆脱出来，这不是修建几座军工厂，引进几件新式武器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保持中国特色和人民军

队光荣传统的同时，必须大力学习和借鉴军事科技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没有去过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没有亲身实地研究过发达国家的军队，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及以此为基础制造的武器技术装备缺乏感性认识。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出国是访问苏联，也许是由于身份所限，其间也没有深入参观过苏联的军队。他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弊病，也想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摸索新路，可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种探索就难免会走上曲折的弯路。

杰出的历史人物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自然的人，研究其生平既应立足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也应研究其个人自然性的生理原因。人到老年通常怀旧，对早年的事件记忆清晰，对近期的情况往往冷漠，在感情上也会特别怀念自己的初恋。一代伟人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终究也没有能跳出这一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通览建国后毛泽东有关军事问题的讲话就可以发现，进入六十年代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反而越来越多地回顾红军时期的事件，还经常引据一些古书上的典故。尽管解放后进行的历次局部战争对于指导现代军事斗争具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可是毛泽东提及它们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越到垂暮之年，毛主席就越怀念夺取政权时那些激烈战斗的岁月，往往动情不能自持。1976 年初，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看了最后一场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泪如雨下，服务员被迫未待终场就将他用轮椅推走。

毛泽东晚年执着的“政治初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早年接受的瑕瑜并蓄的种种政治思潮，以至在治国时采用了许多带有空想色彩的措施；毛泽东晚年念念不忘的“军事初恋”，则主要是他刚刚从事武装斗争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并在许多问题上以此来对待时过境迁的现代军事问题。领袖终身制所带来的弊病，作为政治体制中的胆固醇，愈到老年往往愈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一点，在毛泽东晚年对军事问题的决策上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这也是历史和中国的社会条件给一代伟人身上造成的难以避免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