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欢呼毛主席

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在 1935 年、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然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则要比这一时间还早三年多。1931 年 11 月 7 日，江西瑞金一片喜庆气氛，入夜还举行了提灯游行，这个赣南县城一举成为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全国性革命政权的首都“瑞京”。当天，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并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苏式职衔相当于总理）。从此，“毛主席”成为人们对毛泽东的专有称呼，以后一些年里甚至发展成为中国语言词汇中使用频率最高之词。就连战争环境中与毛泽东嘻笑怒骂无忌的彭德怀，在长期叫惯了“老毛”后，在众口一辞中也不能不略有吃力地改叫“主席”。

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这一“主席”，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但是已经反映出他在党内、红军内和全国革命人民中享有他人难以比拟的崇高威望。1931 年 11 月间，毛泽东党内职务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家副主席、只能算毛泽东副手的项英、张国焘，却都是老资格的现任政治局委员。然而，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中央苏区是毛泽东经历了数年转战亲手开创的，红军的胜利特别是三次反“围剿”的大捷是毛泽东指挥的，过去为苏区广大党员、广大军民崇拜的“毛委员”，在建立中央政府时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高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外发布文告，多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政府的名义，连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起草的对日宣战的文告，也用毛主席的名义发布。在那种信息不灵、各支红军还被分割在穷山僻壤的各个根据地内苦斗的情况下，一般党员、干部和战士极少有人知道掌握党内大权的陈绍禹、秦邦宪是谁，对其别称“王明、博古”更属茫然，只知道中国革命政权的象征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象征朱德。对毛泽东长期抱有仇恨的张国焘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在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并不太清楚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却无人不知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字。处于偏远的陕北的红军干部，尽管几乎都与毛泽东素未谋面，可是一听说毛主席来到陕甘苏区，都肃然起敬，并悉心让毛泽东来解决他们的内部纠纷。毛泽东的这种威望，也是他能够在遵义会议上确立党内领导地位，并在随后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狂热的个人崇拜风潮中，毛泽东也明确反对“大树特树”他的“绝对权威”，强调权威是在斗争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尽管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许多理论颠倒错乱，这一解释还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如此崇高的威信，根本不可能靠人为地去“树立”，而是靠他本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的表现，才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推崇。在那个战火纷飞、枪杆子起决定作用的年代，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功绩，又成为他确立权威的最重要的因素。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树起全国为之瞩目的红旗后，引起白色政权的恐惧和重视，随之招来两省军阀的重兵“会剿”。毛泽东不得不与朱德率部突围，进军赣南，以后又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从而形成后来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创立，使南京政府更为惊恐，于是出现了倾国之力的“围剿”。在这种红军。根据地以奋斗求生存、险象环生的境遇中，毛泽东表现出“每临大节见真知”的过人之才，使中国革命力量如缕殆绳的脉胳幸免中断，并走向了堂煌光明的发展之路。

1929 年初红四军自井冈山突围后的日子，可谓惊险危殆相继，一旦脱离了根据地，红四军就反主为客，遭敌伏击、穷追，连连失利，朱德的妻子都在途中被俘牺牲，红四军内部许多人对前途也感到茫然，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时的上海党中央也十分悲观，发来了“二月来信”，要红军分散，朱毛离开红军，“速来中央”。如照此执行，已无根据地依托、思想又出现动摇的部队就会立失领导重心，分散活动的前途也只能是被敌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各个消灭或瓦解。在此危难之时，作为下级的毛泽东敢于以反潮流的精神，抵制了党中央的错误指导，直接致信中央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03 页）在信中，毛泽东还预言蒋桂战争即将爆发，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此信刚刚发出，果然如毛泽东所言，“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蒋介石的军队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展开了一场混战。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开辟了广大的新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匝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红四军在闽西站稳脚跟，毛泽东却有近半年被排除在红军领导之外，他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也由陈毅接替。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后人可以再去评说。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红四军离开了毛泽东，又连遇挫折。

特别是不听毛泽东之言，进兵民俗、方言大异而且敌军又很强大的广东，红四军折兵三分之一。同时，红四军内还出现种种错误思想，种种矛盾一时难解。在这种形势下，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的陈毅与周恩来相商，决定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四军领导，并发出著名的“九月来信”。于是，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会议，重整红四军，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很快出现新气象。

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党中央又于 1930 年夏天出现“立三

路线”的错误，要求红军攻打各大城市。兵力已有 2 万多人、由朱毛领导的红一军团，被赋予攻打南昌、再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会攻长沙的任务，并准备与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毛泽东开始也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执行了这一计划，并在途中赋下“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词句。可是一经进入战斗第一线，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未执行攻南昌的命令，并随之从长沙城下撤围，会同已与红一军团合组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进至赣南地区。这样，在立三路线统治的三个月里，朱毛彭黄的红一方面军不仅未像许多地区的红军那样因盲动而损失惨重，反而发展到 5 万余人，其兵力占全国红军总数的一半还多。

从 1930 年末至 1931 年秋，红一方面军又连续经受了三次“围剿”的严峻考验。这时毛泽东经过多次战斗实践的磨炼，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军事指挥员。在作战中，他巧妙用兵，深为全军折服，而且重要的是，他在党内关于红军发展方向的争论中，又以其正确见解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在第二次“围剿”来临之际，面对敌 20 万大军“步步为营”的筑堡前进，刚刚由上海中央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毫无军事经验，主张放弃根据地。多数人一时还支持这一意见，甚至有人搬出共产国际某个领导的话，称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毛泽东却坚决反对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一个月无结果，敌军已经进到富田到东固之间，毛泽东果断指挥出击，于是出现了“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位，为营步步嗟何及”的场面。

直至 1980 年，黄克诚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深有感慨地说：“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1931 年秋天以后，由上海的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的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批判了毛泽东，也一度让毛泽东交出军队指挥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前一段已经树立了无可争辩的功绩，仍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政权中名义上最高领袖的地位，尽管有人抱怨这一职务是有职无权的“加里宁”。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还把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由于博古、李德等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长征。长征开始又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尤其是过湘江时为掩护笨重的坛坛罐罐，让战斗部队进行甬道式的两侧防卫，以致于全军过江后总兵力已较出发时折损过半。红军离开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就一败致此，使多数指挥员又重新呼唤毛主席。于是，遵义会议应运而生。尽管这次会议是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规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由于张周二人都心悦诚眼地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实际上

成为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重新掌握指挥权后，率领红军四渡赤水，虽然一度摆脱了追兵，部队仍相当疲劳，也遭致林彪等人的一些怨言，不过在渡过金沙江后的会理会议上，这些发怨言者受到毛泽东一番批评即无声息，说明他们已形不成什么气候。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却出现了新的严重挑战，掌握了红四方面军指挥权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要中央服从于他。在中国，历来是有军则有权，四方面军这时兵力有 8 万人，是一方面军的 4 倍，何况四方面军过去未受过毛泽东指挥，张国焘又以愚民政策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可是在当时双方争执的最重要的问题，即红军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又显示了自己的正确。如依张国焘之见，红军向康藏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那么只要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封锁住几个山口，基本上以汉族构成红军被阻于民族隔阂甚深的藏民区，既没有条件扩大军队，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贫瘠高原上又没有可能搞生产，很快就会陷入绝境。毛泽东坚持北上尽管被张国焘诬为“逃跑”，却打开了局面；张国焘西进并自立“中央”，却真正陷入了一筹莫展之地。面对无情的事实，红四方面军多数干部也要求步中央之后北上，长征到达西康的红二方面军又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张国焘不得不取消自立的“中央”，率部北进与中央会师。实践检验的结果，终于使三个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干部拥戴毛泽东的领导，于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虽非出自内心，却也公开向党中央、毛泽东检讨认错。1936 年 12 月，毛泽东成为军委主席团主席，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红军最高统帅。

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后的毛泽东，后来遇到党内最大的一次挑战，是来自于 1937 年 11 月下旬由苏联回国的王明。那个在十年内战的白色恐怖中既不敢去农村苏区、又害怕在白区城市久留，有八年之久躲在莫斯科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幻想当中国革命胜利具备基本条件之时，自己再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那样归国，在欢呼声中充当领导。可是当他在延安下飞机后，才发现已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人们关心的主要是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并不把他本人当作领袖拥戴。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机场介绍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并说明他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那些长期在朱毛指挥下通过战争成长起来的军事干部们，大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这位一直置身于中国革命战争之外、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毫无功绩可言的王明，回国后虽在军队中指挥不动一兵一卒，然而却握有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尚方宝剑”。王明回国后，在有关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权及战略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毛泽东主张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共产党的兵权；王明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内军队实行“七统一”，即要共产党的军队接受国民党的“统一指挥”。在八路军的战略指导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向敌后发展力量；王明则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并要共产党的军队主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反对王明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与斯大林的指示“对着干”。在这又一次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再次以实践所验证的正确，使全党信服了他的主张。抗战开始后仅一年的结果即说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华北敌后大发展的八路军取得巨大的成果，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工作却是既“轰轰烈烈”又“空空洞洞”。

尊重现实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38 年 10 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出自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之口的指示（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意见），强调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领导，否认了王明的领袖欲望，在国内本无基础的王明失去这一“尚方宝剑”，立即又以其一向擅长的吹拍之术献媚于毛泽东，以后还在

《新中华报》专门撰写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当然，王明的这种表演，依然未能使他在随后的整风中逃脱批判。以后抗日战争的结果证明，毛泽东在抗战初期确定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以敌后为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点。从宏观角度看，继土地革命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军队诞生并在奋斗中求生存时期之后，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革命军队空前大发展阶段，为解放战争时期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 年春天，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走进高悬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横幅的会场时，人们都看到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经过近八年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从原来只有 150 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至东海之滨，已经拥有近：亿人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开始只有 4 万多人的八路军和 1 万余人的

新四军（南方游击队下山集中时还只及此数一半），发展为近 100 万人的大军。中国革命力量的这一空前发展，不仅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制止国民党妥协投降的中流砥柱，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同反革命力量实行总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实力，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这时的毛泽东以其英明正确的领导，特别是对战争的胜利指导，在全党全军终于赢得了一片由衷的欢呼。

七大的另外一个光辉标志还在于它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过去由于“群雄并起”创建军队及根据地的历史原因，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都分为不同的“山头”，大“山头”内又有小“山头”。如红一方面军内还有一军团、三军团这两个主要“山头”。不同山头的干部刚到延安一起学习时，听到了防空警报去躲飞机，常常都是一个山头的人向一起跑。经过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以及本着承认山头、尊重山头、反对山头、消灭山头的态度，对各根据地的干部尽量摆平，并以其正确的领导使各方面的干部心悦诚服，从而基本消除了明显的山头主义，使全党全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统一。“毛主席万岁”这一曾长期为中国人耳熟的呼声，正是从此时起开始响彻中国大地。

党的七大刚刚结束，日本就宣布投降。在此形势突变之时，毛泽东又受到美国的威胁和斯大林的压力，敢不敢于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敢不敢于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又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当时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并以直接干涉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共在国际上仅有的政治同盟者斯大林又要求毛泽东与美蒋反动派妥协以求得和平。1958 年夏天，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一次长谈中，曾以合盘托出之势倾诉了对斯大林许多错误的积怨，其中特别指出，在中国革命的最紧要关头，不许中国革命，反对中国革命，犯了同季诺维也夫一样的大错误（余湛、张光祐《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1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面对来自敌友两方面的压力，毛泽东在进行和平努力时，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主张，尤其是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颗子弹，都要保存，

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新版第 1161 页）这样，就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努力未能实现之时，能够马上进行反击蒋介石进犯的自卫战争，并随着战争的顺利进展将其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转战于丛山沟壑之中，身居土窑洞，在世界上最小也最简陋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革命战争。三大战役，乾坤扭转，百万雄师，排山倒海。这场战争完成之迅速，胜利之辉煌，不仅出、乎国内外朋友和敌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毛泽东本人事先的预计。当毛泽东在万众欢呼声中走上天安门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终于在新中国诞生的实践中得到最好的验证。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军事上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确定是否出兵的问题。面对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实力、最先进装备的对手，毛泽东曾有多少天日夜不眠，在确定决心前踌躇再三。尽管党内最高领导层中提出了不同意见，担心“引火烧身”，把新建立的国家打烂，苏联领导人也表现出犹豫退缩，毛泽东还是最后下定了出兵入朝参战的决心。出兵朝鲜作为毛泽东一生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很快又被事实证明是英明和富有远见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军队一百多年来在世界战争舞台上一次最为出色的表现，过去任“八国联军”欺凌的古老神州，一举以打败“十六国联军”的辉煌战绩被自己的对手公认为世界军事强国。历史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决策的正确，使党内许多人相信毛泽东超过相信自己和相信领导集体，并产生了以后一些逐步走向反面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确实站到了那一个时代的其他人无可企及的高峰。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熟读兵书、长期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作战的人很多，可是任何人在指导战争的成就上都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在本世纪的国际战争舞台上，毛泽东也以他世所罕见的军事成就受到推崇。尤其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是毛泽东作为军事家的黄金时代，其理论和实践的正确，举世公认。把毛泽东视为“民族主义者”，内心对他深有成见的苏联领导人也不能不尊重和敬佩这位“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所评价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青年毛泽东并无意成为军人，可是时代的进程却把他作为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和杰出的统帅，永远铭刻在史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