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式武装的遗产上进行建军探索

懂得军队的重要性不易，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更难而又难。初上井冈山时的毛泽东，是以孤独的情怀进入了湘赣边界的偏僻山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当时是唯一亲身在农村根据地从事军队建设工作的人。隐蔽在上海租界洋房内的中共中央开始不仅未支持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反而因秋收起义的失败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一处分传达到井冈山时，一度被误为“开除党籍”，毛泽东一时成为“党外人士”。此刻，毛泽东身边只有不足千人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内部的叛变和逃跑的阴谋仍不断发生，刚刚表示归顺的“山大王，’武装也未进行改造，四周又是强敌环绕和一片白色恐怖。此时毛泽东所处的境况之恶劣，可想而知。

如此艰难的环境，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毕生的烙印。熟悉毛泽东生活起居的人都知道，中晚年的毛泽东有两难，即睡觉难和大便难。其入睡之难，造成脑子长期紧张过度，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不无影响。而造成人睡难，恰始自上井冈山。黄克诚在回顾毛泽东脑子紧张过度的原因时，曾说过：“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五八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六十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黄克诚回忆录》第 385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当时毛泽东日夜苦心焦虑，所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旧式雇佣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人民军队。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相结合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军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客观地评价历史，必须承认这一军事基础主要还是旧雇佣军队的遗产，很不适应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

自创建铁甲车队至大革命失败，这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部分军队。例如叶挺部队，行动听共产党的命令，军官大多数是党派去的干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部队不但在番号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军队中的募兵、管理、教育等许多制度，仍没有冲破旧式军队的规范。在部队里，士兵都系雇佣而来的破产农民，虽然进行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教育，但是他们多数人感受不到战争与自身解放有什么密切关系，“当兵吃粮，领饷养家”这种旧式雇佣军队的基本传统制度，仍留存在这支受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之中。叶挺部队中的军官虽然大部分是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却也有不少人继承了旧军阀部队的军官习气，以当官挣钱为主要目标。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顺境中，天天锣鼓欢呼，薪饷供应无虑，部队当然能始终保持“铁军”的高昂士气。一旦严酷的逆境出现，部队的状况立即就急转直下。

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时立即出现了当时党内报告中所述的如下情况：

“八月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车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 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骨干——国府警卫团，也是由“铁军”中

派生出的一支劲旅，起义之后存在与南昌起义部队同样的问题。1936 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对此曾回顾说：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53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向井冈山的转移中，毛泽东所率的部队中不仅普通的战士和下级干部大批逃跑开小差，留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师长余洒度也悲观离队，以后又投靠了国民党。到达井冈山下，全团部队所余不到先前的三分之一。刚刚上山不久，新任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这三名主要团领导又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追回部队，并处决了这三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被断送掉。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部队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根据旧式雇佣军队的传统和制度，“官靠薪，兵靠饷”，而且兵为将有。形势恶化，薪饷不济，旧式军队马上就会哗变、溃散，或受他人收编。军队将领在政治上一转向，与将领和各级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队也跟随而去。这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规律。军队的雇佣性质不变，就跳不出这一规律。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党内有些领导人一时还不能找出摆脱雇佣军队制度的方式。1927 年 11 月海陆丰起义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当地编练工农革命军的方式仍是以薪饷招募志愿兵，规定“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在同年 12 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这种纲领，实际上还是沿用了以雇佣军队吸引士兵的旧方式，而且想使红军的薪饷比旧军队更多（当时旧军队士兵的月饷一般是五至十元），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可是广州起义的剩余部队奔向海陆丰与当地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后，在敌人的进剿下被迫退到穷困的山乡，既没有每月“二十元现洋”来募兵，愿意投奔“招军旗”的“吃粮人”也不肯在这样危险和困苦的环境中受雇，再加以其他政策错误，部队主要靠原有的老骨干，越打越少，以致很快不能维持。事实证明，这种靠招募雇佣兵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行

不通。

大革命失败及随后武装起义受挫的无情客观事实说明，共产党人要想进行革命战争，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军队，并在建军工作中“另起炉灶”。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偏僻的山乡，依靠广大农民去创建人民军队。在这种环境下，既不可能采取中国封建军阀和草寇式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集队方法，也没有条件像苏俄那样利用已有政权实施国家征兵式的建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所探索出的方式，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和发动土地革命、开辟根据地结合起来。这种建军工作中缺一不可的“三结合”，靠的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可以

立脚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以“打土豪”筹款养军；用“分田地”给农民最大的实际利益，并在斗争中激起对地主豪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动员农民当兵；在几乎无薪饷、部队生活又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以阶级斗争的教育和根据地政权的保障作用，激发参军者的斗志并解决其家庭困难（如农村政权要负责对军属分到的土地实行“代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64 页）

毛泽东在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这一创举，终于解决了在中国土地上人民军队建军的基础——兵源问题，进而又创造了养兵、训兵、带兵、用兵的全新方式，建立起一支虽以农民为主体，却由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完全新型的革命军队。此后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既没有国家政权，军队又全无薪饷，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取兵于农、养兵于农、寓兵于农，靠的就是建军问题上的这种“三结合”。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不打土豪，改为减租减息，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土地革命），农民战争，再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三者相加，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通过在斗争实际中摸索，既以土地革命为建军服务，同时又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对这三大任务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个别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抗日战争中就将打上豪筹款改为生产，解放战争后期又将生产队的任务改成工作队，但是这三大任务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

过去旧军队的传统是单纯吃粮打仗，受其影响，红军初创之时很多人并不愿意从事群众工作。当时被扣上“枪杆子主义”帽子的毛泽东，却极力反对这种旧军队的传统观念。192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指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大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个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一年多以后，毛泽

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又特别提出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问题。此后，毛泽东又长期在军队中强调三大任务，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贯彻这三大任务的一系列方法，从而使人民军队能够形成一种以往军队所没有的全新风貌。

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这是前人从未遇到的新课题。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旧式农民毕竟是带有许多落后性的小生产者，在中国古代，靠号召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财产、土地的“均贫富”式的动员，也能发动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军，甚至是扭转乾坤、夺取天下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这种旧式农民战争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思想的领导，只能“破”不能“立”，一时的绚丽多彩最终不过是无果之花。在建军方面，历代农民军的军制只要略具规模，就要仿照封建王朝军队的旧制，其斗争方向也要回复到改朝换代的老路上。共产党人不同于黄巢、朱洪武和李闯，毛泽东所领导创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区别于赤眉、绿林和太平军，恰恰在于建军中注入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的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灿烂之花，首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大放异彩。

毛泽东在建军工作中的第一项创举，就是于上井冈山前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重要意义，一是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二是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前者，可以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后者，可以使军队建立完全新型的内部外部关系，确保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能够团结一致。

1927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这次改编中体现的两项基本原则——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主义，从此却成为两件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以后人民军队建设中日益完善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这两方面内容的延续和发展。那个位于江西宁冈县境内偏僻的三湾村，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从三湾改编起即扩大了党代表的派驻范围，尤其是将其建立到连一级，从而使党的代表制度深入到基层，并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直接掌握了士兵。在叶挺独立团成立初期，全团 2000 余人，只有 20 余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军官），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各营只有党小组。北伐战争期间，部队中党员虽然增加了好多倍，可是部队也扩大了几倍，党组织相对薄弱的情况并未改变。尤其是军中的党组织没有建立和深入到基层，无法很好地掌握雇佣来的士兵。在胜利凯歌高奏的顺利形势下，部队还好带，一遇逆境就必然出现严重的混乱动摇。三湾改编后，做到了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的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毛泽东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65—66 页）

在军中实行党代表（或曰政治委员）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而是起自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全面实行了这一制度，并将其传到中国。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制（团一级称为政治指导员，团以下则无），可是当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

监督军事首长执行党的决定。这种军中的监察制如走上极端，可比诸古代之“监军”、现代之特务。国民党军后来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其实所起的就是这种监军兼政治特务的使命，结果在军中为官兵所深恶，政训人员本身也如过街之鼠。这种扭曲了的党代表制和政工制度，到头来只能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从事建军工作之初，就注意到处理好党代表（政委）与部队军事首长、下级士兵之间的关系。党代表作为部队的政治首长，既负部队的政治领导之责，又是军事领导的帮助者，以“两长制”共同实行领导。对于广大士兵，党代表、政工人员则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代表者、疾苦痛痒的关怀者，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曾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政委”、“指导员”的称呼，一直是带有亲切之感的贴心人的象征。

与中国旧式军队相反，毛泽东历来不主张部队以将领个人为中心，而是以军中的各级党组织作为统一领导部队的核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团或营以上单位建立党的委员会，决定部队的一切重大事务。中国近代军阀部队兵随将走，一个将领倒戈通常即可拉走整个部队；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史上，凡是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制度的部队，就绝无此种现象。发生整体性叛变的部队，都是刚刚起义或未经改造的旧式武装。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张国焘。当他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统辖部队时，可以指挥为数几万人的整个红四方面军。可是当他一旦丢下共产党的旗号公开投向国民党，不仅原来的下级干部不跟随，甚至连警卫员都与他划清界限，最后落得孤身一人狼狈逃走的结果。张国焘叛变时蒋介石曾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要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拉拢策反。可是到头来走狗不走，费尽力气也拉不出一连、一排、一班，毫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出来。

毛泽东同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另一项大胆创举，就是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过去的封建军队历来实行森严的等级压迫，即使是农民起义军也是水泊山寨式地排座次，如太平天国成军后不久，名义上人人称“兄弟”，其诸王特权威福之盛已不亚于清王朝。在国民党军中，非但其杂牌的军阀部队黑暗无比，即使是中央系统的军队也只是口头上标榜民权，实际上其官兵关系仍基本承袭军阀部队的传统，士兵军饱动辄被克扣，官长则是“五皮主义”

（皮靴、皮武装带、皮包、皮枪套、皮马鞭）。自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起，毛泽东则要求全军官兵在生活待遇、着装上保持一律，同甘共苦。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士兵委员会能代表战士发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见。陈毅于 1929 年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介绍红四军内部的状况：

“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顶顶大名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绰号。”

如此破天荒的举动，正如红军中的一副对联所云： “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

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中国红军产生于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实行这种民主主义，所遇的阻力非常之大。仅以红军提倡不打人一事而言，尽管一再强调，但是开始总是有些干部不照此实行。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达闽西后，队伍迅速扩大，思想工作有所放松，旧有的军阀习气又有所抬头。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工作后，干 1929

年 12 月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的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废止肉刑问题”，列举了在“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并举例说明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这方面的问题：

“各部队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到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肖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在他亲自起草的《决议》特别指出： “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

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问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的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 116—118 页）

为克服这种影响军队建设方向、“危险不可胜言”的不良倾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苦工作。通过从制度上、思想教育上、作风培养上一系列努力，终于在全军中切实形成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基本平等（根据工作需要略有差别）的全新面貌。同时，毛泽东还带头反对并废除了旧军队靠枪毙逃兵以巩固部队的作法，对开小差者，除携枪投敌外，一律不许枪毙，以教育为主，强调革命靠自觉自愿。这些作法，是对旧军队阶级压迫制度的大胆破除，成为过去人们难以想象，其后却成为现实的创举。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由雏型逐步发展到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直到 1980 年，黄克诚在针对社会上否认毛泽东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仍深情地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建军道路上进行开拓的伟大意义。他对此回忆道：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

主席当时是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恼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响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 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黄克诚回忆录》第 374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