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战争特殊规律，走有自己特色之路

在战争舞台上，战术总是由作战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战术上的日新月异，曾把有悠久古代文明的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在军事上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战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奋起追赶他人以改变自己落后面貌之必需。然而，追赶的方式不同，收效也大异。毛泽东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与那些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他人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既学习他人之长，又走有自己特色之路。

翻开中国近代战争史册，“师夷长技”而不能制夷者比比皆是。从洋务运动起，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已成中国军界的定式。从本世纪初直至三十年代，经过日本改装的德式战术传入禹城，一本日本的《步兵操典》从

本世纪初起统治了中国旧军界三十年。带有浓厚买办色彩的国民党政权的许多军政要员，也曾师从于日本士官学校。此类学习，确向中国传授了代表世界一般性的战争规律的军事学术，不为无益。然而总是迷信洋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学战术技术，自己无创见，就难免被动挨打。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的革命活动生涯主要是军事斗争的生涯——利用会党暴动，组织新军起义，运动军阀反袁护法，直至自组军队北代。但是，他统军作战的方式仍是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保定军校教范的内容之中，与对手北洋军阀是同师同宗。直至孙中山逝世之前，其军队仍不能统一广东一省。

蒋介石走的仍是德日战术抄袭者的老路（抗战以后又改学美国）。蒋介石能战胜国内各派军阀，其政治谋略可称略胜这些对手一筹，而战术倒未必高明。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屡屡失败，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外，战略战术呆板和无创造性，长期墨守陈规或照抄外国战法，无疑也是重要原因。国民党军抗战名将傅作义同日军交锋后，一个最深的感受即是，自己部队迎敌的几乎每一反应都在日军的估算之内，因为过去所学的军事操典全来自日本。试想，在这种装备不如日本，官兵军事素质不如日军，战术再完全照抄日敌的情况下，徒弟岂有不输给师傅之理？

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时，也有过这种照抄过去的战略战术，照搬洋教条而连遭惨败的例子。看看从 1927 年到 1928 年烽火遍地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虽说是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却几乎都是失败的纪录。就客观原因而论，固然是敌强我弱；其主观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还不懂得如何采取新战法，仍然沿用北伐战争的那种打正规战以攻城略地的方法进行武装斗争；再加上盲动主义方针的指导，在掌握了政权、拥有强大军队并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面前，其结果只能是很快拼光自己极为有限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部队之所以败于潮汕地区，就是因为军事指挥员虽英勇奋战，却只知按照保定军校、苏俄军校教范的那一套打法，在汤坑那一场硬打硬拼仗中拼命冲击，耗尽了力量，连退却都无、力很好地组织。若不是朱德、陈毅及时带走一部分剩余力量，并毅然改换旗号，暂时托庇于云南军阀范石生掩护下，其全军覆没是勿庸龟卜的。

广州起义的部队暴动后即死守观音山、沙面堤岸，在强敌围攻下硬拼两日，直至阵地被突破。红花岗的血花，谱写的是一曲战败的英雄颂歌。余部突围撤到海陆丰，仍不改变战法，结果只能是人员越打越少，几个月后即不能坚持。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也是打硬仗吃了大亏。正式的起义军三个团（不算仅在名义上收编而实存异心的第四团），都是按照北伐时的打法， 先打红旗、贴标语，再摆出堂堂之阵去攻击敌人坚守的城镇。虽然起义军乘敌措手不及，一时攻下醴陵、浏阳等城，兵力占优势的敌军一旦反击，起义军马上就连遭败绩。幸亏毛泽东在文家市收拢了队伍，率部南出罗宵山中段， 才把剩下不足千人的队伍带到了井冈山。

作为后人，不能责怪和苛求于这些武装斗争的先驱者。在那些刚刚涉足于军事领域的探索者中，谁也不可能预先就有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不过，英明与愚钝、天才与庸碌的最大区别，恰恰是对已有教训的反应。当时的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还在那脱离农村根据地实际、听不到枪炮声的上海亭

子间里继续拟制已根本行不通的城市暴动计划。贵在“不二过”、擅长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却再也没有采取以弱小的力量同强敌打正规战的办法， 而是埋头于竹树繁茂、云烟绦绕的苍茫井冈，专心致志地去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之初，形势十分险恶。四面是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围，只有井冈山上树立的红旗不倒。朱毛会师，革命影响扩大，马上就遭致敌人的“进剿”、“会剿”，其兵力又较红军占绝对优势。一着不慎，即有全军覆没之虑，此时在战略战术问题上没有创新，十分弱小的红军势必无法生存。

在那“敌军围困万千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严峻斗争中，毛泽东开始起步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全新战略战术。制定这些战略战术的依据， 又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在井冈山斗争中书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名为《井冈山的斗争》，就具体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能够存在的国际国内原因，就此提出了红军应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以后丰富的战争实践，又使毛泽东全面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在战争舞台上的独特之处，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间题》中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的特点”：

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使中国革命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

二、敌人的强大，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与红军比较真有天壤之别；

三、红军的弱小，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外间援助，红军的数量少武器差；

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所阐述的四个特点，言简意赅，集中地表述中国革命战争两方面

的内容，即“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第一点、第四点的存在并相互联系，造成红军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出现了革命可能胜利的前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失望实属看不到这些条件的右倾。此处失败，彼处可再起， “东方不亮西方亮”，原因盖出于此。

第二点、第三点的存在并相互联系，又造成红军不能很快发展，也不可能迅速战胜敌人，搞不好还有失败的可能。那种“全国总暴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要弱小的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幻想，恰恰出于对这两点的无知。

这四个特点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并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高度概括地指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四个特点、两个方面，慧眼独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均不认识这些，来自“日耳曼高等种族”的洋顾问李德更对此茫然无知。党内连犯三次“左”倾错误，战略战术上瞎指挥，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些特点。红军将领们通过实践，最后在遵义会议上把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党内领导人及其洋顾问“轰下去”，拥戴毛泽东指挥作战，理由也在于此！

根据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毛泽东在战争中又逐步提出了一整套

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在战略上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防御与进攻的关系； 在战术上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以弱军战胜强军。

毛泽东创新作战方式的最早实践，是学习井冈山上绿林武装的战法。与“山大王”交朋友，这是他上山前已经确定的目标，但是“山大王”靠什么本事生存，毛泽东未经过亲身实践还不可能深刻了解。上井冈山之后，他特别研究了当地山大王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的经验，那就是“不要会打仗， 只要会打圈”，官军来了就利用其熟悉地形民情的有利条件，与其打圈周旋， 使官军总不能消灭他。

毛泽东学习朱聋子的战法，却又远远高于朱聋子。朱聋子毕竟是一个胸无大志的草寇，以保住占山为王的交椅为基本目标。他通过“打圈”虽能避开敌人的进攻，却总是消极的躲避，这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不可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至多能苟安一时。毛泽东从革命战争的根本目标出发，赋予“打圈”新的内容，认为：我们要把朱聋子这句话改一下，改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的追击，并迫使敌人暴露出弱点；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毛泽东还以中国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地比喻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根据这一思想，当国民党重兵“进剿”井冈山时，红军不与其硬打，先是以退却诱其深入，再巧妙与之周旋，用不断的袭扰使其疲惫。这种“打圈” 的方式与朱聋子很相似。可是红军的打圈不是为躲避而走，“走”的目的是为了“打”，即待敌人困马乏时将其各个歼灭。这一点，又与朱聋子有根本区别，显示出代表先进阶级的军事家的战术要远远高于绿林草寇。

学习绿林好汉的战法又对其进行改造提高，毛泽东对战略战术的探索就此迈出了第一步。这极其宝贵的第一步，以“打圈”与“打仗”相结合，恰恰是战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巧妙结合，是躲避强敌锋芒的退却与寻敌弱点的攻击的结合，也是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术上的进攻的结合。二者结合产生的战法，就是毛泽东、朱德等以集体智慧创造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这个使数量、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强敌无可奈何的战法，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所创造的全新战术。如同当时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03—104 页）

从 1930 年到 1931 年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连续三次的反“围剿”斗争中， 又进一步丰富了“十六字诀”的内容。当时，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幅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待到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又对这段历史回顾道：

“从 1928 年 5 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拢，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

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 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红军在中央苏区先后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验证了这些战略战术的正确。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视这些“山沟沟里”的东西为落后过时之物，全盘袭用苏联正规战的战法，以弱小的红军与军力强大得多的敌军硬打硬拼，结果很快受到历史的惩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最生动地向全党全军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的正确。

毛泽东形成的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是将中国历史的精华及外国先进思想的继承学习及自己的独创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吸收了中国古代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和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继承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有益经验，同时又剔除其封建糟粕和落后成分，注入先进军事科学的内容；他吸收了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军事学的合理成分，同时又同那种抄袭德日战术的“洋泾浜”式的旧军事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他注意以苏联革命的军事理论丰富自己，又对照搬苏联经验的“本本主义”即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反对盲目迷信外国战法的奴隶思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这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这时在战略战术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已经成形。

从 1927 年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舞台上是一幅群雄并起的图景，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在探索武装斗争的方式方法。除毛泽东之外， 在湘鄂西、鄂豫皖、川陕、赣东北等地领导斗争的同志，也提出过自己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原则。如洪湖根据地提出的“你来我跑，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与“十六字诀”就有相似之处；川陕苏区反敌围攻时采用的“收紧阵地”的方式，也是诱敌深入之法。不能否认这些根据地领导人的创造，以及这些集体智慧对毛泽东深化认识的促进作用。然而历史证明， 在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探索中，毛泽东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深刻认识。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中进行的。它的种种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任何马列经典著作和古今中外一切军事书籍中都无法找到全面描述和现成答案的。中国共产党内那些照搬外国战争模式的教条主义者可以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一些教条背得滚瓜烂熟， 甚至请来了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却在指导战争中屡战屡败。他们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懂世界上一般的战争规律，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为了批判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研究并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为从理论上更好他说明这一深刻的命题，既是军事家又是哲学家的毛泽东在写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两文。

《实践论》是讲深入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重要性，《矛盾论》主要阐明认识矛盾的特殊性的重要性，这就从哲学上阐明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指导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高超之处，恰恰在于他对

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研究，并根据中国特殊情况确立不同于世界上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方法，从而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