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建军史上伟大转变”到“两弹”告捷

1951 年 1 月 15 日，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军校院内，隆重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典礼。大批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中久经锻炼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走进了宁静的课堂，开始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技术。院内担任教员的多数人，正是不久前这些学员的手下败将——有较高文化和军事科技水平的国民党将军和教官们。当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军事学院成立的意义，认为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13 页）。

夺取了天下的胜利者向战败者学习长处，不仅显示了宏大的气魄和胸怀，而且说明了胜利者又要攀登一个新的高峰，即实现向建军高级阶段迈进的伟大转变。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以其卓越的见识，及时地指明了这一通向国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青年时代毕业于师范学校，并任过教员，晚年也说过自己只想保留一个“Teacher”即教师的称号。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的确非常重视教育，可以说办学兴教的历史也已成为建军史上重要组成部分。当他刚上井冈山不久，就建立了红四军教导队，成为军校的雏型。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又决定建立红军学校，并解释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他针对蒋介石搞了一个黄埔系而强调指出，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传》第 88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马上又以很大精力办红军大学，并亲自讲课。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

就是红大的讲课稿。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办校活动达到了高峰，不仅在延安开办了各种训练党政干部的学校，由红大发展成的抗日军政大学更是他关注的重点。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的办学方针，并经常亲自去讲课。“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不仅总校不断扩大，在许多根据地还建立了分校，八年抗战中培训了近 20 万干部。那些多数出身于贫苦农家，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军队指挥员们，正是在这里受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并进行了一些以步兵战为主的作战理论的系统学习。当然，由于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所限，这类军校即使名为“大学”，其实都是为期几个月或一年左右的短训班，还没有可能全面和深入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

全国政权的建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建军高级阶段，终于为有着长期光荣战斗历史而技术水平却十分落后的人民军队创造了进行现代化教育、训练的前提。建国后准备渡海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又催促着全军迅速掌握新的作战手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将兴办军校和开展正规化训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经他批准，建国后空军迅速开办了十余所航校，突击训练空地勤人员，海军也建立了海校。与此同时，全军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仅仅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扫盲，而且使大多数战士达到了高小及其以上文化程度。在 1951 年，经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全军陆军部队也开始了正规训练。

1953 年，毛泽东又发出“展开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 的指示。这种正规化、现代化的教育训练，使人民解放军战术技术水平很快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除了国内的教育训练外，为了很好地利用朝鲜战争这一当时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战争锻炼部队，毛泽东又决定以轮番参战的方式，安排人民解放军全军备野战部队都以“志愿军”名义入朝轮战。1952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政协常委会上谈到这一计划时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66—67 页）虽然因朝鲜停战这一计划未完全实现，但是经过二年另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以志愿军名义共投入朝鲜战场 200 多万部队，以 2 年人民解放军全军定编的部队计算，分别占野战军的 73％，炮兵部队的 67％，坦克部队的 55％，铁道兵的 100％和空军师的 52％。与拥有最先进装备和技术的美国军队进行交战，既是对中国军队新建的各技术军兵种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通过这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大演习”，我国空军、炮兵和其他一些兵种的战术技术水平在当时都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又雄辩地证明了培养通晓现代战争的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性。经毛泽东批准，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及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等科技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相继建立起来，毛泽东还分别为这些学校发布了训词，强调了正规化教育和掌握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53 年 8 月，毛泽东在给刚刚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又明确提出了现代化国防的概念，强调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为了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经毛泽东批准，1955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进行了首次陆海空军联合抗登陆演习，全军各部队也依此方式开展各种演习，并将其当成和平时期训练的重要内容。总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教育训练思想，体现了一位有着光荣的过去又勇于探索未来的军事家的开拓精

神，是他军事生涯中光辉的又一页。

令人遗憾的是，自 1958 年反教条主义后，全军教育训练开始受到不正常的冲击，六十年代林彪搞的军事取消主义和空头政治，则危害更烈。七十年代初，当毛泽东对林彪两面派的实质有所认识后，批评了当时部队大搞空头政治而不认真进行训练的作法。毛泽东特别指出，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的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487 页）。他还专门指示全军进行野营拉练，并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林彪自我爆炸后，经毛泽东同意，全军又恢复大规模的演习，并加强了教育训练。毛泽东晚年的这些主张，仍不失为人们应该遵循的正确指导思想。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面对着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掌握现代尖端武器也成为摆在我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我国还在医治战争创伤，国内军内还以极大的力量扫除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文盲时，世界发达国家的军队已经开始进入了“喷气时代”、“原子时代”。在只尊重实力地位的国际强权者面前，没有核武器就没有大国的地位。正是由于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特别是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美国才敢于出兵台湾并赖着不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又一再公开扬言考虑使用核武器，对此中国人民虽然表示不惧怕，但是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一现实威胁。当时，居里夫人的女婿、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法国共产党员约里奥就曾向访法的中国学者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就要首先拥有核武器。

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向，表明了经济实力和技术的较量日益重要。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志愿军却也吃过技术装备落后的亏，最后基本上是以双方的平手结束了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速发展军事科技，我国要想摆脱被动局面，不再挨打受欺负，唯一的出路是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这样，如果遭受帝国主义的核袭击，我国才能有起码的还击手段。我国虽然不参加核竞赛，但是有一点核武器，能够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大大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在五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那样困难，技术条件那样落后的情况下，要想搞核武器谈何容易！可是毛泽东仍然下了这个决心。1954 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并进行访问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听后大感意外，当即表示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赫鲁晓夫还认为，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最后，他只同意帮助中国造一个研究用的小型原子堆，并接受一些中国派出的人去苏联学习有关技术（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572—573 页）。如果按这种援助规模，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不知到何年才能起步。苏联领导人的这一态度说明，我国发展“两弹”，不仅要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也面临着苏联的限制。

中国如果只托庇于“老大哥”的“保护伞”，到头来只会受制于人。苏联领导人的所谓“核保护伞”，另一方面的作用又是对“兄弟国家”施加压

力的工具。就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以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精神，于1955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毅然决定着手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从此开始了中国核力量建设的第一步。

后来的历史说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是对中国国防建设有着长远影响的英明决策。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虽然十分落后，但是国内还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国外也可以争取回来一些科学家、留学生，这其中有些人还在国外参加过火箭方面的研究设计。只要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可以很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毛泽东对争取和使用这些科技人员十分重视，曾表示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当被周恩来称为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个最重要的成果——1955 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被允许从美国回国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并虚心听取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意见，还授予钱学森以当时许多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未得到的少将军衔。怀有报国之心的中国科学家们迅速在为振兴祖国而研制尖端武器的共同目标下汇集起来，开始了我国独立研制“两弹”的工作。

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是近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其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的所有生产部门。为振兴我国科学，1956 年初，毛泽东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同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在其军工方面就有包括原子能、导弹等内容的我国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当时，我国培养的大量科技人才充实到尖端武器研制部门，整体科技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飞跃的进展，这些都为“两弹”及其它尖端武器的研制创造了前提。在我国科技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短期尚不能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决定以战争时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适当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再加上全国大协作，以达到重点突破的效果。

在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积极争取了外援。1956 年秋天，赫鲁晓夫因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在其国内外处境不利，亟须中国在政治上予以帮助，因而在对华技术援助问题上有所松动。面对这个有利时机，毛泽东决定再向苏联提出帮助我国发展尖端武器的要求，终于在翌年得到苏联方面同意。其后的两年间，苏联虽然未派出设计专家，却提供了一些已过时的导弹样品，并派来一些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建立核工厂。在这种有利形势下，1958 年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又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努力，赫鲁晓夫越来越感到是对苏美主宰世界的一种挑战，当他提出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遭到毛泽东严厉拒绝后，即于 1959 年 6 月背信弃义地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及其样品。翌年，苏联又撤回了包括在中国核工厂工作的全部专家，留下了一堆“半拉子”工程。尽管如此，中国方面争取到前一阶段的有偿援助，毕竟使自己的研制工作节约了许多时间，缩短了差距。

苏联撤退专家后，我国国民经济又出现了主要因“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在 1961 年国防工业会议上，就“两弹” 研制工作是继续进行还是“下马”发生了争论。在此重要关头，毛泽东决定国防尖端技术仍要坚决上马，从而保证了“两弹”的研制能够在全国人民的大力保障下继续进行下去。

中国国防科研人员和试验部队研制原子弹、导弹的过程，是世界科研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曲动人的英雄主义凯歌。面对全国性的饥荒及由此带来的供

应困难，许多人在风沙弥漫的戈壁深处扎下了简陋的营帐。不论条件如何艰苦，“搞尖端武器”这一当时国内最引为自豪的工作，激励着这些有献身精神的中华儿女们忘我奋斗，其事迹令后人可歌可泣。1964 年 10 月 16 日，在新疆罗布泊的试验场上蘑菇云一举升起，使亿万中国人欣喜若狂。两年后，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又告成功；1967 年又顺利进行了氢弹试验。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抓“两弹”建设的进程实行了“超越式”起步，使我们这个没有现代国防工业基础，在建国时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生产的国度，竟在十几年内跨入了有核国家的行列，堪称世界科技史和军事史上的奇迹。

几十年后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当年发展尖端武器的决策，仍不能不为他那超乎寻常的气魄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所感动。正如邓小平于八十年代后期所说的，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 158 页）。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自己的尖端武器，有了核自卫手段，从而对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虽然从毛泽东时代起至今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希望世界上永不爆发核战争，但是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却是维护我们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宁的无价之宝。

1975 年 8 月，已是身染沉菏的毛泽东被送进了手术室。临做眼科手术前，毛泽东提出要放岳飞的《满江红》的曲子，在那高·亢雄浑的旋律中迎接着很快将走向生命终结的挑战。诗以言志，乐乃心声。纵观军事家毛泽东的晚年，他在冷眼观察世界战略格局及筹划保卫我国安全的部署时，不论在客观效果上有什么失误，其内心深处始终抱着这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豪情。当新一代中国军人在现代化的国防事业上奋进之时，不仅永远不能忘记我国国防建设事业的这位伟大开拓者，也应始终以他的伟大思想和情怀指导和激励自己在征途上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