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摸枪，却毕生重视军队

有长期戎马生涯的老将军一般都喜欢摆弃枪，武器已成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事业的一部分。然而，身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一生部不愿意带枪，也不爱好玩枪。在延安、西柏坡时，当其他老总们经常以打枪打猎作为一种娱乐时，毛泽东却全然没有这种“骑射之风”，总爱与笔墨为伍。这位始终保持“书生意气”的领袖虽然就个人气质而论并非与兵械有缘，可是当他一涉足军事

领域就视武装力量特别是军队为命根，被人加上“枪杆子主义”的头衔，而且此后一生如此。

毛泽东和他的青年同志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共“一大”时，还只是手无寸铁地泛论如何夺取天下。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 2 页），是对这一教训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已经在党章上写明将来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尽管这出自于外国人的手笔，但毕竟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所以当时党内对武装的问题应该说早有认识。如果实事求是地研究大革命的进程，应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及某些地区的领导人对工农武装已经开始重视，但是对军队重要性的认识却差得多。回溯中共的武装斗争史，组织工农武装比组织军队还早一些。1924 年夏

天，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市郊就建立起有三千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同年秋天镇压商团叛乱时又建立起第一支武装的工人队伍——工团军。这些武装力量的问世，比建立第一支共产党的军队“铁甲车队”还早几个月。北伐期间是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群众性的工农武装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真正由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军队不过是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成的 6 个团，

加上一部分军校学生 1 至 2 万人，可是工农武装特别是农民武装的数量却以

十万计。仅湖南一省，有组织的农军就达 10 万之众。至于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的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是装备了武器的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力量，总数也有上万人。但这些工农武装毕竟不是军队，按后来的标准只能算是“民兵” 性质。

注意工农武装却不太注意军队，这其实也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并未建立自己的军队，靠着起义的工人，以及同情革命的士兵支持，就一举以暴动夺取了政权，建军则是有了政权之后的事。前苏联的国家诞生日是 1917 年 11 月 7 日，苏联红军的建军日却是 1918 年 2

月 23 日，比建国还晚 3 个多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希望中国革命能照此办理，1926 年夏季以后的党内文件、翟秋白等人的文章，都论述了将来工农武装暴动的问题，对于如何建设军队却极少论及。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主要着眼于农民运动，并未着手研究军队建设问题。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只是强调了“建立农民武装”，并大力讴歌了梭镖的作用，这正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认识水平。

大革命失败的实践说明，在这一问题上俄国人的路是走不通的。拥有大量军队的国民党一旦反共，当时的工农武装大都迅速瓦解。如广州、上海、武汉的工人纠察队都被一举缴械，湖南反动派发动“马日事变”时兵力不过4 个团，湖南的 10 万农军却在旬日内星离云散，党内所谓“十万农军围攻长沙”之说，只是纸上谈兵之论。即使是举行暴动的工农武装，在战斗能力方面的表现也极其有限。广州起义作战中，武装工人虽然勇敢，却基本不懂战斗常识，在街心无隐蔽地作战，后面的人射击还常常击中前面的人，一经敌正规军攻击就立遭失败。平江曾有号称“二十万农民扑城”的暴动，结果经不起敌一个团正规军的反扑。在这一紧急关头，能够作为武装暴动骨干力量并保存下来的，主要还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仅有的那一点军队。

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这些严酷的事实证明，进入近代热兵器

战争阶段之后，在中国如没有正规军作骨干，只靠临时组织的工农武装，根本无法战胜拥有强大正规军的反动统治者。究其原因，除了没有全国性革命高潮的政治形势，仅从军事角度，而论，还在于近代中国军事制度方面所独具的特色。

在西方国家，包括旧俄国在内，近代已经实行了普遍的兵役制，一般男性公民均有服役义务，也受过军事训练。聂荣臻二十年代在德国看到游行的工人队伍后，曾感慨不已，因为德国的工人多眼过兵役，游行时队伍严整，如配发武器则立即可成军队。近代中国的军人为雇佣制，是极少数人涉足的特殊职业，社会上其他人与近代军事技术和训练无缘。因此，中国一般的城市工人很缺乏军事知识，中国农民虽然能作为良好士兵的可训之材，然而因其生活和生产方式更为散漫，仓促成军难有战斗力。这些，已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上百次农民暴动的失败所证实。有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再有广大的工农武装配合，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正所谓“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面对大革命的失败，极善于总结经验的毛泽东马上认识到这一点。在湖南省委研究发动秋收起义的长沙沈家大屋会议上，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动起来起义即可成功的论调，强调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要失败。随后，组成秋收起义武装队伍核心的，正是那支被称为国府警卫团的正规军。在起义受挫、参战的工农武装大都失散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领这个团剩余的队伍作为基本骨干走上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他的建军生涯。此后，除了古田会议前的短时间内他被迫离开红四军，以及在中央苏区他一度被解除红军领导权只管政府工作外，他的一生都和军队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自涉足军事工作起，一直把掌握军权作为实现自

己革命理想的最主要的手段。当“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一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之职，却兔去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时，毛泽东感到最为痛苦。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确立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也就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他在建国以后，国家主席可以不兼，在党的八大前后也考虑过改任名誉主席，但任军委主席一职一直不变。

毛泽东看重军权，既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亲身体验，也是他通览历史并以国民党领导人和近代军阀为借鉴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总结，在中国“有军则有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46 页）。在革命史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领导权问题，其答案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即同样是有军则有领导权，有多大军队领导权就有多大。中国共产党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公开拥护是在 1948 年，恰恰是在人民解放军已显示出自己是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之后。

毛泽东争军权，是为革命争军权，为人民争军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了某些策略上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许多问题上做过让步，有时甚至是极大的让步。例如：为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能够放下为之浴血奋斗了十年的苏维埃旗帜，可以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还能让全体干部战士摘下红军帽，戴上过去长期作为射击目标的青天白日徽。可是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上绝不让步。当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来当八路军政训处副主任，并为各师、旅派来副职官和参谋长时，毛泽东的回答则是“不许入营门一步”。为统一战线的需要，最后达成的妥协也不过是

允许国民党政府向八路军各师派联络参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指挥权丝毫不可动摇。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在枪杆子问题上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国际上是一片“交枪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都交出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武装（当然这些国家有其具体情况），作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也希望中国共产党如此办理。与此同时，拥有最强大实力的美国出面调处国共内战，与蒋介石一起以“合法地位”讥政府中三分之一弱的席位为诱饵，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国内一些站在国共之间的“第三方”人士，这时也希望国民党多在政治上让步，共产党则多在军事上让步。例如《大公报》社论即声言：“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而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并说如此便会被全国同胞“奉为万世生佛”。

（1945 年 11 月 30 日《大公报》社论《质中共》）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长期战争后的厌战盼和情绪。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顶住这内外双重压力，需要何等英勇的反潮流精神！

在此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关头，毛泽东又表现出敢于独树一帜，不怕鬼、不听邪的态度。对斯大林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公开反对，在实际上却拒绝接受。对于党内的同志，毛泽东则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61 页）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虽然强调了“和为贵”，却坚持要保留自己的武装。当民社党领导蒋匀田询问毛泽东能否同意各党放弃一切枪杆子时，毛泽东当即回答：“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为了形象地比喻无枪则不能生存，毛泽东还破例做了一番表演。蒋匀田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先说“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毛先生讲到特务跟踪时，他即站起，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看，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毛先生表演特务跟踪之毕现形态，今日忆之，真使我百感丛生，情难自己”。（引自《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编：《风云七十年》（上）第 380 页）在掌握了庞大的军队和特务机关的蒋介石面前，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而侈谈民主，岂非与虎谋皮？

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国内外的和平潮流，毛泽东本人虽然也一度设想通过“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却始终坚持要保存人民军队，以防万一。言和而保持军队，这一原则正是与国际上的“交枪”风的本质区别所在。正由于保存了人民军队，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就能迅速进行自卫战争，随后又将其转变为全国解放战争。

正因为有了一支倾注了无数心血培养起来的强大人民军队，毛泽东才能够在神州大地上实现他在青年时代就许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在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后，毛泽东特别指出： “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47 页）在共和国建立前后，一些民主人士以过去改朝换代时“易帜”、“受编”的旧例建议保留起义部队，由他们自己来带。毛

泽东的态度则是新中国不能允许保存任何个人的武装。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中，可以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搞统一战线，可是在军队里必须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有别的党派组织，更不能搞统一战线的军队。正因为如此，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作为国家的坚强柱石岿然不动，从而在根本上保障了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