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全新的建军宗旨和纪律
“为人民服务”一语,当今中国的每个成年人都极感熟悉。几十年来, 它也是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受到问候时的标准答词。此语的由来,正是毛泽东在追悼中央警卫团一个班长张思德时所作的演说题目,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并由此产生出政治工作的原则和军队的纪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有其丰富的具体内容。一方面,这一口号要反映在建军的宗旨上,即战争年代常说的“为谁扛枪, 为谁打仗”,部队所到之处,要解民倒悬,出诸水火;另一方面,它还要反映在日常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具体行动上,并由此产生了人民军队特有的纪律。
古今中外的军队要处理内部外部关系,都必须有军纪,中国旧式军队也讲究风纪。可是反人民的旧式军队的军纪,其核心是要求士兵盲目地绝对服从于军官,提倡和实行“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口号下任意驱使士卒。旧军队的风纪注重的是对内对外观瞻, 在军内养成官长的至尊,在军外造成对百姓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的内容,则不属于旧式军队条令的范围。
当然,中国历史上许多军事家也知道纪律对争取民心的重要。所谓“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史书中亦有可见。刘邦人咸阳“约法三章”,曹操“割发代首”,李自成“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曾是古之美谈。然而这种争取人心的宗旨是要民为己服务,自己却并没有为民服务的宗旨。何况旧式军队的性质决定其组织形式通常是“集天下不义之人, 日授以杀人之事。”社会上的习惯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些在“招军旗”下应募入伍的“吃粮人”,大都是生活无出路的破产农民以及社会上的“不逞之徒”。这些带有严重破坏性的成分,在旧式军队中也不可能严守纪律。旧式军队的一些纪律虽在表面上与人民军队相同,却有实质上的区别。
作为人民军队统帅的毛泽东,从他一开始从事建军工作起,在纪律问题上就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建军之初,弱小的革命军队能否生存,首要条件是能否取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而迫切需要新生的部队能有一整套全新的良好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军队时接受的是旧军队的遗产,在纪律方面也是如此。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以军纪严明著称,可也毕竟是旧式纪律。特别是一遇革命遭受挫折的逆境,部队内部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等违纪行为就层出不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恰恰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部队受挫退上罗宵山脉中段,一路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纪律涣散现象。面对当时军内外的实际,1927 年 10 月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宣布了非常简明的三大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言简意深的三大纪律,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而且“红薯”、“打土豪”这类词汇,还体现了井冈山斗争特色,以后,第二条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改为“筹款要归公”,这样就确定了军队内部关系、对群众的关系和生存措施(打土豪)这三方面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确立人民军队纪律之时,恰恰是党内“左”倾盲动思潮一度泛滥成灾之际。这一思潮体现在对外关系上,是烧杀政策,不仅将一般工商业者全部扫荡,甚至连贫苦农民的房子也一起烧掉,口号是“变小资产者为无产, 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所造成的结果,在经济上是严重的,如“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来阳起,即未能等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1928 年 7 月 4 日中共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致湖南省委的报告)在政治上,则更得罪了社会上多数群众,许多起义部队和新建的革命政权恰恰因此而失败。
当时,深入实际、了解社会各阶层情况的毛泽东,坚决反对了设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确定的烧杀政策。看到湖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以致失去群众的严重恶果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制定纪律时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并保护正当的工商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人民军队的纪律。
1928 年初,毛泽东在分兵发动群众时,根据部队在执行纪律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及老百姓的各种反映,在三大纪律之外又规定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 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毛泽东又根据他人的建议增加了两项注意:
(七)洗澡避女人;
(八)不搜俘虏腰包。
这第八项注意,涉及到一个新领域,即对敌斗争的政策问题。正确地对待俘虏,不打不杀,尊重其人格,不动其私人财物,这是对敌军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最有力的教育和争取。实行了这一纪律,就为后来确立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
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形成。由于作战环境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某些具体内容后来又有所变化。如部队在南方宿营,要“捆铺
草”,人民军队后来主要在北方活动,就大多不需要捆铺草。直到 1947 年, 毛泽东根据全国范围内各部队在战争环境中的共同需要,重新统一规定并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看起来多是些说话和气和涉及到买卖东西、借还物品之类的小事,但它是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用通俗易懂、生动具体的语言,把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的内容溶为一体,更易于为广大官兵理解和执行。它的内涵,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规定,而是一个关系到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
正是由于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中,所到之处,立即以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驻地的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 就形成了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作风。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时,人民军队的这一光荣传统也使异国人民感动不已。曾亲身感受过日本军队、苏联军队、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所作所为的朝鲜群众,一致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世界上纪律最好的军队。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人民军队不仅内部的官兵友善,对人民群众关系亲密,而且宽待俘虏的政策是古今中外做得最好的。广大干部战士对敌作战勇猛顽强,战斗时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可是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及敌国的人民却讲人道主义。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救出父母双亡的日本小姑娘,被日本人民传为佳话,战后旧日本军人战友会亦为此向中国老战士敬赠纪念品,表示钦佩八路军的武德。中国革命军队的俘虏政策虽为敌军高级长官惧怕,却始终不能制止其影响。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对深受“大和魂”及“武士道”毒害的日军俘虏加以宽待和教育,使他们觉悟过来,建立起““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组织,配合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贯彻了“以战养战”的精神,在火线实行“随俘随补”,对战场上俘虏的敌兵经过短期教育,即补入部队成为“解放战士”,使我军既能连续作战,又越打越多。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英国等国的军人,在中印边界之战中被俘的印军官兵,获释后大都盛赞中国军队。笔者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时,曾遇到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军人,尽管其政治观点与我们不同, 但他们都对中国军队表示敬佩。他们还特别说明,这不仅仅是由于作战勇猛, 还在于中国军队优待俘虏,有高尚的武德;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作战虽凶猛, 却残杀战俘和平民。事隔几十年后,毛泽东确定的优待俘虏政策还能留下如此长远的影响,令人感慨不已。
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最艰苦的实践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延安时期则是毛泽东理论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对建军思想也做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总结。1944 年 4 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其中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也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
报告中多次提到,为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任务,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报告正是针对这“七个关系”,确定了正确处理的准则。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及其纪律,正是处
理这七个关系的基本保证。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不倦的探索下,人民军队建设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果实。正如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所评价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即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朱德选集》第 158 页)。这三大特点, 正体现了人民军队建军的三原则。直至今日,这三原则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的指针。
在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建军原则的指导下,人民军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优良作风。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同国内敌人几十年的战争中,一直使阶级敌人为之胆寒;在同世界上头等帝国主义军队的交锋中,也表现出令对手惊叹的勇气和力量。
“铁流二万五千里”,可称为人类历史上英雄主义史诗般的辉煌壮举, 这种万里长征成为对红军素质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强敌围追堵截、不断轰炸的严重情况下,红军又失去了根据地依托,终日在偏僻荒凉的崇山峻岭及江河大川跋涉。经过不毛之地,瘴疠之乡,与原始部落接触,语言不通, 道路不明,不仅物质补给极为困难,甚至在雪山、草地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还遇到空气稀薄、沼泽遍地等艰险。但在毛泽东率领下,红军能够克服重重险阻,最终到达陕北。经历过万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成为坚强的革命斗士的楷模,长征精神也成为人民军队此后几十年里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宝贵财富。
在抗日战争敌后反“扫荡”的艰苦战斗中,面对凶悍无比的日本侵略军, 由红军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表现出惊人的战斗意志,并使自己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到下级官兵,都承认中国军队中战斗意志最为坚强的部队是八路军。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是当时八路军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在 1941 年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战斗中,5 名战士在狼牙山与 500 名以上的日军苦战了一天,杀伤了数十名敌寇,打完子弹后即砸毁枪支,面对着逼向山顶想抓俘虏的日军毅然跳下了悬崖。当时在对面山上的战友看到此情景,为之感动万分,同时也惊奇地发现,上到狼牙山顶的日军居然集体向崖下三鞠躬,对这些中国勇士表示钦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出国作战的部队发扬国内战争中的顽强精神,面对着世界战争史上密度空前的火力,却能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又能在三八线附近筑成美军无法攻破的钢铁防线,迫使美军司令官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声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未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过去几万八国联军可以横行中国,二万日本关东军就可占领东北,可这时上百万的“十六国联军”在国门之外就被打得大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对外战争中最为扬眉吐气的一次胜利,在世界上一扫过去积贫积弱的形象,大显了国威军威。而这些胜利,又都是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在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的军事基础上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建国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人民军队的建设进入了高级阶段,为此毛泽东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新的探索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蹈入误区的遗憾。但是不管怎样说,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强大的国防军的基础,已经在以毛泽东的名字为代表的时代里奠定,在今后的历史时期里,这仍将是维护我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最
重要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