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扛犬旗、打头阵中悟出的深刻教益

“要准备打仗”这一口号，六七十年代走入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陌生； “世界革命”的豪言壮语，也是那一代人都耳熟能详的。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在晚年的一项重要失误，还在于对国际上战争和革命的形势估计出现偏差，以至于在国际上扛大旗、打头阵和在国内多年进行过分的战备行动。如今，经历过长期浓重的战备气氛和“慷慨无私”援外的人冷静地反思，既会对这一时期我们国家走过的曲折道路感叹不已，同时也能从中悟出一些非常有益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火中诞生的，后来又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长期敌视和包围封锁。在这种形势下，坚持进行反帝斗争，对世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适当的支持，并在国内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都是维护我国安全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所需要的。可是，新中国又是一个长期未摆脱经济落后面貌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经济建设，对外斗争和国内战备应服从这一前提。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偏离了这一正确前提，援外工作和战备行动超过了可能与需要，反而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正常的社会生活。

自从资本主义出世以来，世界上的事物就已不可分割地联成一体。确定中国对内对外的正确政策，首先需要对国际形势有科学的判断。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虽身在穷山僻壤，却时时关注世界风云变幻，以致斯诺、斯特朗等外国来访者与他交谈时，对毛泽东如此熟悉天下动向都感到惊讶。指明中国革命方向的名篇《新民主主义论》，正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出发，精辟地分析和确定了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也是根据国际上美苏对立，“中间地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新形势，敢于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利用美苏对峙的间隙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又有过非常英明的判断。五十年代初期，东西方进行“冷战”，国际上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剑拔弩张地紧张对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说甚嚣尘上。此时的毛泽东却表现出高度的冷静，认定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可能，并由此确定了有关我国周边安全及国内备战方面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科学的判断，毛泽东敢于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随后又及时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够以主要精力投入经济建设。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并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许多人估计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毛泽东仍认为：“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68 页）1951 年秋，当朝鲜停战谈判刚刚开始，战局虽稳定而战斗仍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就毅然决定改变国家的临战状态，并进行大规模复员。1952 年间，尽管朝鲜战争未停，国家经济建设的开支却超过了军费开支，全军总数也由 626 万人减少到

450 万人。这种独具慧眼的判断和当机立断的决心，使我们国家抓住了宝贵的时机进行经济恢复，并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有了明显的缓和趋势。1956 年，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同上书第 270 页）此后，毛泽东又下决心进一步减少常备军数量，并降低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的比重。人民解放军全军在 1958 年已经裁减到只有 237 万人，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也只占 10％左右。虽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因指导思想的问题出现严重挫折，但是减少军费开支以增加经济建设投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军队员额虽然减少，但是由于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国防工业及科研力量大大增强，我国的整体军事力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发展。

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总的国际形势是对抗与和平发展并存，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开始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巨大转换，亚非拉一些国家虽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世界性的革命条件并不具备。这时，刚刚经受了“大跃进” 的挫折，经济还比较落后的中国本可以利用美苏仍尖锐对立，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后国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及第三世界力量兴起的有利环境，多方纵横掸阉，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并韬光养晦地发展自身实力，可是恰恰在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出现了判断失误和理论上的迷

茫，对世界性的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都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一时不幸地蹈入了误区。国内人民节衣缩食积蓄起来的许多财富白白浪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在国际上新技术革命兴起的大潮中失之交臂，在世界战略格局上我国还一度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人们不会忘记当时中苏两党进行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至今，我们不必再细论双方的观点，仅就论战的主题而言，就说明双方还都在坚持共产国际时代树立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观念，并把自己认定为正确的路线视为他国党应该遵行的准则。其实，三四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就已经说明了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在其解散前即已不适用，各国党早就应该根据本国的情况确定自己的路线，根本不应该再去确立一个国际共运的“总路线”。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抵制苏共以“老子党” 自居的大国沙文主义，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像当年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那种态度，对“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在国际上扛大旗，把自己视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陷入了误区。由此不仅背上沉重的援外负担，对国际形势的思想认识也陷入了极“左”的迷茫之中。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一些同志就国际问题提出过正确的见解。如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建议，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应调整对外方针。王稼祥还具体提出，应确认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为了争取时间，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我国的对外援助必须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然而毛泽东却批判了王稼祥所代表的这些正确思想，将其称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少），并提出：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及马列主义的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77 页）。中国作为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反对一切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国家，自然应

同情和支持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中国支援某些进行反帝斗争的国家，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维护我国安全的角度看，都是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讲，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本国社会发展的自身产物，主要应靠自力更生，中国的支援主要应在道义上。可是当时由于有那种扛大旗、在反帝斗争中争打头阵的“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心态，加上对民族运动的两面性估计不足，对其在反帝的同时可能滋长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未很好注意，对受援者有求必应，援外的数量完全超过了我国国力的许可，有时也超出对方的实际需求。当时，在憎恶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又叭“不当军火商”为原则，援外武器和多数物资都是无偿的。在六十年代前期我国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援外的金额就超过了偿还苏联债务的总额。这种过分的援助，不仅加重了我国军民的自身负担，影响了国内的建设，也助长了受援者不正常的依赖心理。一旦我国不能无休止地满足其欲望，有些受援者还反目成仇。这种“花钱买仇人”的可悲状况到了毛泽东逝世前后，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在六十年代，伴随着“反修”斗争日益升级，毛泽东对世界大势的估计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8 页，1986

年版）。由于认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寿命不长了，随后又估计不久就会有埋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总决战，对内对外的许多工作也以此为前提进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以精辟的论据批判过“速胜论”，可是在这一时期里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从 1965 年起，我国国内宣传中就将“世界革命”当成现实任务提出。毛泽东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历来强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两个拳头打人，此刻却一度走到同时高喊“打倒帝修反”，四面出击、多方树敌的道路上去。这不仅使援外工作大规模升级，而且因暴力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联，准备世界性的革命就必然要设法应付世界性的战争。尽管在“左”的思想最泛滥的时候，中国也从来没有打算对外发动战争，但是对外部向我国发生战争的可能却长期做出了过高的估计。

除了对“世界革命”不切实际的估计外，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也是实行过火战备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和“遏制”，但是它们双方紧张对峙，以争夺为主，各自的战略重点又都在欧洲，难以联手或单独大规模进攻中国。在我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主要是它们对我国施加压力和进行威胁的一种手段。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中国，这时却容易比国力较强的一方作出更紧张的反映，加上长期的封闭状况，更会助长错误的判断。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会犯 20 年“左”倾错误》一文中曾指出，“左”的错误一般都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他还认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 1950—1970 年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这种“过火反应”表现在军事问题上，就是长时间将应付战争作为国内各项工作的中心，以致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从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改变了他在五十年代对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估计，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战备放在经济建设的位置之前。1964 年春，国家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原称“吃穿用计划”，即准备着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这一计划草案原已得到毛泽东同意。同年 8 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随后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以战备为中心。1964 年 10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又特别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干早打、大战，打原子战争。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还强调：准备打仗！准备帝修反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一代人的和平（引自《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539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上已经陷入建国后最为不利的地位。虽然内乱有所缓解，可是在北面与苏联的对峙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边缘，在南面又进行大规模的援越抗美，西部对印紧张关系未缓和，东部还要警惕台湾当局的窜犯。为此，在战略上就不能不准备“应付四面八方”。由于全国进行临战准备，六十年代中期军队总员额增加到 500 万，到七十年

代前期竟一直保持了 600 多万人，超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即占四分之一左右（还不包括与国防有关的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而且多年如此。当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注重发展沿海的、外向型的经济时，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投资方向却转向交通闭塞的“三线”，自家积累的很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山、散、

洞”式的建设之中。其结果不仅浪费惊人，而且已建成的企业大都经济效益低下，留下长期的后遗症。这一时期，我国的军费开支虽大量增加，却由于大量用于“人头费”，军队结构中又以装备落后的步兵部队占多数，国防科研力量削弱，国防工业水平提高缓慢，加上国家整个经济状况不好，实际上我国的整体军事实力并未增强。事过多年后人们才痛苦地悟出，过度的战备所造成的损失，有时并不比忽视战备为小！

种种无情的客观现实，使不切实际的“世界革命”的热潮不能不逐渐减退。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出发，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以小球带动全球，与不久前还为头号敌人的美国领导人握手，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作出的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之一，体现了在国际斗争中尊重现实的实事求是态度，这也是毛泽东的智慧光辉在晚年的一次闪烁。这一将我国安全利益放在首位的行动，不仅在国际问题上开思想解放之先河，也摆脱了一度应付四面八方的困境，大大缓解了我国周边的紧张局势。

对于过火的战备措施，毛泽东晚年也有所认识。1975 年，毛泽东看到军队难以长期处于“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部队员额过多也严重影响国家建设和军队自身建设。因此，他同意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所提出的“消肿”建议，赞成降低军费在国家开支中的比例，减少军队员额，同时还发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这些，同样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在出现全局性的错误时，在某些问题上还能纠正偏差，并表现出求实态度。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在他临终前已经无法从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全面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改变对国际形势不准确的判断。正确地判断国际形势，将军队工作转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轨道，最终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完成的。

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失误，以及由此采取的一系列过分的战备措施，有着理论上和社会实际中的复杂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原因，也在于缺乏民主所造成的言路不畅。毛泽东曾对外国人说，自己每天主要看国际参考。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党内民主生活日益不正常，说真话动辄获罪。不能不严重影响到对国外情况的反映。一些驻外人员的汇报，不少外部资料的编纂，乃至于国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往往是根据领袖的喜好而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脱离群众和实际的领导人难免的通病，即他们看到、听到的情况反映常常并非实情，而是自己想听的话，一向最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晚年恰恰由于人为造成的墙，与客观实际隔绝开来。他始终充满推动革命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热情，同时还时时保持着关心国家安全的警觉，这些确实难能可贵，然而主观上良好的愿望，却未导致客观实际中如意的后果。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晚年，因在政治上不幸蹈入了误区，在从属于政治的军事问题上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相对而言。在毛泽东晚年出现全局性的错误时，军事问题上出现的偏差比其它方面要好一些。经历过长期戎马生涯的毛泽东，在有关战争的问题上还是始终持谨慎态度，并在一些军事工作中仍有过去的求实精神。像经济战线上“大跃进”那样以浪漫代替现实，以及“文革”中“天下大乱”的情况，在军队中毕竟还未仿效。毛泽东坚持国际主义，但是他更坚定地维护我们民族的利益，以致苏联领导人长期攻击他是“民族主义者”。在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坚定不移的。即使国家处于曲折发展的岁月中，以及在大动乱的年代里，毛

泽东始终要求军队稳定，确保军队一直成为共和国的坚强柱石，从而使我们国家未受外敌大规模入侵。不论如何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论如何研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对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正确之处始终应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