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晋、明清时期

从两晋到明清之间，是辽宁地区经济盛衰变迁较为剧烈的时期。辽河流域一带已成为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角逐的场所。汉民族只能退居南部沿海一带，完全失去了在东北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少数民族在辽宁建立的割据政权时间比较长。如在辽宁影响比较大的渤海国、高句丽、辽和金等。在渤海国和后金与辽的故地形成许多带有民族特色的新城镇。但是本期城镇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沈阳城的兴起。

沈阳城有历史文物记载是从辽代开始的。辽太祖“神州六年十二月，诏徒檀、顺民于东平（辽阳）、沈州”之后，这里人口才逐渐增加，生产随着不断发展。辽代为了加强沈阳的政治统治，改沈州为兴辽军，设中节度，统辖州一县二，开始筑有土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金代沈州又有新的发展。《金史·地理志》记载：“昌明四年（公元 1193 年）改为昭德军刺史与通（盖州）、贵德（抚顺）、澄（辽海州）三州皆隶东京（辽阳）。户三万六千八百九十二”。当时的沈阳城已成为统辖乐郊（州治所在地），章义（彰驿站）、辽滨（辽滨塔）、挹娄（懿路村）、双城（石佛寺）等 5 个县的大州。元代于成宗元贞 2 年（公元 1296 年），改沈州为沈阳路，取沈水（浑河）之北为阳而得名沈阳，重筑土城，归辽阳管辖。这些事实都表明沈阳的军事政治地位与过去比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沈阳城市变化最大时期从明代开始。为了应付后金重兵压境而重修沈阳城池，明代统治者才感到它是“切肤要镇”，开始加强军事防卫。从此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久超过了辽阳，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沈阳城市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有其一定地理、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背景为依据。

第一，东北地区明清之际经济开始全面开发，沈阳则处于中心地理位置。沈阳地理位置，正如《盛京通志》记载：“盛京（沈阳）之地，跨接东

瀛，金墉带溪，雉堞峻隔，形势崇高，水土深厚，长白崎其东，医闾■其西，流畅绿绕其前，混同黑水萦其后，山川环卫，原湿沃■”的有利形势，其位置远比辽阳条件优越。后期的辽阳由于辽河多次西迁，加上吉、黑二省经济逐渐开发，已失去原来中心地位和关内移民落脚点的地位，沈阳在地区政治、军事、交通地位逐渐增强，所以，沈阳才有可能取代辽阳的地位而逐渐兴起。

第二，辽、金、元、明时期，相继在沈阳实行军屯和大兴土木，筑城建廓，农业和手工业有较大发展。

从西汉开始就在沈阳实行军屯，到明代时驻军则实行“八分屯种，二分戍逻”，对地方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嘉靖十六年（公元 1537 年）前，

沈阳中卫所辖人口近 2 万，耕地 13 万亩。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 年）

沈阳地区移民已达 11.4 万人，开垦耕地 220 万亩。

由于大兴土木，筑城建廓，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明嘉靖年间，仅在砖窑业服徭役的工匠就有近百名。已形成一支具有石、瓦、纸、油漆、铜铝多种手工业队伍。清入关前，沈阳产的皮毛和军刀远近驰名，火药畅销东北各地。

第三，沈阳后期生产发展很快，逐渐发展成为商品生产中心和东北地区物资集散地。

明代开始为了沟通关内外经济，在开原、抚顺和广宁（北镇）设三大马市。由于沈阳处于三者之间必经路口，所以，逐渐成为专为三大马市生产商品的加工中心。沈阳生产的锅、铲、铧、布匹、绸缎等产品，深受兄弟民族的欢迎。沈阳的榨油、烧锅、造纸、金银首饰等手工业也很兴旺。清初盛京等处，每天酿酒用粮已达数百石之多。

进入三大马市的商品不仅有马匹，而且还有东北所产种类繁多的土特产品和南方所产的日用杂货等，如北方的皮毛、人参、鹿茸等产品经沈阳销往各地，南方的棉布、绸缎、茶叶、日用杂货等商品陆续进入沈阳转销各处。沈阳很快成为沟通关内外商品贸易的物资集散地。

第四，后金政治上需要沈阳成为统治中心，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萨尔浒战役之后，沈阳的政治、军事地位更为重要。从天命十年（公元 1625 年）后金将首都从东京迁到沈阳，沈阳才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后金统治阶级内部对迁都沈阳时曾有多人反对。由于努尔哈赤极力主张迁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沈阳形势之地，西征明室，自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从浑河、苏子河上流伐木，顺流而下，以此治宫室、供炊爨，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筹此熟矣”，用此说服了众人，成为迁都和后来建设沈阳的主要根据。

后金定都沈阳后，旗军数万，宦官云集，浩繁的消费进一步刺激商业的发展。清迁都北京，沈阳改为“谋克敦”，系满文兴盛之意，汉文写成“天眷盛京”，成为后来改称“盛京”和“奉天”的主要原因。从北京辟“御路” 直通沈阳，在东北地区由南到北设立驿站，辽河、浑河的水运也很发达，加上后来又开放了禁区，关内移民大批进关，特别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商人，他们“雄资善贾”，居沈阳商业之首。沈阳工商业已相当繁荣，围城内外作坊和店铺星罗棋布。

沈阳城市兴起的同时，辽宁其它中小城镇有的逐渐扩展，有的开始形成。如辽西的锦州、朝阳、兴城、北镇、义县、新民；辽南的金州、复州城、海城、盖平；辽东的丹东、凤城、抚顺、清原、新宾；辽北的铁岭、开原、昌

图等城镇大致也是这段时期形成的。

两晋明清时期城镇主要特点是：除军政中心职能不断扩大外，城镇的交通要道，物资集散地，商品加工的职能有所发展。但城镇的数量还不多，规模也不够大，分布集中于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许多城镇都是有镇无城。

（三）军阀和敌伪统治时期

军阀和敌伪统治时期，是指 19 世纪末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特别是日本侵略者长期殖民地统治，促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促使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奠定了辽宁城镇现状的基础。主要表现以下 3 个方面：

沿海港口城市形成与发展

沿海港口城镇形成与发展，是本时期辽宁城镇形成的重要特点之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营口、丹东、大连和葫芦岛港市的兴起，对促进辽宁经济发展曾起重要作用。

营口港口城市形成是由于 1858 年英法侵略者侵占天津，威逼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割牛庄为通商口岸。因牛庄深入内陆，航道淤浅，海船进出不便，才于 1861 年将商埠转设营口。此外，在铁路未兴建之前，辽河水运疏运货物较为方便。由于商业、航运事业的发展，营口很快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最大对外贸易口岸。

丹东城市的形成较早，但作为通商口岸和港口城市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借助鸭绿江水运条件而兴起的。

由于营口与丹东港是河口港，泥沙淤积航道变浅，进出入大船困难；加上冬季封冻 4～5 个月不能通航；特别是大连港兴起后，航运和贸易地位逐渐下降。港口所在地的城镇也发展缓慢。

大连港口城市是适应东北地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铁路修建、远洋航运发展需要而建设起来的。1898 年之后，在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下，先后用 47 年左右时间，在一片荒滩上逐步建设起来的海滨港口城市。城市形成的初期，俄、日两国都以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作为大连城市建设的重点，所以，大连很快以国际自由贸易港闻名于世界。后来进一步发展了城市工业，促使大连港口城市更加迅速地发展。大连开港不到 50 年，城市人口

达 80 万，用地面积达 45 平方公里，成为世界著名大港。但大连与其它殖民地港口城市一样，一直是帝国主义掠夺东北资源的基地和侵略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桥头堡。

葫芦岛港最初是我国清代和民国时期为了与日本占领下的大连港竞争而筹建的。但由于政权更迭、资金缺乏而中途停顿，直到日本占领东北后，又重新修建。1936 年开港后，港口和城镇发展很快，它对促进辽西地区经济开发和沿海港口合理布局起了重要作用。

内陆工矿城镇形成与发展

辽宁内陆鞍山、本溪、抚顺和阜新等地区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在资源开发基础上形成一批现代化工矿城市。

著名的钢都鞍山和煤铁之城本溪是借助煤铁等资源的开采，在敌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工矿城市。其中特别后来居上的鞍山，不到 40 年建成了全国最大和远东第二大钢铁工业城市。1934 年鞍山产业工人多达 11～12 万人，城市人口达 31 万多人，建成区面积 28.2 平方公里，已发展成为中等工矿城市。

煤都抚顺形成的时间较早。现代化的采煤工业使抚顺迅速发展起来。其后抚顺在采煤工业基础上又发展了石油化工、电力、水泥、炼钢、炼铝等工业部门，才形成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

其它类型的城市形成与发展

辽宁以农副产品加工和金属加工以及化学工业为主的城市较多。规模较大的城镇有机械、纺织工业为主的瓦房店，以造纸工业为主的金城，以化学工业为主的锦西，以有色金属开采为主的大石桥、华铜，以制盐工业为主的复州湾等。

城市殖民地性质显著。城市建设和设施差别悬殊，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并存，其中以“东洋化”了的大连尤甚。此外，除出现许多专业化较强的城市外，城市综合性质加强了。城镇规模多数都在逐步扩大，少数城市也有衰退的。城市分布比较普遍，初步形成大、中、小相结合的城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