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明代哲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1.过程与评价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紧要的时期。明自 1368 年建国，至 1644 年

被清军灭亡，中间 276 年，是一个历时很长的封建王朝。

明朝自建国至灭亡，正值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明代之前，东、西文化，至少在主要代表性国家的表现，可说各有千秋，旗鼓相当。但中国有汉之强，唐之威，宋之富，其经济实力和国势国威，比之西方诸国更有过之。元代时，马可·波罗来中国，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在西方出版，引起多少西方人的惊奇、惊疑和惊叹。但是到 15、16 世纪，情况发生变化。当代中国学者十分重视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变异。因为 15、16 世纪可以说是西方走向强盛的奠基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衰退之期。虽然英国人的大炮要到 19 世纪中叶才在广州海门上打响，但早在 3 个世纪之前，双方的发

展态势，已见历史兴衰之意。应该说，没有 16 世纪的分野，便没有 19 世纪的输赢。中国人堕落为东亚病夫的病根，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其发觞生滥之时，却在明代中期。

然而，明代并非不曾强大，并非没有变化，并非止步不前，并非一片黑暗，不见半点光明。只是变与变确有不同。明代盛时，其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否则怎能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实在明代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一大特色，是在明代出现许多前代所少见甚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拿这些现象和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比，至少在表面上确有种种相似之处。

就生产水平而言，16 世纪时，中国与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发展水平十分相近，无论在纺织、冶炼还是其他方面，都长短互见，各有千秋。

从商业水平而言，西方近代商业始于 14、15 世纪，而明代商业同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客观地讲，明代商业是自中国先秦以来，最为繁荣兴盛的时代，唯有宋代商业可以与之一论，其余炎汉、盛唐皆非其匹。如果不以其发展本质而仅以其市场规模而论，明代同样不输于西方。

表现在文化方面，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旗帜，打着复兴招牌，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明代文化自不能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但以其市俗和商业品位而言，明代文化尤其明代文学同样出现新的历史转变。西方有宗教改革，中国有泰州异端；西方有伟大的艺术创造，中国有《牡丹亭》和强调个性的画家集团；西方有杰出的《十日谈》，中国有伟大的《金瓶梅》。

但是，毕竟双方的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基础不同，国家管理体制不同。中国古代属于儒学国家，从来没有什么政、教合一的社会现象，所以中

国的封建文化，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段落中，是最为成功的文化。然而，其历史既久，其转向亦难。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特殊社会结构的重农国家，以农立国，由来久矣。明代虽有发达的商业，但商与农比，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近代商业如春风吹绿江南岸，挡也挡不住的；明代的商业，却似一支红杏出墙来，看着固然美丽，争奈基础不行。

西方的社会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政、教分开的历史大变化，明代却依然是在维持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双方的差异在于：明代体制已成强弩

之末，西方新体制却在初建之期。

可以这样讲，15、16 世纪的中国，是外变内也变，民变官也变，俗变雅也变，你变我也变。

所谓外变内也变，即外部世界在变化，中国内部也在变化，而且变变相通，至晚在 16 世纪，就已经有传教士把许多西方文化带入中国。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人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生于 1552 年，大约与布鲁诺、康帕内拉、蒙田同时。他于 1582

年 8 月 7 日抵达澳门，从此开始了他影响弥远的中国之行。利玛窦之后，还颇有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如利玛窦的同乡艾儒略，西班牙人庞迪我，法国人金庄阁和德国人汤若望等。这说明传教士来华，不是一人一地之事，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向东方作历史传播的一个环节。这些传教士来华布道，一在神学，二在科学，论其实际作用，则科学更胜于神学，中国本非宗教国家，接受基督教尤其不易，况基督文化并非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特点。科学则不同，西方近代科学，一入中国，便生面目一新之感。他们带给中国人的有完全西方式的几何学、天文学种种。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即由他们带来。而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有所心得又起到传播和本土化作用的中国学人也出于此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明代西学先驱徐光启。据《明史·徐光启传》介绍说，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徐光启死后，时人赞慕他说：

“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撰文。”

但这对联有些夸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入欧洲，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西方科技进入中国，却启迪不多，变化不大。所谓“经天纬地，奋武撰文”，不过“一个臣”而已。西方近代科学远远高于明代的科技水平，虽然中国古代数学等自然科学也称发达，但那方式不合近代科学的需要。现在新学进入中国，勺水微澜，变化无多，其原因，自不在徐光启等人身上。实在彼时的中国的社会还缺少这样的文化基础。但毕竟有西学进入，总是一件好事，它在中国儒学传统的文化大网上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

明代思想的演变，或多或少，与此相关。

所谓民变官也变，是指明代官、民成份和思想发生显著变化。虽然依然以农立国，但工、商业确有发展，消费市场达到新的水平。富商大贾，几乎随处可见；官、商参差，成为新的特点。唯其如此，才有了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一类的豪商劣绅，西门庆可说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典型。他身上既有旧的封建文化气，又有新的市商气，还有官僚恶棍气。在一片污浊之中，也有新的世风混杂其间。西方近代文明，开始肯定和张扬个人价值，而这种肯定和张扬，常常首先表现在享乐与纵欲方面。过去总是讲道德，讲信仰，讲忏悔，讲忠、孝、节、义，讲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此番发生变化，让这一切都滚一边去。这样的认识，在西方近代史上的思想家中，固然并不少见，在《十日谈》之类的文学名作中，更是在所多有。昔日不能说的，今日偏说；昔日不能讲的，今日偏讲；昔日不能思的，今日偏思；昔日不能唱的，今日偏唱。有明一代，此类文化现象甚多，如《三言》、《二拍》，如《桂枝儿》、

《夹枝桃》；如极具个性的戏剧与小品文；如《西游记》、《水浒传》；如久享大名的《金瓶梅》，至于西门庆之辈，连因果报应也全然不在话下，自

称讲什么善恶报应，任你皇天后土、佛陀鬼怪，也挡不住他泼天富贵。西门庆之流自与哲学不沾边，但他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市民心态的某种变化。

所谓俗变雅也变，即不但市民阶层在变，而且士人文化也在变。徐光启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徐霞客代表的是另一种文化；戚继光代表的还是一种文化。更重要的，则是乱自中来，以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文化终于遇到大挑战。虽然中国学术界习惯上将宋明儒学统称为宋明理学，但心学尤其是明代心学显然与理学有大区别。而王守仁则是这个时代文化的突出代表，他的哲学思想，代表的并非昔日的传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的精神。

然而你变我也变，我却没有你变得更快更深更大。于是在渐变与突变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终于拉开了巨大的历史距离。

明代思想文化，处在这种四处生变的大环境中，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质，又反映了它的历史转变的洪流中不能不以变应变的时代特色。总体说来，明代思想有过数次变化，而且，直至明朝灭亡，这些变化犹

未完成。

明代初期，朱熹的理学地位终于得到确认，朱子之学一变而成为官学。理学虽发之于宋，但在宋元之时，其运不佳，以致士人入考，称朱子之学者，就会被取消资格。元代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其官学地位的确立，则在明初。明太祖立国兴文，即有解缙上书，建议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①。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始修儒学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虽然并非只收朱熹注作，但朱熹思想在其中却占有突出地位。自此，朱学统治明代初期的官学，成为定论。

程朱理学主要是朱子学说占据统治地位，顺应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对明王朝前期的强盛与繁荣确有意义。其情有类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但毕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武帝之举，乘历史兴顺之风，有泱泱大国之气；明初尊理，其成效却是来得也疾去得也速，徒令一帮旧儒生些树老臣亡、盛事不再的感叹。明代内外的变化，实非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其思想变化，也绝非程朱理学能够局限的。于是自明中叶开始，明代思想为之一变。这种变化，简而言之，即是从宋代理学开始向明代心学转化。

明代心学约从陈献章（公元 1428—1500 年）时开始。

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他的诗文，后人辑为《白沙子》。陈献章一生为学，影响甚大。他虽明中大儒，但其主要观点，已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他主张“天地我立，万化我生，宇宙在我”②。在他看来， “君子一心，万理尽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③又说：“大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④他的这些议论，绝非程朱理学所肯言所能言所欲言者，他以万物为体，以我为心，从而上承陆学，告别程朱，另外举起一面旗帜。他的思想方法，本质上不在其理，而在其心。天下有道，亦

① 《明史·解缙传》，第 147 卷。

②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 页。

③ 同上书，第 38 页。

④ 同上书，第 39 页。

在吾心；天下无道，亦在吾心。所以读经不是紧要事，虽然他并不反对读书，但他认为改求诸心才是真正的求知之路。他说：“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①。他教人习学，以静为主，“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②。

陈献章之外又有湛若水。湛若水生于 1466 年，卒于 1560 年，是陈献章的后辈。他与王守仁交好。虽然二人的主张并不十分相同，但在对心学的发展方面，却各有贡献如许。按他的观点：“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心之说为外。”③

湛若水的哲学思想，以张载的气说为渊源；在许多地方，又与朱熹理学有相通之处。但他虽然与张载气说有渊源，又不像张载那样，把“气”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虽然与朱熹理学有相通之处，又反对朱熹理、心二元化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事以为心者，心之为心也甚矣。”④他的观念是心体合一的。所谓天地古今，同此一心；宇宙阴阳，理气一体。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界，确有很大影响。他是可以和王阳明争一席之地的明朝大儒。后人评价湛、王，认为“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⑤但也因为他的学说终于不能和朱子之学划清界线，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影响都不及王阳明来的更大。他是心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明代思想的转变至王阳明为一大高潮。王学之后，又有他的弟子们发挥争议，拓展天地，成为明代中叶的最大显学，尤其他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其影响尤为愈深愈大。但认真考虑王艮的泰州学派，又与王阳明的心学发生差异，特别是从属于泰州学派的李贽，更是异而不党，卓尔不群。

王艮生于 1483 年，卒于 1541 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王艮家贫，世代为灶户，即出身盐工家庭。他从小参加劳动，大约劳作时多，读书时少。所以李贽曾说他“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但他却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而且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使他的学说见解尖厉，别著锋芒，或有些西方布鲁诺式的学人风格。他虽贫苦出身而不忘国，读书未多而不厌学。他 30 多岁时，去江西听王阳明讲学，见面伊始，便有一场关于该不该议论天下大事的争论。王阳明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他则认为“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王阳明据此反驳他说“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他不同意这批评，简捷明快地答道：“当时有尧在”①。其气势氛围，颇有些唇枪舌剑的味道。以后人的眼光看，这是王艮的观点更合民情民意。但王艮推崇阳明心学，他的言行锋芒虽露，终不若王阳明心学气象远大，体例完备，他拜王阳明为师，成为王阳明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对王学不但能身体力行，而且创立了明代一大学派。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3 页。

② 《明史·儒林二》，中华书局本，第 7262 页。

③ 同上书，第 7267 页。

④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3 页。

⑤ 《明儒学案·湛若水传》。

① 事见《王心斋全集》，卷五。

泰州学派最重视“百姓日用”之说，认为“人人皆可为君子”。所谓“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与凡人没有本质区别。泰州之学以平民文化为其特色，特色即本色，到了李贽、何心隐、罗妆芳时代，更显示出其异端风采。而这异端风采，便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富时代气息的一种哲学精神。

与王阳明心学相抗拒亦相依托的明代思想人物，主要是罗舜初、王廷相。罗、王二人的哲学思想，皆以“气”为先，在大范畴上，可与张载哲学归于一脉。罗舜初（1465—1547 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大约与王阳明同时，但其思想是与王学对立的。他的哲学，以“气”为本，不务旁杂。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①王廷相（1474—1544 年）字子衡，号浚川，原籍山西潞州，父辈时迁居河南仪封。可谓晋、豫人也。他一生经历，与罗舜初多有相似处。对于民间疾苦，十分同情；对改革弊政，有勇有胆；反对贪官污吏，不畏权臣暴吏；除恶尽善，不顾身家性命。他的哲学观点，同样以气为本，他认为，“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世儒类以气体为无，厥睹误矣。愚谓学者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②

罗、王哲学，更近儒学旧体。但其影响，则不及王阳明心学远矣。此无他，因为王学更具开发潜质，也更适应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风格。罗、王之学，虽亦反对理学，痛恨弊政，论其本意，不过一传统儒生而已。其渊源远追汉儒，近逼宋儒，不及王阳明心学更富首创精神。

王阳明心学向着泰州学派转化，可谓明代思想一大转变。

明代后期，东林党人起来，复兴理学，再尊程朱，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其时，国家已到动乱边缘、宫廷腐败更是变本加厉，外患已到日生日长之时，内乱又是一触即发之势。唯这一般士人，耿直为性，忠孝为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一派，前赴后继，虽与明朝共存亡，但那“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精神与气派，是足以为后来儒生效法的。

自东林崛起而至明末，思想界人物如顾宪成（1550—1612 年）、高攀龙

（1562—1626 年）、刘宗周（1578—1645 年）、黄道周（1585—1646 年）皆为儒学重镇。道周、宗周二先生更是明代末期宗师级人物，但他们多以学品人品为先，论其哲学思想，则少有新意。直到明末清初三位中国式的启蒙思想家出来，明代旧学旧说才又为之一变。

此变未果，而明亡矣。那么，为什么西方文艺复兴哲学与明代哲学走相似的道路，但其结果却大有不同？不是说你变我也变，而且明代初期的国家实力并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吗？

不错，确实是你变我也变，但是变与变也真的不一样。

一点不同，虽然双方都在变化，但是一方变化快，一方变化慢，加上马太效应又在作怪，相比之下，距离越拉越大。形象点说，郑和的船队固然比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5 页。

② 同上书，第 149 页。

哥伦布的船队更强大，但北洋水师的兵舰就远不如英国的舰队更其船坚炮利了。

一点不同，西方中世纪末期，教皇权力对各地工商城市的控制，时紧时松，或紧或松。在意大利，就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之间产生了佛罗伦萨这样的近代型工商城市文化。中国明代政权，对外虽然没有多少威力，对内却是控制森严，不但缺乏产生佛罗伦萨这样的工商都市的客观条件，甚至没有产生这样城市的可能性。

一点不同，西方自 1350 年文艺复兴兴起以来，已经出现和形成一个具有相当独立的工商阶层，比如佛罗伦萨的管理者，就是当时的大商人代表。而在明代，则没有一个商人可以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也没有一个地区形成这种以工商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局面。

一点不同，西方近代文化最重视科学的应用和传播。哥白尼的地日说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明的中心议题。但明代政府依然坚持以农立国的传统国策，明代思想家包括那些异端思想家，顶多与民生日近，而与科学无涉。所以“四大发明”固然出自中国，但彼时的中国人对它们却没有恰当评价，倒是英国的培根对它们的作用有更充分的认识。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类型，已经属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这个范畴，而中国文化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其主体，依然不脱封建文化的旧模式，打破这个模式，还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而在当时，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人物确实少而又少，纵有凤毛麟角似的几个先贤，也不具备托马斯·莫尔、布鲁诺、埃拉斯谟、马丁·路德、蒙田一样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品格。

此所以王阳明终于不过是王阳明，而哥白尼却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