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幻象说

培根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他反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旧逻辑，主张建立一套新的逻辑的方法。他的这种新逻辑方法，也就是他的哲学方法。

培根认为，在旧的思维方式中，人们常常误入陷阱，其中有 4 种情况，

最为令人担忧。这 4 种情况样样都是防碍人们正确认识科学的路障。他称这

4 种情况为 4 种幻想即假相，四种假相的具体内容是：

<1>“族类假象”。何为族类假象？他说：“族类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①

这种培根式的表达方式，一般中国读者接受起来可能会觉得语言拗口。用通俗的话讲，族类假象，就是人们习惯于用人的感官或心灵作为认识世界的尺度，而不是依据宇宙本身的标准作为尺度。这样，人对世界的认识，有如用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照世界，因为镜子不平，镜中的映象绝难准确。

这思想在今天看来，乃是最基本的常识。而在 17 世纪之初，则是一种大胆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总结和发现。要知道，在受到长期思想扭曲的时代，发现常识就是发现真理。而培根所发现的又岂止是常识而已。他的关于镜子的比喻尤其精采。用凸凹不平的镜子照世界，比如用哈哈镜照世界，镜中反映出的形象一定也是幽默或者滑稽的。漂亮女人比如西方的维纳斯、中国的西施姑娘不照此镜，倒也不怕照此镜，唯有那些寻开心者才对哈哈镜哈哈大笑，而一些丑姑娘如中国的无盐小姐和欧洲的驴头公主之类，则一照此镜，不免格外生情。若人的头脑直如一面镜子一样，纵非哈哈镜，镜子的质量也有好有坏。可怕的是，人的思维系统乃是一面充满自信感的镜子，即使它真的是一面哈哈镜，它也绝不会轻易承认自己会扭曲一切外部形象。相反，它只管认为自己对外界的反映恰当公正良好。培根本是一位十分注重感性经验的哲学家，他能注意到人的思维也会产生误区，并希望人们从这误区——幻象中解放出来，确实有很不一般的认识论价值。现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跟着感觉走，殊不知这感觉也有醉态朦胧的时候，走路过河可要小心。

<2>“洞穴假象”。何为洞穴假象？培根说：“洞穴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通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穴的形成，或是由于这人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者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重复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9 页。

共的大天地。”①

培根提到了“元精”。元精一词的确切含义颇难把握。这大约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纵然经过解剖依然看不见摸不着的遗传性物质。用这样的词讨论假象问题，似有不妥。但在当时怕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要紧的是培根的本意是清楚的。洞穴假象和族类假象相似，但有区别。族类假象讲的是作为一般人都可能存在的虚幻，或者有些共性倾向的意思在内：而洞穴假象则更强调各个不同个体的个性假象的现象与原因。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族类假象讲的是镜子如何造成误区，洞穴假象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如何造成了这些不平的镜子。

洞穴假象的本意是指人们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的个人认识世界的局限性。这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读书读得太多太死，读来读去，读成书呆书痴，变成两脚书橱，于是书本成了防碍他形成正确认识的洞穴——钻进洞中，不见天日。或者因为心有成见，一提懒字便想起猪八戒，一提智者又想起诸葛亮，殊不知猪八戒也曾靠一张长嘴立过大功，诸葛亮也曾因错用马谡，失过街亭。然而，洞穴难免。人生在世，可以说人人皆有挣不脱的洞穴，因为每个人均为生活环境、学习环境、经验环境、工作环境所限，我们没有能力甚至没有可能了解天下一切事情。洞穴是我所依，洞穴误我所知，正如没有定势难于思维，死守定势又生其误，包括提出洞穴假象的培根先生，也是如此。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因为做无谓的试验而一命呜呼了。

<3>“市场假象”。何为市场假象？培根说：“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事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豁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①

将培根的这段话概括为通俗语言，就是人在交流中，无论使用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因为所使用的信息——语言或文字的不准确而将人引入认识的歧途。

这个且不谈它。只说对语言误区给以特别重视，将语言误区列为 4 大幻象之一，本身就很有意义。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信息符号，它与人类文明同在。但它一经产生便成为独立于人类的信息系统。换句话说，人类创造了语言，却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语言有它自己的规范、规则和规律。这就等于说，人类发明了语言又要听从语言的驱使。人类有规律，语言也有规律。一方面，人类只能按照语言规律去开发和丰富语言，语言也必须遵循自己固有的规则去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人类离开语言便失去文明，而语言离开人类便失去主体。——没有主体，便不能存在，不能存在，遑论发展？

语言是最基本的信息存在方式。信息变，语言也变。信息的内容变，存在方式也变。不但量在增多，而且规则、规范乃至存在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现在的数理逻辑、电脑语言都是语言信息的新的存在方式。语言虽变，不能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0 页。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1 页。

妄变。不妄变才形成有迹可循的演变历史，于是它又成为人类了解历史文明的一把钥匙。

语言既变，便会不断寻找新的规则和新的存在方式。研究语言的未发前景，也就等于从一个侧面预测人类的未来文明。

语言本质上属于信息形式，但信息必有限定，有限定才有规则。有规则才能应用——保证所传递信息的可能和准确。然而限定又会成为一种束缚，唯有打破旧的束缚，才有新的信息形式的出现，如此等等。语言的学问，实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培根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能独具慧眼，看到语言对思维的特别意义，虽然他所强调的只是消极意义。

即使我们把语言只理解为一个静态系统，它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比如战争，能将双方密码破译的一方，纵然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至少可以保证阶段性胜利。反之，密码不密，或者读错了甚至读不懂己方的密码，岂非等于将自己的生命拱手交给敌人。

然而，语言的准确又谈何容易，新的用语更是层出不穷。新用语难免不伦不类，甚至面目可憎，使得多少语言大家面对这不伦不类的用语，感到头痛不已。但是，头痛尽管头痛，头痛已毕还是得静下心来了解这些新用语的确切含义——因为只要人们接受了它，或者使用了它，或者使用过它，你就非给它一个确切定义不可。如这几年引起一些专家不满的“大腕”、“侃爷”、“火锅城”、“东方广场”之类，你虽不满却又奈何？即使培根先生在世，也只能指为幻象而已。幻象确实存在，更何况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假货正多。纵然你有很强很强的市场意识、质量意识、消费意识，假象气象万千，让你防不胜防。

语言是人类专利，因语言而入误区是这专利的负值。

<4>“剧场假象”。何为剧场假象？培根说：“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样式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①

把公认的学术体系比喻为舞台，新奇而绝妙。而公认的学术体系居然能成为人类的认识陷阱，则更有多少历史事实可以为培根先生作证。

然而思想体系的改变大非易事，一个体系的形成原本就不容易，而它一旦形成，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孔夫子的思想体系，从诞生到被官方认可，就用了几百年，汉儒训诂又用去几百年，宋儒注经、讲义理，明儒讲心论性，再又用去几百年，直到近、现代的新儒学。你要说，夫子体系永无更改，那不合乎实际，但真的换一个新体系，是那么容易的吗？即便是一种被公认的习俗，要改变它同样十分困难。印度人敬牛如神，牛在街头悠然徜徉，汽车遇上了都没脾气，这习俗要改掉它，容易吗？

何况培根先生要反对的不仅一两个体系而已。他要批评的体系，不是一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1 页。

种，而是三种——至少三种，包括“诡辨的、经验的和迷信的”①。他的总的矛头是指向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体系。

但改变古希腊哲学思想体系之不易，正与中国人改变儒学体系之不易相同。但不解除旧体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新的思想文化纵然有些建树，终究不能成熟。而培根就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位高举战旗与古希腊整个思想体系叫阵的人。他写《新工具》的目的，就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作靶子，他硬是要批驳旧说，确立新说。而且，要而言之，他确实是一位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