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代
这时代,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史上,其地位十分紧要。简而言之,这是继人类历史上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先秦时代之后的又一个黄金阶段。
人类古代史上的黄金时代,首推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这两个时代,可谓东、西辉映,双峰并峙。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自然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高山仰止,未有敌手,但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先秦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份不可多得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虽然人类自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进步,人类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发展。但是,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不是均速的,而是波澜起伏的——有辉煌时代,也有黑暗时期。以西方思想史论,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是第一个辉煌时代,而自古罗马文化式微之后,中途大约经过 15 个世纪,也未曾创造出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匹敌的文明成果。
15 世纪中叶之前,虽然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影响各异的思想流派,也有过各式各样的创造和争论,也曾出现过罗吉尔·培根和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著名哲学家,但是他们的历史成就,仍然不能和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大哲学家们相提并论。可以说,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过后,人类盼望一个新的属于未来的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已经为时久矣,而这个时代,终于在文艺复兴的旗帜之下,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成就和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之后,西方哲学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可以和古代黄金时期相比美,而且远远超越了前贤的新的辉煌时期。
在东方,则自秦汉以来,尤其是自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也没有一个历史时代足以和先秦时期的思想文明一较高下。宋代理学
尽管影响巨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也可以看作中国古典儒学走进其历史发展逻辑的极限境地。宋明理学固称一体,但二者多有区别。宋代理学意在集历代儒学发展之大成,而后综合发展之,成为中国儒学历史发展的逻辑归宿。明代心学固然与宋代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是传统儒学走向新的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契机。旧理学至王阳明,已经“山穷水尽疑无路”,唯有接受历史挑战,走向中国式的启蒙时代,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王阳明应运而生,于是王学终于背离初衷,成为一面反叛的旗帜,于是有了明末清初三位启蒙人物的出现。但是即使这些思想家以及后来出现的更为卓越的思想人物,依然不足以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段落。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前途,首先应该建立在综合东、西方哲学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中国现代哲学应该成为一切人类哲学文明成果的卓越继承人。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尽管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大不均衡,但严格地讲,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史,亦即人类近代思想文明史, 即是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的西方哲学,人物济济,流派众多,著作浩繁,影响巨大。
评价历史成就的基本标准,是看它对历史的贡献大小。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不但继承了先人,而且超越了先人。中世纪时期的思想界人物, 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伟人相比,总不免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样子,甚至有南辕北辙、倒行逆施之嫌,虽有贡献如许,然多在细节末节方面下功夫,尽管精雕细刻,终不成鸿篇巨制,仿佛流溪涓滴,缺乏长江大河的浩瀚景象。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界则不同。文艺复兴至今,不过 500 年时间,悠悠 500 年间,多少新思想、新见解、新理论、新体系、新风格、新流派、新人物,层出不穷,纷至沓来。他们以自己的实际成就,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之上,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和 1500 年前的思想巨人,遥相问候,平起平坐。
有人说,今人唯有超越古人,才有成为古人的资格。不错,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就是以自己的历史成就而展示了自己的时代形象。对于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来说,他们已成古人,而且是不朽于人类文明的一代伟人。
这个历史阶段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个时期的思想人物,不但作出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巨大贡献,而且在其历史时空所允许的发展广度、长度、深度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境地。
所谓发展广度,即指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不是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那样, 只集中在欧洲南部的两个半岛地区,而是遍布欧洲大陆,可以说,无论南欧、北欧,无论大陆、岛国,无论平原、山地,无论大国、小国,随着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但见东边日出西边雨,各领风骚,精彩纷呈。
所谓发展长度,即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 19 世纪晚期,在整个西方近代历史上,思想界的著名代表,前赴后继,英才辈出;杰出的哲学著作,层出不穷,从未间断。历史的发展,既有高潮也有低潮,但这段历时数百年的迅猛发展时期,在人类历史上,纵非绝无仅有,也堪谓十分罕见。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有五六百年时间,但这五六百年间,古希腊古罗马经历了发展、壮大、繁荣、强盛、衰微和死亡的过程;此后进入低谷,不复昔时景色。西方近代文明,因为其自身历史的文明内涵异常丰富,表现在哲学领域,也是
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而且春华秋实,各具风采;南腔北调,皆成美声。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不曾有过的壮丽景象。
所谓发展深度,是说它们以自己的思想内涵和实际影响超越了任何一个既往时代。它们的历史地位或许该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最重要的文明时期相提并论,而它的实际成就,又具有更强烈的现实价值和发展价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固为一代之雄,但其思想毕竟距离西方近代文明已遥遥久远;而同样伟大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就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创立息息相关了,他们是属于历史未来的新的一代思想巨匠。
这一段思想史重要,还因为它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原则,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当今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依然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直接的影响。现代西方出现的种种哲学理论、学术流派和各式各样的思想体系,毫无例外地都可以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与著作中找到依据与渊源。
从思想到体制,无论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模式,还是价值系统,都与西方近代文明一脉相承,一理同源。罗斯福总统的政治理念和潘恩先生的政治理念其实差不了许多。邱吉尔先生的民主思想和洛克先生的民主思想同样相去无几。对于西方以外的各个民族而言,为着自身的强盛和现代化需要,了解西方近代文明史上的思想、理论和著作,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历史性责任。真理本无国界,尤其那些已为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理,更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