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大师王阳明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虽然著述极丰，但不甚看重体系，也不讲究抽象思维。孔子习六艺，六艺只是 6 门功课，并不能代表他的儒学体系。但要研究

儒学，只知 6 艺不行，还要读《论语》，习《五经》，知思孟，明汉儒。孔子对那些关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一类的问题，并非没有论述，但不追根问底。比如他的鬼神思想，似在信与不信之间，究竟有无鬼神，并不认真追究。比如他虽然极度重视道德伦常，但道德伦常缘何而生，缘何必如此而不如彼，以何为本，以何为据，对于这些问题，他同样不作深究。那意向并非不明，只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微言大义，会心而已。中国文化传统，其意会性高于思辨性：其规范性胜过抽象性；其现实性超出理念性，其重视道德伦常远远超乎对起源、本体及规律的研究。这个特点，到了汉时有所改变，但依然失之粗疏不成体系，至宋明理学，才吸收释、道所长，有了质的改变。理学讲理重道，使其体系日趋严整，其演绎功能亦臻于上乘。所以后人有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的，道理在此。但宋代理学，也分两派，一派重理，主要是程朱理学，一派重心，主要是陆九渊。然重心者不敌重理者，所以在元代，程朱理学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明初，更是声势显赫，唯理独尊。但理、心二途，缺一不可，历史总有一种满足性要求，这似乎是一条定律。心学研究早晚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于是时至中明，王守仁的心学应运而生。

王学上承陆氏心学，又有新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一代显学，对于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1472 年生。他父亲作过吏部尚书，他的家属于官僚加儒者式的家庭。

王阳明既好习经，又善思考，所以他能不拘泥于读经读书。史书说他“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①足见他不是一位酸生。他好言兵，也好访客，爱读书，也爱纵观山川形胜，反映出他独特的性格特征。他一生追求仕宦，又能讲学论道，作诗为文，统军从政，苦思冥想，与他这种性格、经历及家庭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王阳明早年仕途顺畅，加上他虽年轻但有见有识，很快得到提升。可惜好景未长。正德三年即 1508 年，他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宦官刘瑾受宠，逮捕

南京给事中戴铣等 20 余人，他仗义执言，抗章奋救，结果，太监并龙颜一怒，被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由此观之，他不但好学多思，而且为人做事，也算有胆有识。他到贬谪地，并不心灰意冷。虽地处边荒，依然不忘儒学教化。史载，由于他能“因俗化导”，当地居民相率伐木为屋，对他甚为欢迎。刘瑾被诛，他重新得到信任，先被任命为庐陵知县，后来又迁升南京刑事主事，一直作到南京太仆少卿、鸿胪卿。后以军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但他一生遭非议甚多，他虽对明王朝忠心不二，但明王朝却对他常有疑难。

王阳明一生，无非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他的心学之说，二是奉旨出师，讨剿有功。可谓是一个允文允武的人物，他原本进士出身，但带兵有道，统军有法，几次出师，都传捷报。但也因此，过去一般大陆学者每当谈到他时，总是多加鞭挞；加上他又是明代理学的主帅，属主观唯心主义范畴，更是两罪归一，几乎无一是处。但他以书生之身而统军，确有些不凡之处。明有王阳明，清有曾国藩，可说中国历史上书生将兵的两大典型。这说明他并非腐儒，对于民间事、宫廷事、社会事都能情有关怀，并著以深思。他虽儒学人物，但同情心重，他的散文名著《瘗旅文》，写得情深意重，字字千斤。他率军“剿匪”，多所杀戳，竟至一战而杀 7000 人首级。他一面对造反者绝不手软，一面又发文布告，讲述他的伤痛之情。他在《告谕浰头巢贼》文告中写道：“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对此，也不好说他全是伪君子作风，猫哭老鼠假惺惺。

他对皇帝一片忠贞，但皇帝对他却是信任时少，猜忌时多，他因功受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步禄一千石”①，但“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②。他父亲死了，他回家奔丧，丧期既过，“亦不召”③。后虽经人荐引，“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困营”④，但全都“皆弗果用”⑤，

① 《明史·列传》卷八十三，中华书局本，第 5159—5160 页。

① 《明史》卷八十三，中华书局本。第 5166 页。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④ 同上书。

⑤ 同上书。

白忙一场。唯有当有人造反，朝中的昏官庸吏个个束手的时候，他才又被皇上想起来，于是加官补遗，命他出征。直到 1578 年，他又被命令率兵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第二年病重归来，死于途中。然而皇帝又听信谗言，下廷臣议，最终来了一个“停世袭，卹典俱不行”的宽大处分。

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有他独特的理论。他是心学大师，对于“心”的重视，超出一般层次，进入哲学境界。他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每经征战，必发文布告，以正民心。他的这些作法，自然引起后来人的种种不同之见。

王阳明的哲学，既名心学，自然以“心”为本。但他所讲的“心”，并非心脏之心。他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①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②可见他说的心并非物质而是精神，能够主宰一切行为的精神。这意思原本简单，但一经演绎，便成奇观。他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写道：

“经常道也。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议论风发，跌宕如归。在他看来，道即是命，也即是性，又即是心。心也，性也，命也，不是三者，而是“一也”。以心为本，心即是理。于是，而父子，而君臣，而夫妻，而长幼，而朋友；于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于是古今上下，天地万物，莫不如是也。人为人，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这就是王阳明心学最主要的思辨特征。

不但如此，他还认为世间唯有心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你不要以为心是一事，物是一事，理是一事。他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固所指而异其名，实皆我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①

心的外面一切皆无。这与常识其实矛盾，所以就有人向他请教：既然心外一切皆无，那么，一株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心”有什么关系呢？他回答说：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②

你一看花，花的颜色便一时明白起来，你不看它，它和你的心便一同归于沉寂。对此说，后人多有批评讥讽之辞。当然，此说确有不合常情常理处。但并非没有它自身的思维逻辑。如果说，王阳明连这点常识也没有，恐不足令吾辈心服。他的意思只是在强调“心”作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你看花时

① 《传习录》卷下。

② 《传习录》卷上。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9 页。

② 《传习录》卷下。

花则分明，因为她在你的感觉中分明起来了。你不看她，她与人心无干，只是一片沉寂；譬如古老洪荒之期，野无人迹，纵有国色天香，亦等于无。

程朱理学，重理而轻心，王阳明上承陆学，把“心”的学说系统化又理论化了。这对于宋明理学的发展自是一大进步，对丰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也是一大贡献。而且，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重视主体性研究，重视思维、精神或曰“心”的作用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诸如西方哲学中的“认识你自己”，“认识就是灵魂的回忆”，“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 等等著名的哲学命题，都是以研究哲学主体，研究人的精神、理念为侧重点的哲学流派，这派哲学影响深矣，作用大矣，虽有唯心论之嫌，却又不是仅仅唯心主义四个大字可以概括的了的。而中国哲学史对人的精神的研究大大弱于西方，王阳明独树一帜，更显得意义非凡。人类哲学的发展，常有两种声音，一家重物，一家重心；一时重物；一时重心；对世界不明，便观世界；对人不明，又察其心。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以辩证形态进行的，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便既有分争，又能互补，它们便在历史的宏观交汇处产生共鸣。重心之路，历史必然有之。既是必然有之，可见以简单的方式对待它们，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王说，也是不足取的。

王阳明哲学的另一重要范畴，即它的“格物致知”说。致知格物，古已有之。《大学》自宋以降，地位显赫，其开宗明义，便发此言。其文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名气之大，足称儒学名言之最；其地位之重，经宋儒一注，更是鲜有其伦。简而言之，便是修、齐、治、平四个大字。四者之中，自然修身才是根本。孔孟讲修身，王阳明讲格物。然而，他原本认为心外无物，无物你还格什么呢？但在他看来，格的意思就是“正”，“物”的意思就是“意”，格物即正意。怎么知道“物”就是“意”呢？因为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称之物。”①如此推衍，格物就是正意，而正意的目的在于致良知。那么，良知又是什么呢？这在王阳明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看他的文章，似乎良知既是本体，又是天理，还是道德情规。所谓本体，即心的本体，良知即心。因为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①所谓天理，也是本体，因为他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昭灵觉，所谓良知也。”②所谓道德情规，还是本体，因为他还说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③而良知即本体，可见忠、孝、信、悌，也就是本体了。

将良知、天理、道德情规混为一谈，是王学的特点，也是他的弱点。良知即天理，天理先人而存，格物致良知，即以人心归于天理，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题目，王阳明虽然对此亦全神贯注，无比重视，称“致知格物”为“学问大头脑”。但他在特别紧要的地方，却没有将这大头脑梳理清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5 页。

② 同上书，第 76 页。

③ 《传习录》卷上。

楚，就如同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莱布尼茨所走的道路那样。这大约主要与王氏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毕竟彼时的中国既没有哥白尼，也没有伽里略，更没有牛顿了。笛卡尔、莱布尼茨可以走出一条旧哲学不曾走过的新路来，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却走来走去，又回到了仁、义、礼、智、信的老路上来。可见王学虽然突破旧说，但毕竟未能与旧说彻底划清界线。他的学说，号称一生之变，但礼教如天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的脱胎换骨，亦非其时也。王阳明好像天上的纸鸢，飞得固高，形色固美，毕竟一绳相系，未得自由。王学至此，终于与程朱理学殊途同归，后人将他们统称为宋明理学，信有由矣。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来说去，终于向封建伦常归依膜拜，只是他顺世应时，要找一个新的逻辑出来，用这逻辑证明，唯有封建伦常，才合天理，才是良知。

但他十分重视知行关系，他不但是一位道德实践家，还是一位心学一元论者，所以他的“知行合一”观点，就有了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他反对程朱理学的先知后行说。程朱理学主张：“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①又说，“论先后，知为先。”②王阳明则认为知行一体，不分先后。他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亦非一矣。”③

在考察知行关系上，王阳明高于程、朱。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或说是两件不能完全割裂的事。赵括多知，不过纸上谈兵，结果害了士卒，害了赵国也害了自己。

其二，他强调行——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也重视知、行的辩证关系。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④换句话说，同为圣学一功，知了便行，行者为知。知是行的开始，不知则难

行；行是知的实成，只知不行实不为知。比如孝敬父母，知道孝教，便是格物；能行孝敬，便是致良知。天下哪有不知孝敬而能行孝敬的人，自然也没有不行孝敬却有“良知”的人了。

其三，他认为知行同一是一种境界。他说：“大人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两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固自十之百。是故见孺子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①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传习录》卷上。

④ 同上。

① 转引自《论人·人论》，海洋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7 页。

一方面是知行合一，一方面是万物一体。万物既为一体，知行合一的目的便在于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知行共在以达万物之心。万物一体，以仁为性，则是知行修养的最高境界。

纵观王阳明，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儒学大师。他的学说虽上承陆九渊心学传统，其实有他自己的独特建树，他以心为本，致知格物，在旧儒学的基础上辟开一条新路，或说一条歧路——世上唯有歧路在，才能越出旧界，走向光明。在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是一个没有传统的人。后代儒者对他批评甚多，原因在此。

王阳明又是一个务实的学者，他与中国历代儒者相比，最能接触社会，不尚空谈。而且在兵言兵，在教言教，坐于阳明洞中，便是天下硕儒；统兵啸傲山林，又是千军一帅；然而言教不忘其行，统兵不忘其学，正是王阳明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唯有后来的曾国藩与他有些相象。

王说别开生面，顺时应世，自然多有后人。又因为他的学说中包含着自我难解的矛盾，所以在他的后学中，也着实出了几位令世人目瞪口呆的异端人物。王学可以导向异端，但程朱理学不行，——王阳明心学不如程朱理学之纯，但这并非他的耻辱而是他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