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帕内拉

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想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人一派之事，甚至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自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之后，在好几个欧洲国家，陆续有一些后继者出现，其中颇有几本富于历史价值的空想名作。如本节即要介绍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意志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比他们更晚些的英国大名家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哈林顿的《大洋国》等。由此可以知道乌托邦思想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为它能够远播四方，同一题材的书籍才会屡屡出现，因为作为受体的读者群大，它才能超越国度，远播四方。如果联想到 18、19 世纪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大思潮，就更可以理解乌托邦思想在欧洲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乌托邦思想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们不满现实，但又不满历史的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他们因为对现实不满才幻想有更好的社会理想出现。但他们不是复古主义者，他们既不满现实，更不满历史，因此，他们的办法是拒绝向后看，只要向前看。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新的事物是喜欢的，但这些新事物还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的要求更高，胃口更大，他们希望有更美好的东西出现在人类面前，于是便展开空想的翅膀，去营造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

他们不满现实，但他们又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常常站在现实的挑剔者和批判者的角度发表意见。但从历史的宏观去看，他们其实也是现实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相当积极的一部分。以此观之，批判即是建设，反对也是补充。唯其有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补充，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文化才来得更完美和丰富。

这里主要介绍康帕内拉。

康帕内拉（1568—1639 年），他在年龄上比莫尔整整小了 90 岁，在思想上也可以说是莫尔的学生。特别是他的乌托邦思想，在大的方面，和莫尔没有多少质的差异。单就这点而论，可以说康帕内拉就是 16 世纪意大利的莫

尔，而《太阳城》也就是 16 世纪意大利人心目中的《乌托邦》。康帕内拉其人也与莫尔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个人都很博学，而且多才。莫尔既是思想家，又精通法学，熟悉史学、数学、天文学，更是一位有才能的律师和颇有特色的政治人物。康帕内拉同样博学，同样多才，他的著作也很多，而且同样既是一位文章高手，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诗人。他的 14 行诗，也如同莫尔的政治讽刺诗一样，既有个性，又有内容。

其次，两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念和同样坚韧不拔的个性。莫尔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他能身处逆境而不惊，面对死亡而不惧，即使面对小人的诬告与伪证，依然故我，镇定如常，大有中国古哲人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贤者之风。康帕内拉的一生境遇更是风波迭起，百味皆尝。但他非但能以超人的毅力去面对这一切，而且还以超然若归的精神进行自己的创作。如此这般，两个人都可称为人中豪杰。

再次，两个人都有丰富的阅历和超凡的想象力。乌托邦式的思想家，没有想象力不成，没有阅历更不行。他们二人的经历都不平凡。他们固然都是饱学之士，却能接触社会，关心现实，对政治生活一往情深，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绝不置身局外。他们的主张并非总是正确，甚至常有偏颇，但他们的态度从来都是严肃庄重、认真负责的。

最后，两个人都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们对现实中的不平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虽不必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但既见不平，总有一股不吐不快的风格在。莫尔作律师做得很有声誉，就是因为他敢为事主鸣不平；他作议员做得有声有色，就因为他敢于反驳国王的错误主张。康帕内拉也是如此。虽然他的《太阳城》中的批判色彩不如《乌托邦》表现得尖锐、浓烈，但他的 14 行诗中，同样表现出与之相似的风格与精神。他有一首《论宇宙间重大罪恶的根源》，写得很有特点：

“我降生是为了击破恶习：诡辩、伪善、残暴行为，我珍视菲米斯的坚贞、

能力、智慧和爱情——她的教训。哲学家的发现具有最高的效用，它谦虚地教人以真理——

这是医治三重谎言和极大罪恶的灵药，它会使那令人遭受痛苦的世界失掉力气。倒毙、饥饿、战争、敌人的阴谋、

淫荡、冤案、奢侈、任性——

在那三种道德沦丧的恶习面前就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

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

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康帕内拉与莫尔相比，也有不少相异之处。

第一，两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知行倾向有别。前面说过，莫尔是主张宗教团结与社会安定的。他尽管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十分痛恶，但他不同意用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在改革的动荡与保守的安定之间，他宁愿选择安定。虽然他在与对手的论辩时，气势凌利，语言刻薄，以至态度粗鲁有伤

风雅，但在行动方面，他却是一个喜欢稳妥远胜于喜欢变革的人。他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却不是一位行动的巨人。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不但有丰富的思想，而且有大胆的行为，当他认定起义是必要的行为时，他宁可放下一切思想，一心去为起义服务。

第二，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中更多民主精神、宗教意识，而康帕内拉的思想中更富于哲学与泛神论色彩。在两个人的乌托邦思想的后面，莫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政体，而康帕内拉的思想深处，却有比较复杂的哲学与神学背景。

莫尔年轻时，也有过几年修道院的生活经历，但他能把这种生活经历纳入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去，换句话说，他在西方宗教传统与人文主义思想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且把这种平衡寄托到他的乌托邦梦想中去。他注重人文，但不伤宗教。据说他离开修道院以后，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穿着通常在修道院中才穿的粗线织成的内衣。

康帕内拉本人即是一位僧侣，但他偏有许多异端思想。他身为僧侣，却对哥白尼、伽里略的天文学思想极为同情。虽然他的天文学知识不足以支撑他的这种情绪，但这并不妨碍他宣布自己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和倾心。他同时又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这一点同样与基督教原则大相径庭。在他看来， “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的一本书”①。而且在他心目中，宇宙和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宇宙乃是一个具有一切存在物特性的有生命的东西。他对于太阳更是情有独钟，唯其如此，他才把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太阳城》。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太阳神的崇拜者，而这与一神论的基督教义真是水火难容。此外，他还是一位星相学家，他对星相学的热忱，常常超过他对宗教的敬重。而无论哪种星相学，说到底，也是和基督教义背逆难通的。

严格地说起来，莫尔的思想体系中哲学成份甚少，这大约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关。而康帕内拉的哲学思维就比较丰富。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有时不免像一个大杂烩，那里面既有新的具有时代风采的哲学观念，也有陈腐守旧的神学观点，以及令人观之生厌的神秘主义内容，但他常常有意无意间便“碰” 到许多为他的时代所崇尚的真理。如他认为，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界②，并在一定意义上做出了“我思故我在”式的哲学猜想③。很显然，他的这种以感觉和经验为前提的认识论思想，和 17 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他的理性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又与后来的笛卡尔哲学有些许不谋而合的地方。

第三，虽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莫尔的《乌托邦》在写法甚至内容上都颇为相似，但二人的文笔与文风又有明显差别。比较而言，莫尔的文笔十分漂亮，他的《乌托邦》是一部很有文学品味的著作。康帕内拉的文笔则比较枯涩乏味，但他文章的组织方式和观点却往往更其清楚明了，虽不如前者富于魅力却较前者更宜把握。

造成莫尔与康帕内拉之区别的原因很多，要而言之，无非个人与环境两大文化原因。在环境原因方面，因为莫尔生活的都铎王朝和康帕内拉生活的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90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意大利有很大区别，都铎王朝是一个已经比较强盛而且正在走向新的强盛的国家。作为其国民与重臣的莫尔自然不希望他的祖国出现动荡，而是希望它在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变得更其强大与美好。恰恰是这种主张成为近代英国的文化传统。康帕内拉生活的意大利，彼时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反抗异族统治，必然成为本民族的首要任务。康帕内拉作为一名同样有政治热情与远见的学者，在民族大义面前，自是民族第一，学业第二。对于采取行动，那怕是激烈的起义行为也在所不惜。而他的这种作风，也和近代意大利的文化传统有某种内在联系。

就他们自身的情况看，莫尔一生中虽然也曾遭受几次挫折，但他的生活和社会经历，在总体上还是顺利的，他在本国乃至整个西欧都有很高的威望。虽然他死得很惨，但这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在内，何况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常不能以个人结局好坏论英雄。所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云云，应该包括死亡后的哀乐在内。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一生中单被关在监狱的时间就有27 年之久。在统治者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囚徒。虽然他生性达观，但看他一生经历，他遭受的磨难超过他的大名鼎鼎的前辈许多。

因为康帕内拉有如此长的监狱生活，他的履历反而相对简单。

康帕内拉原名吉奥凡·佗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侣后，更名托马斯·康帕内拉——与托马斯·莫尔更相似了。他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卡拉布里亚区所属的斯坚亚诺村。当时该区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

康帕内拉聪慧早熟，13 岁时已表现出某种创作天才。但他很早就接受教会教育，15 岁入修道院学习。但这不合他父亲的本意，他父亲原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攻读法律的。

康帕内拉在修道院主要是研究哲学和神学，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阿尔贝尔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他成名之后多次对修道院的学习表示不满，但在校期间，他却是一个好学生。从他后来的著作看，他的人文色彩不如莫尔浓重，但在神学哲学的涵养方面，却有比较扎实的功底。然而，他真正景仰的哲学家，既不是托马斯·阿奎那，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而是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特列佐。特列佐并非哲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他带有某种异端色彩。而正是这位特列佐，却成为康帕内拉走向成熟的一个启蒙人。

特列佐使康帕内拉着迷，但他并非前者的信徒。比如特列佐是不相信占星术的，康帕内拉却对占星术着魔。例如二者皆为异端，特列佐也不过小异端已而。1591 年，康帕内拉还写了一本有关占星术的著作。如此看来，康帕内拉既非中世纪哲学的追随者，也非特列佐哲学的真正知音。他有自己的风格，他要走自己的路。他学术视野开阔，求知欲望强烈，读的书又多又杂，而且为着看到更多的书，即使会犯教规，他也在所不惜。为了研究，他也曾不经教皇准许就擅自使用修道院中的藏书，这在当时无疑已是很大的事件。但他照样我行我素，并不想危险已在眼前。后来真的有人告了密，他也因此遭到逮捕。好在这次逮捕并未受更大的折磨，很快便恢复了自由。

此后，他曾到佛罗伦萨、波伦亚、威尼斯和帕多瓦等地旅游。一边游历，一边继续他的研究。这期间，他又两次被控告，幸而未酿成大祸。但看他当时的思想，他其实绝不是教会组织的真的反对者。从他当时写的两本主要著作《论基督教的君主国》和《论教会执政》看，他的基本观点倒是反对宗教改革。他主张教皇应该把全体基督徒统一在他的旗帜下，教皇不仅是教会的

首脑，而且也应当是国家的首脑。这思想与时代的要求自是格格不入，但他并非曲意奉迎，他的这种主张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为他的祖国正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大约他希望以教皇的权力取代异族的统治权力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稍后写的《告意大利公爵书》，就把这个观点明朗化也系统化了。

1597 年，他离开罗马，辗转回到故乡。在家乡，他使用种种手段继续他推翻西班牙统治的事业。他此时的理论，既有教皇统一论，也有占星术思想，但其主要倾向都是爱国主义的。他之所以被后来人称为伟大的爱国者，其原因在此。1599 年，他和他的同盟者决定在当年的 9 月 10 日举行起义，然而

出了告密者，他不幸被捕，从此开始了他 27 年的监狱生活。

康帕内拉入狱 27 年，坐过 50 处监狱，受过 7 次残酷的刑讯。据他自己

说，有一次刑讯长达 40 个小时，但他始终不肯屈服。而且他有双重罪名，既是西班牙的政治犯，又是教会的密传邪说犯。双重罪犯，罪名虽重，却又救了他一命。因为他既是教会要犯，西班牙人反而不能擅自杀他。

康帕内拉坐牢的时间是漫长的，但他的人生态度是达观的。他不但不曾屈服于他的审判者，而且一有可能就开始他的创作。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包括《太阳城》在内，都写于监狱。教会监狱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康帕内拉的书却以《太阳城》命名，虽有占星术的因素在内，抑或别有感慨寓于其中。

入狱期间，另一件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情，就是他结识了路德派教徒托庇亚斯·阿达密。他们两位在对哥白尼、伽里略学说的研究中，找到共同语言。康帕内拉并不是一位好的自然科学家，却是一位极有勇气和正义心的泛神论思想家。他接触了哥白尼和伽里略，就敢于为哥白尼、伽里略的学说仗义执言——虽然他并不曾真正弄懂他们。后来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捍卫伽里略》的论文，真情可奖，正气可嘉。

但直到 1626 年，他才在教皇乌尔朋八世的干预下获得发表著作的权利。这位教皇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他和西班牙政府有深刻的矛盾，其次也因为他是一个占星术的爱好者。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占星术无疑属于糟粕，但他却因此而得福，可知彼时的教会是不可救药了。后来在他写完《人如何能避免星辰所预示的命运》之后，他本人也得到释放。

但教会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1629 年他的对头未经他同意就出版了他的

《占星术》，随后又据此对他进行控告，说他宣传迷信和不服从教会。此后不久，教会又开始了对伽里略的宗教裁判，而康帕内拉再次显露英雄本色，他不顾风险，又一次为伽里略辩护。他的这一作法，无疑使本来已经很危险的处境变得更其危险。随后又有人控告他企图再次谋反。在这样的情势下，他被逼无奈，只好逃离祖国，去了法国。此后一直居住法国，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 1639 年 5 月 21 日，在法国逝世①。

《太阳城》与《乌托邦》相比，大同而小异，同多而异少。其基本思路与总体构想方面，两个人的区别不大：同样主张公有制，同样主张君主权力，同样主张君主应由哲学家或神学家担任，同样主张对社会财产的公共分配，同样反对一切不平等待遇，同样坚持法律应简约明确，同样重视教育，同样注重人民的幸福和福利。凡此种种，可以知道《太阳城》是受了《乌托邦》极大影响和启发的，对此，康帕内拉本人也毫不忌讳。或许可以这样说，没

① 上述传记材料主要取自《太阳城》附录《康帕内拉传略》，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有《太阳城》，《乌托邦》也已经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空想主义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有了《太阳城》，则这使命无疑将完成得更出色，其影响也更深远广大。但是，两个人的乌托邦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很相同的地方，甚至很不相同的地方。有的地方，康帕内拉比之他的前辈大师有所后退，另些方面，他又有自己的发展和独特贡献。

康帕内拉最不能与他的前辈相提并论的地方，是他为之终生着迷的星相说。星相之学，古已有之，但在他那个时代，已经退出或大半退出历史舞台了。至少聪慧博学如康帕内拉者，不应对星相说再如此痴迷。而且，他居然能把经验主义式的感觉哲学、伽里略式的自然科学与充满神秘气息的星相学掺和在一起，况且并不自觉其矛盾，还要左右逢源，振振有辞，这件事本身就有点滑稽——尽管康氏本人并不感到滑稽，且还一脸的庄重与严肃。

星相说贯穿《太阳城》首尾，所叙内容，其实与《太阳城》的主旨无甚干系。而且依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花去康氏许多脑汁的星相观念，不过是些胡言乱语。比如在《太阳城》中译本第 55 页，航海家又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星相术的伟大作用来了。作者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作的重大事件要比全世界四千年所作的还多；这一百年来所出版的书籍，比五千年来所出版的还多；他们也谈到惊人的发明，即印刷术，前膛火枪和磁石的运用，他们认为这是全世界居民将联合成统一的教徒群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征兆和手段。他们又说，这些伟大的发现是在巨蟹座的三角形中的大合的时候，在水星通过天蝎座进入拱点时并在月亮和火星的影响下才完成的；这时月亮和火星能在这个三角形中促使我们发现新的航海术，建立新的王国和发明新的武器。” 更为奇异诡谲的是，因为“巨蟹座是月亮和金星的阴性标志”①，“阴性的因素在天上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一些不大坚定的人开始统治他们。从这里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妇女们开始掌权。例如，在努比亚和蒙诺波塔巴之间出现了新的女骑士，欧洲人中做了女王的有：土耳其的俄罗斯女人，波兰的波娜，匈牙利的玛利亚，英国的伊丽莎白，法国的喀德林，托斯卡纳的比扬卡，比利时的马加丽特，苏格兰的玛利亚和在发现新大陆时代的西班牙的伊萨塔拉”②。

这可是太奇妙了，比世界真奇妙更奇妙 10000 倍，然而，没什么价值。

《太阳城》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在继承《乌托邦》的基础上，又有几点自己的创造。这些创造或已被验证，或并无征侯，但其空想品质，一样可钦。

第一，新的劳动观。康帕内拉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光荣的思想家。他对劳动有一种全新的见解。他既不以功利主义态度理解劳动，也不以民主主义观点理解劳动。他对劳动给予伦理道德方面的新理解，即认为劳动乃是一则非常荣誉的行为。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作，例如金工与建筑工，在他们当中是最受称颂的”③。这观点虽然不无偏颇而且后来也曾几度流行，但在他那个时代，无疑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提法，又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创见。

不仅如此，他还有另一个创见，即认为任何一种工作都是服务，而“任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56 页。

② 同上。

③ 《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57 页。

何一种服务都称为学习”①。他就此有一段非常生动且带点调侃意味的议论。他说：“一个人两只脚走路，用屁股出恭，用眼睛看东西和用舌头说话，都同样受人尊敬；因为需要用眼睛来分泌眼泪，用舌头来分泌唾沫，也和需要用屁股出恭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去完成。”②

唯其如此，他才坚决反对使用仆人。他认为，“使用仆人的结果使人养成腐化的习惯”③，而像太阳城里这样充满灿烂阳光的地方，肯定“是没有仆人的”④。

因为他认定劳动光荣，而且人人都应该和必须劳动，所以他对太阳城人的劳动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予以新的设计。太阳城人，每天工作时间很短，由于人人参加劳动，因而人人皆有娱乐，劳动不但不会成为负担，尤其不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他的办法是：“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都是分配给大家来承担的，而且每人每天只做不超过四小时的工作；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愉快地研究各种科学、开座谈会、阅读、讲故事、写信、散步以及从事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活动，而且大家都乐意从事这一切活动。”⑤

这么短的劳动时间，现在发达国家怕还没真正做到哩！这么丰富的生活安排，也真不比如今的国家差多少。看起来，《太阳城》中的劳动观念，在当时固然只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与幻想，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超前价值。第二，家庭婚姻观。《太阳城》不同于《乌托邦》的第二个方面，是他

的家庭婚姻观。莫尔其实重视家庭，虽然他不能如现代人一样认为婚姻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事情。他对婚姻家庭自有一套独特的想法，其要点是，生育的子女必须健壮，所以婚姻的双方也必须健壮才行，否则——只能友谊，不准结婚。

康帕内拉比莫尔走得更远。如果说，莫尔重视婚姻，是因为他认为婚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所以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个基础也一定要健康和文明。那么，康帕内拉比莫尔的观点更极端，康帕内拉的公有制是彻头彻尾的，他不但认为只有健康的男女才有生育权力，而且干脆就决定为太阳城里的人们取消了婚姻。如果说，人类为着繁衍而必须婚姻的话，那么，这种婚姻也只能是“公妻制”的。

康帕内拉的这种“公妻制”模式，不但对男女双方均有严格的年龄、健康等方面的要求，其具体方式，尤其令人惊异不已。他说：“在古雅典式的体育学校上课时，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要按古代斯巴达人的风俗把衣服脱光。这样，领导人就能够根据他们体格的情况，来确定哪个男人更适合同哪个女人性交；他们只需很洁净地洗过一次澡后，就可以每三夜进行一次性交。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①

同理，对孩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其教育方式同样颇为特别：

① 《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 24 页。

“断乳后，小孩便按性别交给男首长或女首长抚养。于是他们就和其他儿童在一起轻松地学习字母，看图，赛跑，游戏和角力；并根据画图认识历史和各种语言。他们穿着漂亮的花衣服。到了 7 岁就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然后学习其他的科学，接着，根据首长的鉴定，再学某一门手艺。天分比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但其中知识比较发展的，又可以接回城市。在同一个时日同一个星座照临出生的儿童，他们的天分、性情和面貌大多数是相似的；因此他们总是互助互爱，而使这个国家呈现一片和谐的景象。”①

对康帕内拉的“公妻制”思想，有些思想史书，不免要痛加指斥，以为是腐朽不堪救药的内容。其实婚姻原本属于历史现象，它既非自古而然，也不会永远如是。硬以昨天的文明来看待今天的文明，难免会感叹世风不古，而硬是以今天的文明去判定明天的文明同样大可不必。康帕内拉的方式，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畅想，聊备一说，有何不可。况且他在谈到诸如性之类的话题时，态度绝对严肃。假如我们这些 500 年后的人们非用色情的观点去看待这位先贤，那就不是被批评者有错而是批评者本身有些不正常了。

总体看来，康帕内拉是一个颇有些矛盾的人物，但他的主导发展方向是好的。尽管他倾心星相术，尽管他的思想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左右摇摆，道心难定，尽管他的人文追求和对民主制的理解甚至低于莫尔的水平，但他依然不失为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太阳城》一书的结尾处，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讲了一个“自作主张”的观点。不错，他本人就是一位敢于自作主张的人士。他说：太阳城的人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一个人是可以自作主张的。因为据他们说：既然有一位他们很尊敬的哲学家，尽管受敌人最残酷的刑讯达四十小时之久，但由于始终坚持沉默而没有说出敌人要他承认的半个字；所以，那些从远方缓慢地起作用的星辰，并不能迫使我们违反我们的决定。”①

实在说，正是这个执着如怨鬼，敢于向着一切权威挑战，敢于自作主张的康帕内拉，才更其令人喜欢。

康帕内拉之后，还有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哈林顿的《大洋国》和培根的《新大西岛》。但无论那一种著作，不论是鼎鼎大名的培根的《新大西岛》也好，还是悄然而至的《基督城》也好，还是别具一格的《大洋国》也好，他们都远不如《乌托邦》和《太阳城》来得名声响亮，影响巨大。直到18、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几位杰出代表出来，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此无他，因为近代史上的乌托邦思想，整体上已被莫尔和康帕内拉阐述已尽，人类尽管可能产生 1000 个莫尔，10000 个康帕内拉，但作为代表人物，有这样杰出的两位也就够了。风流人物，何需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