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巨人汇聚的世界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其一个突出的特色，便是他们的博学多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7—8 页。

才。可以说，凡在那个时代里可以称为人物的人物，个个都是全才。

对于这些全才而言，懂得两三门外语，实在是很平常的表现。深入到两三个、三四个、以至五六七八个貌似互不相干的专业领域，并且很好地掌握这些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同样平平常常，无足为怪。什么文理分科，什么专业界线，什么先精后博，对他们来说，近乎毫无意义。他们似乎对后来人的所谓专业意识，若非浑然不觉，便是不屑一顾。他们仿佛个个都是 500 载难逢的旷世之才，要学什么就会什么，会了什么就能精通什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首推达·芬奇。即便那些不如达·芬奇博学的人物，如丢勒，如马基雅维利，如莫尔，也都是具有多种才能的人士。

达·芬奇简直就是一个人类的奇迹，他几乎是一个完人——如果人类确实有完人的话。他不但有很高的修养，有健美的体魄，有非常英俊的外表，有迷人的风度，而且有令人惊叹不止的各种各样的才能。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是一位不寻常的建筑学家，又是一位对美学、哲学作出过深入思考的非凡思想家。他的才能已经无比全面，他的设想还要更其丰富多彩，他的成就已经十分巨大，他的计划还要更其无与伦比。他的传记作家评价他说：“芬奇的多才多艺使他的同代人惊讶不已。‘一个小小的脑袋怎么装得下那么多东西？’他的艺术活动、智力活动与心理活动是包罗万象的。他试图重新创造世界的美，量度世界的广大无垠，解释世界的奥秘。他是个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音乐家、解剖学家、数学家、博物学家、发明家、天文学家、舞台设计师、哲学家，一身多能。”① 这个且不说他，只要看一看达·芬奇逝世后留下的未曾发表的手稿，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这些手稿大约有 5000 页之多，单是题目就有约 50 页。人们

只消阅读一下这 50 页中的部分题目，大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恩格斯要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了。这些题目包括：

“古代寓言、中世纪哲学、海潮的起因、空气在肺部的运行、地球的大小、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猫头鹰的夜生活习惯、人类视觉的自然规律、火焰的性质、把圆周变成正方形的公式、地心吸力、树枝在风中有节奏的摆动、一种飞行器的草图、治疗膀胱结石的处方、用充气皮夹克作为游泳的一种工具、一篇关于光和影的论文、一个游乐园的设计图样、一套新的作战武器、香水的一种制作法、一套最早的几何原理、关于喷泉水压的一系列水力学研究、鸟兽习惯的多方面观察、一篇研究真空的文章、用蒸汽作动力的一种装置、关于最早期格言的一个篇章、一篇关于月球性质的专题论文。”②

够博大够广泛够不可思议的了。然而这不过是他手稿中全部题目的 1

罢了。

他们博学，但他们绝不因为博学而浅薄——浅薄还能算作巨人么？以达·芬奇为例，他不仅是一位人类艺术史上的旷世奇才，而且是一位饶有建树的大科学家，还是一位具有卓越思想才能的大智者。他的哲学思想是严格地以经验为认识基础，以艺术和科学实践为主要依据的。虽然他不似后代哲学人士那般倾其全力，治于一端，但他的很多哲学见解，亦足以启迪后人，让人们在研究他身后那些哲学大家如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的

① 亨利·托马斯、黛娜·莉·托马斯：《世界名画家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9—40 页。

② 同上书，第 40 页。

时候，也能在他身上看到某种历史渊源与发生轨迹。

达·芬奇的哲学思想，首先是他的“科学必须是经验与理性相结合”的主张。这主张，在达·芬奇来讲，既是一种智慧的思考，又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之谈。因为他本身具有多方面的科学实践和艺术实践，所以他的哲学思考，永远不会流于空泛。他的文章，仿佛信笔为之，却能言之有物。他重视经验，认为“智慧是经验的产儿”，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全都来自我们的感觉能力”①。他说：“在我看来，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那些不是从经验里产生、也不受经验检定的学问，那些无论在开头、中间或末尾都不通过任何感官的学问，是虚妄无实、充满谬误的。如果我们怀疑一切通过五官的东西，以为不可靠，那就应该加倍地怀疑那些背离五官的东西，如上帝和灵魂的本质之类，因为在这类问题上是争执不休、永无定论的。”②

达·芬奇相信经验胜过相信上帝，至少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里是如此。在他看来，上帝比感觉更靠不住。达·芬奇并非无神论者，但为了自己的科学和经验，那么只好让上帝委屈一下了。

达·芬奇的哲学思想，大多体现在他那些浩繁无边的日记体中。因为是日记体，所以很多意见，仿佛是不经意而为之，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特别是缺乏一定的体系安排，但并不因此使他的哲学思想显得浅碎没有深意。后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他那里，也许只消三言两语便有形象而中肯的说明。比如：讲到科学与实践的关系时，他说，“科学是统帅，实践是士兵”①；讲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又说，“最大的不幸是理论脱离实践”②。当然，在后来居上的那些更为成熟的西方哲学家看来，这些议论太像格言而不类乎哲学思辨。殊不知，达·芬奇原本与中世纪经院哲学无涉，对于抽象艰深的哲学命题，直言破的，潇洒为之，正是他的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