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

蒙田是文艺复兴时代独具特色的思想家、文学家。有的研究者认为，蒙田的人文主义特征不算典型，其实不算典型也是一种典型，一种非典型的典型而已。蒙田作为文学家，他不写小说，也不写剧本，他以风格独特的散文而闻名。蒙田作为思想家，又不写理论文章，不注重理论素养，他以自己深具个性的散文而闻名。蒙田不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那样，具有色彩鲜明的理论品性与风范。他既不像布鲁诺那样激烈火爆，也不似埃拉斯谟那样喜欢和擅长冷嘲热讽，又不像马丁·路德那样是一位掀起万里狂飚的风云人物，更不像托马斯·莫尔那样，对未来充满一腔希望并富于浪漫的想象力。自然，他也不像我刚刚介绍过的马基雅维利那样，对现实政治问题一往情深。

蒙田与他们个个不同。他所关心的似乎只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最为紧密相关的事情。诚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涉及到政治，涉及到宗教，涉及到战争，但这一切都是站在“人”的需要、“人”的希望、“人”的感受、“人” 的好恶、“人”的理解的角度去观察去思索的，或者干脆就是站在他蒙田的角度去观察去思索的。至于他得出的结论对与不对，甚至于有没有结论，那都无关紧要。而他本人原本也没有打算非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我这样看了，就这样写了；这样写了，也就这样拿出来给各位观看。至于读者，您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您不同意又何妨我写，您同意了又何妨我不写？从这个意义上看，蒙田确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很有个性的思想家，或者说，蒙田是“本色”的人文主义者。

因为所谓人文主义者，就是专门关心和研究与人相关的一切事宜并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家。自然，科学也是与人相关的，宗教也是与人相关的，政治更是与人相关的。但在这一切内容中，花大气力去关心和凝注于人本身及其

① 转引自《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3 页。

生活的人物中，蒙田纵然不是唯一的代表，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代表。

蒙田的这个风格，在他一生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都有体现，而他的主观心态更是自觉。他非常欣赏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的一句名言：“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并把这句名言和其他一些与之类似的格言挂在自己的书房，作为他生活的座右铭。而他自己，也曾说过许多具有同等价值的格言、妙语，比如他曾经说过：“宁愿多了解自己，不愿去了解西塞罗。”

他关心自己，而且据他说：“我只能研究和考察我自己；即使我研究别的东西，也只是为了将它们应用于我自己。”①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这个词，本身即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同时也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与模糊性。而在蒙田这里，人与个人与人的理念，往往是合一的，至少是相通的。他说的关心自己，既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一种感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观念和理论。作为一种个人感受，关心自己就是关心蒙田；作为一种理念或理论，则是一切人类成员的自指——人人皆应关心自己。而人人都应关心自己，亦有类于人人皆应关心“人”的意思在内。蒙田似乎也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又曾说过：“每个人都包含人类的整个形式。首先，我通过普遍的自我同世界沟通。”

②

但从蒙田的文章倾向看，他说的人主要是指个人——我。而这一点，正是他那个时代文化的革命性所在。因为文艺复兴是对封建时代的攻击与反叛，而封建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人格的分裂。只是因为东西方封建文化的模式差别，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中国封建文化的特征是它的礼教特色，上尊下卑，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人分十等，等等有别；官上有官，奴下有奴。西方的封建文化形态，则表现为人、神分离，神对人的压迫。而神在尘世的代表则是教会，教会的最高首领终于取得半人半神、神下之人、人上之神的特殊地位。人文主义要提高人的地位。打破封建文化的统治，在东方先要打破等级，在西方先要破除迷信。人不但要在神的面前直起腰来，而且要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关心自己。蒙田的人文思想，价值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对人的价值的承认，而对人的价值的承认，首先表现在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与保护。只是这个历史观念的成熟与完成，已不是蒙田一个人可以胜任的了。

但是蒙田并没有这样深究细论，深究细论其实也就不是蒙田了。他只管把问题提出来，余下的事请读者自去品味。而唯其如此，才形成蒙田风采，并使他的思想和文章别有趣味。

在蒙田看来，人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研究课题。人的复杂，不仅表现为它的群体复杂性，而且表现为它的个性复杂性。你先不要讲什么我们人类，就算把我们的“们”字去掉，也已经复杂无比。蒙田一生中最欣赏的一句名言，就是“我知道什么？”他认为这句话无比深刻，并依照当时的风尚，把这句话铸在一枚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则铸着一只天平，作为这句名言的形象体现。

“我知道什么？”这是最平常的一句话。然而最平常的语言中常常蕴藏着最复杂的真理。400 年前，蒙田把这句话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时，他说他

① 转引自《欧洲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4 页。

② 转引自《法国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4 页。

自己对此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400 年后的今天，我们就可以对这句话做出满意的回答了吗？那怕这回答只是自己满意也行。“我知道什么？” 如果我们认真对自己提问并打算认真予以回答的话，我想那将是一个十分不易回答的难题。您知道什么？您知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趋向吗？您知道现代数学面临的危机吗？您知道电脑传染病的根治办法吗？您知道人类什么时候能攻克癌症吗？您知道如何消灭狂犬病吗？您知道怎样有效利用人类赖以生存的有限能源吗？您知道您老人家的寿命吗？您知道您的家人对您的真实看法吗？您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陨石块向着地球飞来吗？您知道下个月的物价吗？您知道您的住处周围有多少小生命吗？您知道您明天的心情是好是坏吗？您知道您婚姻的前途吗？您如果样样都知道，那您一定是一位超人，而超人是不在蒙田先生的命题范围之内的。您如果不知道，那么您去问蒙田，而他会用他条幅上的一句话回答您：“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

①

蒙田的时代，是人的地位日益高起来，神的地位日益低下去的时代。人与神的关系，正是在他那个时代发生巨大变化。而他的人文思想，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对神的批判上。他不是把神的地位拉下来，而是对神之种种，不予重视。他是一位不以战斗取胜的人文主义者。他的办法是：第一，关心人；第二，关心人；第三，还是关心人。通过对人的关心，来达到他的人文追求。

因此，他对后世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思维方法，是他的怀疑主义。其矛头自然是对准中世纪传统观念，对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他不满意中世纪经院哲学，认为它们琐琐碎碎，没有价值；指出它们自相矛盾，批评它们没有生气。

他的怀疑主义不是先从别人讲起而是先从自己讲起，问起：“我知道什么？”正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我才要怀疑。我怀疑我知道的东西是否正确，通过怀疑，达到批判旧说，回归人本的思想目的。

蒙田运用他的怀疑论的时候，最擅长以悖论的方式证明怀疑论的理论价值。他常把前人、古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一一列出，然后让他们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暴露自己。仿佛中国古代寓言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然后从矛盾中指出这些内容的不合情理。

怀疑论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其实由来已久，特别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它的创始者的大量论述和比之蒙田更为系统和抽象的理论表现。蒙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怀疑论运用到他的“人”的观念中来，让它们直接为他的人文思想服务。他不追求理论效果，尽管他也喜欢自称是个有理论系统的哲学家。但他的怀疑论的价值主要还是表现在他对一切与人有关的方方面面的怀疑上。

蒙田的怀疑主义，其外在表现往往成为相对主义。比如一个人佩服凯撒，另一个人佩服杀害凯撒的杀手，他们当中究竟那个人更对些呢？比如同样一个行为，有人以为是善，有人以为是非善，则善与非善之间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呢？在蒙田看来，所谓客观标准是没有的。他说：“善恶的评价，大部分依赖我们的意见。”①又说：“无论富裕、光荣或健康，都不能具有比我们所赐给它的更多的美妙和快乐。每个人的处境佳否，全视他自己的思想。快

① 《蒙田》，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 页。

① 《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8 页。

乐的，是那自己觉得快乐的人，而不是那别人认为他快乐的人。只有信念使快乐真实。”②

有些道理。比如亲人死了本该悲伤，但庄子死了夫人，他却鼓盆而歌。可惜这不能成为普遍真理。而怀疑的妙处，正在于对于一切均可怀疑。

但这不能证明蒙田对于一切只会怀疑，而没有自己的半点主张。其实，怀疑就是他的主张，而怀疑的结果，就是他的结论。例如他说某件事值得怀疑，这好像不是结论；而正因为这件事情值得怀疑，所以不要信它，这“不要信它”就是结论。

综上所述，一方面，蒙田要用人文主义思想去观察周围的一切；一方面，又要用怀疑主义方法去审视这一切。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蒙田。

他的这种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方式在方方面面皆有展现。

首先，表现在他的著作方面。他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位以精美的散文形式表现其理念追求的。他不要求完整的思想体系，也不讲究专业术语——他那里根本也没有什么专业术语。他的文章，语言流畅，风格平易，文辞优美，不求雕饰，似乎也没有经过精心设计。一些文章，甚至内容与题目不大相干，题目只能代表开头的一段话，后面的文字便行云流水，潇洒而去。他本是一个极为博学的人，更可贵的是虽博学而不摆架子。他不作高头讲章，只管天文地理、山南海北，一路扯将开去。喜、怒、哀乐，无所不涉；花、草、鱼、虫，无所不言。虽对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广征博引，实行的却是既来之则安之，合用者则取之，无须者则弃之的方针，并不考究所引文字有多少背景和体系。他好用比喻，比喻使他的文章更活泼也更易传播，能以生动的例子讲明的问题他就绝对不用理论公式。他的某些文章，内容冗长，文笔不甚严谨，这与其说是他文章的缺点，不如说是他文章的特点。实在的，一个以平常之心而作“闲话家常、抒写情怀”的人，他就难免兴之所至，不知所之。况且他生性不喜卖弄，更反对寻章雕句傻用功，别人挑灯夜战，他还要以埃拉斯谟式的口吻讽刺几句。他说：“您以为他是在书中寻求一条通向更健全、更快乐、更聪慧的道路吗？没那回事。他会把普劳图斯的诗律、拉丁词的正确拼法教给后人，他甚至会为此而赔上老命。”①用语刻薄。但对那些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为着一个逗号不惜用尽三瓶墨水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剂良药。学问本是寻常事。非把学者弄成不食人间香火的神仙模样的人，若非故弄玄虚，就是成心和自己过不去。

蒙田博学，因为他好学。他尤其喜欢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经典作家。对于苏格拉底自是一往情深。对普鲁塔克、塞尼卡、西塞罗、卢卡莱修、贺拉斯、拉尔修、凯撒、希罗多德、塔西佗等也都非常喜欢。他喜欢他们，但不迷信他们，而是像与身边的老朋友一样，与他们沟通和交流。他有时还要和他们开点玩笑，比如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常常引用的普罗泰戈拉的那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就调侃说：“真是的，普罗泰戈拉给我们编了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把人当作万物的标尺，却从来不曾量量自己。”①

一般地说，蒙田所敬佩的学人都是古人，但他绝非一味好古，比如，他

② 同上。

① 《蒙田》，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 页。

① 《蒙田》，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 页。

谈到儿童教育时，就断然认为：儿童首先应该学会的是“认识自己，知道生得其乐、死得其所”②。

蒙田博学而又好学，但他对学习本身却另有新解。他说：“学习是一种伟大的修饰，一种可提供奇妙的帮助的工具，那些藐视学习的人们仅仅暴露出自己的愚笨。然而我也不像其他某些人士一样给予它过高的评价。举个例子说，哲学家海里留斯认为学习非常有用，主张仅仅学习本身就可提供我们以聪明和满足，我并不相信这一说法，正如我们相信人们所说的：学习是一切美德之母，而罪恶则出身无知。就算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也要加以充分的注释。”③

说学习是一种伟大的装饰，纵非奇思怪想，也不免令人惊奇。

与学习相比，他更热爱生活。他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而又十分推崇享乐的生机勃勃的智者。他说：“一个能够真正地、正当地享受他的生存的人，是绝对地、而且几乎是神圣地完善的。”①不仅如此，他还一反旧说，认为人不是为他人生活，而是为自己生活。他说：“我们为他人生活已经够多了；让我们至少在这余生中为自己生活罢。⋯⋯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去学知我们怎样归依自己。”②

为他人还是为自己生活，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结束争论的话题。许多理论界人士认为：如果你只为自己活着，就是活得没有意义。但现实生活却常常教育我们：一个连为自己活着都不肯的人，你让他为别人活着，也近乎一句空谈。更不屑说，还有些是专唱高调的伪君子。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看不过那种毁坏生活的行为，尤其看不过那种毁灭人性的行为。他对肉体惩罚尤其深恶痛绝。他认定：“刑讯是一种危险的创造。”③他说：“我觉得，这与其说是追查真相，倒不如说是考查体力。因此，能够顶得住刑讯的人便可隐瞒真情，而受不住刑罚的人则会胡供乱认。”④

对于宗教迫害，他更是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他把宗教迫害者看成是食人生番，而且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生番》的文章。他写道：“我认为，吃活人比吃死人更为残酷，非刑拷打和折磨一个仍旧具有高度感觉的人，把他零烤碎炙和让他被猪狗咬得血肉模糊，总比等他死去以后再烧了吃更为残忍。”⑤

唯有出离悲愤之人，才有出离常情之语。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特别厌恶不平等尤其是人格不平等现象。他认为确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他的职位、地位、财富和门第，而是看他具有怎样一种品行。他说，作为农民和国王，贵族和奴仆，有什么区别，作为个人，他们根本没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充其量“只是在他们的袴子上”①。这真是至理名言。孙皓是个混蛋，当了皇帝，谁见谁怕；阿 Q 成了革命党，连

② 同上书，第 32 页。

③ 转引自《冒险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3 页。

① 《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9 页。

② 同上书，第 220 页。

③ 《世界思想家文库》下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④ 同上。

① 转引自《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9 页。

不准他姓赵的赵老太爷都敬他三分。其实，作了皇帝的孙皓还不依然是个混蛋，当了革命党的阿 Q 也依然没半点出息。但是衣服一换，猪八戒马上成了登徒子。你对此大惑不解，封建文化则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蒙田不信这一套，他偏要以冷嘲热讽的态度，以辛辣刻薄入木三分的语言揭穿这事情的不合理性。

蒙田不同意等级观念，主张人际交往理应平等相待。他绝不因为对方是个大人物就把自己变小。实在他也是一个大人物，但即使并非如此，按照他的价值观念，他也一样会憎恶那些高居人上的超人，憎恶那些卑居人下的小人。他说：“我对大人物既不恨之入骨，也不充满深情。”②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热爱自然。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对大自然的种种精美描绘，而且还有许多奇妙的比喻，这些比喻是不曾亲近大自然的人很难想象的。他热爱自然，甚至有些崇尚自然，对大自然怀有一种深沉的敬意。在他心目中，自然有如宗教，且比神学家们所信仰的宗教更其圣洁，更能打动人心。他说：“科学不得不每时每刻向自然借鉴，这样才能向科学的信徒提供坚定、纯洁、可靠的榜样。”①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对人类“性”行为能采取一种客观的类乎生物学的观点。他既不像文艺复兴早期薄伽丘那样宣扬和肯定情欲的宣泄和泛滥，更不满意中世纪守旧派对于性行为所采取的畏之如虎讳莫如深的态度。他的性观念既冷静又坦率。他干脆把性行为称之为“生殖行为”，他有一篇题为《论想象力》的散文，但文章的内容却主要是讨论性无能的蒙田将性视为平常人的平常事，这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反对战争。战争是历史的怪物，战争就其存在

方式而言，它是一切生命的敌人。蒙田从他具体的价值观念出发，面对战争，坚持反对。他说：“战争是人类最盛大、最有声势的活动。”②这话貌似称赞，实含讽刺挖苦之意，因为接下去他又说道：“我真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明人类的长处，抑或相反，从中看出人类的软弱和缺陷。说实在的，我们相互厮打、彼此残杀的技能看来远胜于没有掌握这种本领的禽兽。‘几时曾见百兽之王，残害过柔弱的幼狮？

何处森林的野猪，死于凶猛同类的獠齿？’”③

真的，虎不食虎，而人要杀人，不知这是人类的骄傲还是悲哀？

蒙田哲学思想的另一大特点，是他对人生、对宗教、对政治、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尚，所采取的宽容和解的态度。

蒙田自认为是个天主教徒，但他不因为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就把新教徒看成异教，对他们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不一定同意新教徒的思想，但以他的处事原则看，没有新教徒的时候，就是没有的好；现在既然已经有了新教徒，也应该给他们一席生存之地，也就是有了的好了。

即使对于低宗教一等的方术，他大体上也持同样的宽容态度。蒙田本不相信神学奇迹。在他看来，所谓神学奇迹，纯属无稽之谈。纵然别人认定这奇迹出于无意，他也同样不予相信，而且一样要讽刺一番。他说：“奇迹建

② 《世界思想家文库》下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 页。

① 《世界思想家文库》下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 页。

② 同上书，第 13 页。

③ 同上。

立在我们对大自然的无知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大自然所固有的。”①他的宽容有时使得他缺少哲学家气质，有时又使他显得富于睿智者的聪明，但实际上这只不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人生态度。

蒙田的政治观念，大抵如是。他并非不关心政治，而且他还真算得上一位政府要员，但他实际上从来也没提出过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他也不是政治改革家，确切地说，他内心并不喜欢变革，而且不问这变革是好是坏。他甚至对政治没有持久的兴趣，虽然他也曾两度当选为市长。他对于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没有明显的情理倾向，他可以称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政治宽容者，尽管他思想的实质并不能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相谐同。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最佳政体就是能够使本民族得以延续下去的政体。它的重要形式和作用取决于习惯。我们很容易对现存的制度不满，但我却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要求少数人的专制或是在君主制度下要求另一种政体，皆是愚蠢有害的。”② 这理论颇不合改革者的口味，也不合守旧派的心愿。但蒙田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心目中，只消对本民族的发展有利，无论民主也好，专制也好，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可惜这理论只能在特定的阶段性条件下才有其某种合理性，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它至少是肤浅的，甚至是荒谬的。蒙田虽讲政治宽容，但他并非政治大家。

蒙田的宽容哲学，表现在对不同民族的习俗时尚方面，尤其富于特色。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时尚，都有它的合理性。你不能因为自己爱扎领带就反对别人穿圆领衫，也不能因为自己有赤膊习尚便指责别人的精心打扮。他宁可把各个民族的奇异行为理解为习俗时尚，而不愿把它们看成与道理或不道理有关。他说：“处女将其最隐私的部位公开袒露⋯⋯男妓⋯⋯女人去打仗⋯⋯女人站着小便，而男人却蹲着。”①这一切令欧洲人惊异莫名的行为，都是习俗使然。他的论据是：“我们认为道德法来源于天性，其实是来源于习俗⋯⋯应当这样看：超出习俗之外的东西也不属于理性的范围。”②因为他如此重视各民族的习俗，又有这样杰出的见解，难怪当代一位研究家要称他为“现代人类学的先驱”。

蒙田之所以成为蒙田，也有其诸种原因。

首先，他所处的时代启发和教育了他。他生活在欧洲宗教战争年代，30 年战争，对社会破坏严重，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灾难。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用武力不能解决宗教之争，只有通过和解，才能使国家取得安定，得到发展。虽然从历史的宏观空间考虑，战争——某些战争也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行为，但至少在蒙田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渴求和平。蒙田的和解精神，既受到社会的启发，又得到社会的响应和肯定，而这一点正是他与其他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区别所在。

就他出身考虑，他的家庭也有着相当宽松的生活气氛。当时的欧洲，宗教信仰是个极大的问题，因为信仰不同特别是教派不同，国可动荡，族可分裂，家可败亡。但蒙田的家庭却是一个例外。他一家人的宗教信仰其实各不相同。他父亲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他妹妹却参加了加尔文教派；他弟弟也

① 《蒙田》，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5 页。

② 同上书，第 74 页。

① 《蒙田》，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1 页。

② 同上。

曾加入加尔文教派，但很快又退出了。而他的家庭气氛和谐，亲情关系良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蒙田，自有一种平和专注宽容和解的风格。

就蒙田本人的性格而言，他也是一位性格偏于孤独的思想家，他对于古希腊古罗马许多经典作家都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内心最为敬重和钦佩的还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他伟大、博学、智慧，但不致力于著述；蒙田虽有著述，但不作理论文章。蒙田对苏格拉底情有独钟，大约就和他本人的文化性格有某种内在联系。

蒙田一生，游历不甚多，经历不甚复杂。他 1533 年出生于一个贵族特色的商人家庭。他是长子。他父亲是一位绅士，他母亲自称西班牙人的后裔，也有人认为是犹太人。他家境宽裕，受的教育也好，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有很高造诣。他年轻时曾作过一段波尔多法院的顾问，但他看不惯主要是受不了法庭对异教徒的肉刑惩罚。所以在 37 岁时便到乡下退隐，过一种半是学者半是乡绅的生活。

他一生的成就，尽在散文创作方面。他的散文既是文学，也是哲学，但他喜欢讲自己祖上的军功，而且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学者。但因为他有很大名气和影响，不管本人愿意与否，他还是两度当选为波尔多市市长。虽然他一生中也曾受过教会的迫害，但总的来讲，他的一生是平和顺利的。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具有独特性格和经历又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蒙田的哲学思想，没有体系，而他也根本不关心体系为何物。他一生著述颇丰，但都是散文笔法。于是就有人怀疑他的文章是否有理论价值。实在说，他文章的特色不在理论思维方面，但他绝不是只会追逐时髦、讨好读者的庸俗畅销书作家。他的思想并非没有深度，而是不以理论追求为己任。虽不刻意追求竟然无意得之，则是蒙田创作的一个特色。就他的思想内涵分析，他的文章不但涉猎极广泛，甚至可称为博大精深，其于后世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据他的传记作家研究，蒙田思想对于后来的政治观、宗教观、人文观，以及心理学、人种学、历史学、美学和散文创作都产生重要影响。他的散文，不但影响了莎士比亚和培根；他的哲学，也同样影响了笛卡尔。直到18 世纪，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都对他十分推崇。甚至有人认为：蒙田怀疑而培根实干，“他们为法国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蒙田之后，模仿他的人很多，或有作出某种成就的人，但真正达到他那样成就的人就少而又少了，有的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让前人在天之灵哭笑不得。整个地说来，蒙田只属于他那个特定的时代、国度与阶层，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常人，同时又是一个奇人。他因常而奇，虽淡泊而致远。以至远在中国的读书人中，他的读者常比与之同时代的作家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