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 年），英国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对后世有着久远巨大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可以分为几个类型：马丁·路德属于宗教改革类型，是从教会内部反叛出来的新的历史人物，在他前面有捷克的胡司，紧随其后的有加尔文；哥白尼、伽里略以及布鲁诺属于科学家类型，他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宗教，但当科学与宗教信条发生冲突时，他们宁可因为得罪了宗教而牺牲自己也绝不背叛科学；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是一种类型，他们不以抽象思维见长，而以生动灿烂永具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达·芬奇、丢勒以及米开朗基罗是一个类型，他们多才多艺，既是艺术家，又有内涵丰富的新思想；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类型，他是献身于政治事业的人物，也是近代哲学史上政治哲学的开山祖。莫尔、康帕内拉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们是空想家，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尤其是莫尔，他的思想和著作可以毫无愧色地称之为欧洲乌托邦思想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西方自公元前 8 世纪以来即有以空想方式设计和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传统。最著名的古代社会理想著作，自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柏拉图之前，这类思想和理论已有相当的历史，如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杰里迈亚、伊齐基尔、艾赛亚第二等，都可以称为古代乌托邦思想的先知者。

① 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7 页。

② 同上书，第 217 页。

③ 同上书，第 215 页。

④ 同上书，第 214 页。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他庞大的理念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柏拉图以理念作出发点，当这理念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写成了他的这部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著作。

西方的这种政治哲学传统和东方国家尤其中国的历史不同。中国的古代圣贤并非没有社会政治理想，但这理想至少自孔夫子起，就具有浓郁的伦理特色。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不乏变革与法制之举，但总的原则，不出儒家藩篱。大体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理想是充分伦理化了的，国与家难分，法与礼难分，而对社会体制、社会理想方面的内容则言之甚少。这本质上和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有莫大关系。

西方则不同。西方的政治社会理想，古希腊罗马之后，也有近千年的沉寂时期。这种沉寂终于在文艺复兴时代，即在新的商业时代，在当时最强大的王朝——都铎王朝，由托马斯·莫尔将其彻底打破。

托马斯·莫尔是西方近代乌托邦的奠基者，也是它的创始人。

托马斯·莫尔，1478 年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城市家庭。他幼年时，他父亲曾作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天资聪慧，性情好学，加上比较优裕的家庭条件，他在孩提时代即被送入圣安东尼学校，并在那里掌握了拉丁文。从 13 岁起，便被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莫顿红衣主教家中。他和莫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受到莫顿极大影响，而且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忘记莫顿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可见，即使全新的时代，也需要各种文化传统的佐助与滋养，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对于后来的新的文化构建，依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虽然文艺复兴运动本质上是对于中世纪宗教文化的根本冲击与抗议。莫尔的这种经历显然对他的未来生活，特别是对他和教会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他后来和马丁·路德的争论，以及他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都与他的这些经历有某些内在联系。

莫尔从小接受的是优良教育，接触的是上层社会。但他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相反，当时的英国，新文化正以无可阻挡的势头，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勃然兴起，而他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后，尤其受到当时大学中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这些学者既是他的先生，又是他的朋友。他们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也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新知识、新思想。

但是他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并不合他父亲的心意。他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能专攻法学。1494 年，他 16 岁时，终于迫于家庭压力离开牛津大学而去学习法律。并且，他也不负父望，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律专家，而且在其后的法律生涯中作出了相当的成绩。

但他的心始终是与人文主义者相通的。他精通拉丁文，熟练掌握希腊文，对希腊古代学术的研究与爱好更甚于对拉丁文的爱好。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是埃拉斯谟。他们两人出生于不同的国家，但两人一见如故，自 1499 年结交，一生相互帮助，相互勉励，相互支持，是人类历史上学人之间保持纯洁友情的典范。而且从流传下的材料看，似乎他对埃拉斯谟的帮助还要更多些。

他的这位朋友对他多有记述，从他的外貌到他的身体状况，到他的性格特征、习惯和爱好，以至社交特点、人际关系、学识才华、婚姻子女，都有详细生动令人信服的说明。埃拉斯谟本是一位文学大师，以他那富有生命力的笔墨描写他最知心的朋友，更显得才华横溢，文酣字畅。

莫尔生性乐观，品质优良。他生活非常朴素，既不尚奢华，又不求享乐，甚至不修边幅。他衣着简朴，不喜客套，但并不因此缺乏魅力。他的朋友写

道：

“在社会交际中，他彬彬有礼，风度不凡，能使郁郁不欢的人心情舒畅，能使一切棘手的难题显得轻松。他年轻时便很诙谐，似乎生来如此，但是诙谐而不流于无意义的打诨，谑而不虐。年轻的莫尔写过短的喜剧，也参加表演。妙语警句，哪怕是拿他当靶子的，他一样欣赏，他是如此醉心于饶有风趣的聪明谈吐。因此他少年时代写过些警句诗，并特别爱好琉善的作品。导致我写成《愚神颂》的也正是他，这等于要骆驼跳舞啦。”①

从他一生的表现看，他是一个很多情又很善于替别人着想的人，是一个博学绝不守旧的人，又是一个敢于坚持己见，为着自己的良心可以不顾生死的人，还是一个喜欢和平安定的生活甚于喜欢激烈变革的人。他的这些特点决定他独特的人生选择。

他善于替别人着想，首先表现在他对家人的态度上。他年轻时，曾与两姊妹交好，虽然他内心爱的是二小姐，可是当大小姐向他求婚时，他不忍看她伤心，就和她结了婚，而且婚后感情甚好。他夫人不幸早逝，为他留下一子二女，他为子女着想，又和一位寡妇结了婚，而且开玩笑说：“她不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精明机警的管家婆”。但他和她同样关系融洽，感情和睦。

莫尔博学且又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富于想象力哪能写出《乌托邦》呢？但他态度认真严肃，而且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他一生的挫折都发生在与国王的关系上，而他花大力气与之辩论的对手，正是马丁·路德。国王是都铎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路德是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改革人士。但他对于不合自己信念的人，不管你是国王也好，还是路德也好，统统予以反对，虽然反对的具体方式也有差别。

他和国王的第一次冲突，是亨利七世向国会勒索一笔补助金，因而引起议员不满。莫尔 26 岁时即被选为议员，他年轻气盛，又具正义之气，对国王的这一行动，自是带头反对。其后果，便是招来国王的残酷报复——他父亲被关进伦敦塔，并被课以巨额罚金，但他并不屈服，只是脱离政界，重操律师旧业。

后来他写出《乌托邦》。《乌托邦》给他带来大声誉。这时亨利七世死了，新王——亨利八世对他很赏识，于是请他入朝从政。自 1518 年他被任命

王室请愿裁判长起，直到 1529 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大法官，成为英王手下第一要员。10 余年间，可谓顺风顺水，宠爱有加。但他的作风依旧，头脑也是清醒和冷静。

然而，蜜月终于过去，好梦骤然醒来。当时的英王一心想摆脱教皇的束缚，要使自己成为英国教民的首领。英王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英国与西班牙已经开始争夺欧洲的霸主地位。当时的教皇受制于西班牙，英国与西班牙成为竞争对手，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教皇站在西班牙一边而侵害自己的利益，于是英国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与西班牙公主离婚，另娶一位宫女为后；二是取消教皇在英国的宗教首脑地位，自己直接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领。而这两条都是莫尔绝对不能同意的。

从英王那一面看，自己的举动正与英国的命运密切相关，身为英国大法官的莫尔理所当然应该率先支持。

从莫尔这一面看，英王的作法简直和马丁·路德的作法没什么两样，而

① 《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27 页。

他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已经十分愤懑，他从自己的信念出发，对英王的这两项重大举措，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自己一个也不支持。在英王那一面，非但要所有头面人物支持，而且要他们宣誓效忠。

在莫尔这一面，不但不同意宣誓，甚至连英王的婚礼也不出席。

双方矛盾终于闹得不堪收拾，于是莫尔被关进伦敦塔，后来虽短暂释放，但到 1535 年，即被宣判处死。其判词曰：“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泰柏思行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①

如此细致周到而又充满地狱气味的判词，真令大英帝国的后来人脸上无光。总算国王恩典，没有照此执行。国王大人御示，只要将莫尔的脑袋砍下来也就算了。

偏偏莫尔先生对国王的恩典毫不领情，已经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并且还对行刑的刽子手讲了几句笑话。

莫尔同英王的矛盾，绝非意气用事，而是政见不同。莫尔一生都在研究学问，但他并非一个单纯的脱离实际生活的学者。他在做学问的同时，也在做官，即使不做官，也在从事法律活动。只是他一生学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500 年至 1520 年主要研究人文思想，此时的莫尔，正是生动鲜明，朝气蓬勃。1520 年后，他的主要精力用到神学研究方面去了。研究神学既使他受益——得到亨利八世的青睐，也使他受害，并最终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毕竟国王的神学目的在于为政治服务，莫尔的虔诚则变成不知进退，不合时宜。

莫尔一生的大事件，除去写《乌托邦》之外，就是和路德的论战。他和埃拉斯谟本是极好的朋友，在同路德的论战中，二位更成了心心相印的一对盟友。但他们的风格并不一样。总的讲来，埃拉斯谟的手法更高明些。以他的文章和路德的文章比，倒显得路德的态度有些盛气凌人，甚至横蛮不合礼仪。莫尔则不同。他的文章用语，比之路德更其不堪，而且常常把自己和亨利八世搅在一起，弄得不官不学，非驴非马。文章中不乏侮辱漫骂之辞，甚至无中生有，把一些大谬不然的观点硬派给对方，然后煞有介事地痛加批判之。

他们的论战，起源于路德 1520 年发表的《教会的巴比伦俘虏》一文。路德在文章中对天主教七项圣礼进行分析，认为其中只有两项合乎教义，可以保存，其余五项一律予以驳斥。这文章传到英国，亨利八世首先不满。于是亲自出马予以批判。但他哪里会写文章！便请一些同道者代为捉刀。这些捉刀人中即有莫尔在内。以后莫尔也曾化名为文，也曾专作枪手，总之是对路德的观点绝不同意，而且必欲批臭批烂而后快。

如果舍去双方的情绪表现和对各种具体问题的争辩，冷静地分析双方的最主要分歧，则莫尔的意见，是要在教皇的统一旗帜下，整顿基督教世界，使之保持安定和团结。而路德的中心思想是“因信称义”，认为包括教皇制在内，只要不合《圣经》本意，就该进行改革，纵然因此而引起混乱也在所不惜。

莫尔与路德的论战，至少不能算是正确的一方。尽管他的某些主张也并

① 以上判词及传记多取自彼得罗夫斯基的《莫尔小传》，见《乌托邦》一书附录，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非全无道理。然而，他的态度倒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当着后来亨利八世比路德走得更远，要将教皇在英国的首领地位取而代之的时候，他也是绝不能违心地表示同意的。

莫尔多才多艺，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出色的律师，而且还是一位颇有特色的历史学者和富有才情的讽刺诗人。对他的历史著作，后来的研究者看法不一，对他的讽刺诗，则有很高的评价。他的讽刺诗中以政治类诗篇居多，诗中反映的思想也和他著作中的看法一脉相通。他写道：

“慈善的统治者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条保护一群牲畜的狗。它驱赶着狼。

那么，不慈善的国王呢？

——他本身就是狼。”①

但他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著作，还是他那部名闻遐迩的空想社会主义作品《乌托邦》。

《乌托邦》是用文艺手法写成的政治书籍。书中通过一位海外游人来谈观感。这种写法，现代人恐怕不好接受，但在西方依然有天外来客、外星人之类的文艺作品，倍受世人青睐。以海外游客谈海外美妙奇异的经历，正合当时时尚。彼时前有《马可波罗游记》，后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加上资本主义的文化本性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相信海外奇谈，也很喜欢海外奇谈式的著述。托马斯·莫尔选择这样的手法，既投世人所好，又不易被当权者抓到把柄，还能笔墨酣畅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谓一举数得矣。

《乌托邦》有类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但二者在风格与品性上都有不同。《理想国》以理性思维作主旨，非合理式不成理想。《乌托邦》则毋须这些抽象。他将一连串的见闻，如影如形，生动具体，一件一件慢慢道来。以其内容而言，《理想国》的理想与《乌托邦》的理想也有不同。前者记述的是古希腊时代的圣者的思考。后者是资本主义文明初期一位思想家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现实的批判。

《乌托邦》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以批判为特色，第二卷则全然理想的形象描述。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自然第二卷是他的主脑。

《乌托邦》中的理想生活，大约有如下种种：

《乌托邦》最为看重城市，未讲其他，先谈城市，虽然他的理想之一，是要求人人都能重视农业生产。讲理想先讲城市，正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品性。讲城市先讲环境，则是莫尔先生的特色。他一是强调城市环境应该不受污染，二是强调城市功能应能抵御自然灾害。讲城市的一节，共有 10 个段落，其中谈到防止污染的就有两段，谈到防止灾害的又有两段，而且十分重视美化，书中写道：“乌托邦人酷爱自己的花园，园中种有葡萄、各种果树及花花草草，栽培得法，郁郁葱葱，果实之多及可口确为生平第一次见到。他们搞好花园的热忱，由于从中得到享乐以及各街区于此争奇斗胜而不断受到鼓励。一见而知，花园是对全城人民最富于实惠及娱乐性的事物。这个城的建立者所最爱护的似乎也是花园。”①

① 《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9 页。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53 页。

看来，莫尔的环境保护意识，确实有些超前。

《乌托邦》论述的一个重点，是关于社会的管理方式。自然，莫尔也是主张集权的。他心目中的总督管理，应该采取终身制。这是因为，在莫尔的时代，首先需要建成一些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在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中恐怕也是一种共识。而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对选举制的推崇。在他看来，非经选举，任何一级的行政官员都不能产生，而且如不称职，还可撤换。他认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应由贤人担任，而最好的贤人莫过于柏拉图式的哲学王。换句话说，唯有哲学家皇帝才是最好的皇帝。

他主张法制，但认为法律应该删繁就简，使人人明白，人人记得，且人人都能用法律来保护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乌托邦》的经济思想，则坚决认为公有制才是真正合理的所有制形式。

《乌托邦》中没有个人财产，或者说，凡个人财产亦是集体财产，反之，也是一样。他说：“在别的国家，人们固然谈说公共福利，但所奔走打算的只是私人的利益。在乌托邦，私有财产不存在，人们就认真关心公事。”①“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原因是，这儿对物资分配十分慷慨。这里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②“当人们毫无忧虑，快乐而安静地生活，不为吃饭问题操心，不因妻子有所需索的吵闹而烦恼，不怕男孩贫困，不愁女孩没有妆奁，而是对于自己以及家中的妻、儿、孙、曾孙、玄孙，以及绵绵不绝的无穷尽后代的生活和幸福都感到放心，那么，还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财富呢？”③

因为没有私有制，所以人人需要劳动，而且人人以劳动为荣。

《乌托邦》的消费观念，首先强调的是满足人的健康需要，而不主张奢华，更不喜爱金钱。公有制原不需要金钱。所以在“乌托邦”，金子、银子没有特殊地位，不过数量稀少而已。而那些披金挂银、满身珠光宝气的人，在“乌托邦”人的心目中，不过是些丑角罢了。

《乌托邦》重视家庭和婚姻，在这方面，莫尔有许多奇异大胆和充满浪漫风格的描述。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婚姻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生产健壮而又训练有素的后代。因此，婚姻既不完全是个人的事件，又是最神圣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讲到选择配偶时，说了这样一段惊世骇俗的话： “在选择配偶时，乌托邦人严肃不苟地遵守在我们看来是愚笨而极端可

笑的习惯。女方不管是处女抑或孀妇，须赤身露体，由一位德高望重已婚老妇人带到求婚男子面前亮相。同样，男方也一丝不挂，由一位小心谨慎的男子陪伴来到女方面前。我非笑这样的风俗，斥为愚蠢。乌托邦人却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极端愚蠢表示惊异。试看人们买一匹花钱本不太多的小马，尚且非常慎重，尽管这匹马差不多是光着身子，尚且不肯付值，除非摘下它的鞍子，取下全副挽具，唯恐下面隐藏着什么烂疮。可是在今后一生苦乐所系的选择妻子这件事上，他们却掉以轻心，对女方的全部评价只根据几乎是一手之宽的那部分，即露出的面庞，而身体其余部分全裹在衣服里，这样，和她结成伴侣，如果日后发现什么不满意之处，就很难以融洽地生活下去。”①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15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88 页。

这方法不免有些粗鲁不合古礼，尤其关于和牲畜相比的那几句，更令绅士淑女难以忍受。但假使我们从形式和从内容上去理解之，则却颇有些现代人主张的婚前检查的味道。

《乌托邦》人重视福利，重视教育，重视健康，重视幸福，他们对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很独特而精采的论述。其对不治之症的医疗处理方式，甚至颇有些近似现代人主张的“安乐死”。莫尔写道：“对患不治之症的病者，他们给以安慰，促膝交谈，力图减轻其痛苦。如果某一病症不但无从治好，而且痛苦缠绵，那么，教士和官长都来劝告病人，他现在既已不能履行人生的任何义务，拖累自己，烦扰别人，是早就应该死去而活过了期限的，所以他应决心不让这种瘟病拖下去，不要在死亡前犹豫，生命对他只是折磨，而应该怀着热切的希望，从苦难的今生求得解脱，如同逃出监禁和拷刑一般。或者他也可以自愿地容许别人解脱他。在这样的道路上他有所行动将是明智的，因为他的死不是断送了享受，而是结束掉痛苦。并且他这样行动将是服从教士的忠告，而教士是上帝意志的解释者，所以那是虔诚圣洁的行动。”①

虽然是引导死亡的，但那语气，给人的印象，却有些诙谐甚至幽默似的。看起来，空想并非完全没有实用价值，也许今日没有，说不定 300 年后，

就又有了。为着将来子孙后代的幸福，纵然有些似乎千奇百怪的幻想，也总比僵化死板、墨守成规的好。

“乌托邦”人重视道德，以为道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乌托邦”人反对战争，认为参加战争只是迫不得已的行为。莫尔说：

“战争是唯一适宜于野兽的活动，然而任何一种野兽都不像人那样频繁地进行战争。”②

莫尔是英国玫瑰战争时代的一代人，他对战争的憎恶，信有由矣。

《乌托邦》中一个特别值得说明的方面，是莫尔的宗教观。他在这书中表达的宗教思想和他后期与路德的论战比较起来，仿佛他本人还有些退步似的。

《乌托邦》中的宗教信仰的基本点，在于信仰宽容。宗教宽容实际上是英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莫尔之后，这个传统一直未曾断绝，到了洛克时代，更以精细严谨的理论方式发达起来。莫尔的观点是：“在乌托邦，大家的信仰不相同。然而信仰的表现形式虽分歧不一，可以说条条道路通到一个目标，即崇拜神格。因此，教堂内所见所闻都显得与普遍的一切信仰不矛盾。任何教派如有其自己仪式，可在每人家中举行。所以教堂中没有神像，个人可自由去体会神的形象，不管他喜欢那一种最虔敬的方式。乌托邦人称呼神为‘密特拉’，别无其他特殊名称。他们一致认为，可以用这个名称体现神威的性质，不管这一性质是什么。所用的祈祷文则是每个人都可以念，不致于和自己的信仰有抵触。”①

看了《乌托邦》和莫尔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知道，莫尔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思想的博学多才而又绅士色彩浓重的大思想家。他一生憎恶丑陋，推崇良善；反对欺诈，主张宽容；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反对动乱，渴盼安定。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87 页。

② 同上书，第 94 页。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12 页。

因此，他作为新兴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家，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剥削、欺诈和不平等现象，确是深恶痛绝的。在《乌托邦》第一卷，他对种种此类现象都作了深刻尖锐的讽刺和批判。特别是他那有名的“羊吃人”的论点，更是得到后世许多著名思想家的赞赏和肯定。

值得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莫尔及其《乌托邦》现象，给后人一种深刻的启示，即任何文明的建成，都需要批评和批判。其实《乌托邦》的理想并不合资本主义的实际，但如果没有《乌托邦》式的著作，资本主义文明又显得不完整。批评也是一种独特的共鸣声响，在这个意义上讲，拒绝批评即拒绝文明。

正如库萨的尼古拉是德国近代哲学的最好前驱人物，莫尔的风格也十分合乎英国人的民族文化传统。他的平和如绅士般的战斗精神，希望安定渴求进步的文明要求，颇合英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轨迹。他的这种风格，在其后的英国历史上，将不断得以重演与充实。

莫尔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虽百年之后，他的这一派思想，犹不乏后继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