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市场、城市与商人阶层的成熟壮大

罗素先生认为：近代哲学“属于‘自由主义’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和通商贸易极自然地连在一起的那类文化。”①

文艺复兴所代表的文明，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而资本主义文明的特点，在于工商业的主导地位，商业城市的大量涌现，世界性大市场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商品化过程。

在这些因素的排列组合过程中，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则是一件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现代中国文化学的研究者们，为着总结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常常愿意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相比较。但又常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4 页。

因方法不同而结论大异。照我的看法：两个人皆为勇士，两个人的船队都很大，但郑和的船队更大；两个人的影响都非同寻常，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影响更大。郑和下西洋堪称一大壮举，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则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其所以如此，因为在哥伦布背后，有一个朝气蓬勃、急需扩大市场的新兴的工商阶层，而郑和的背后，却只有一位颇有才干却绝没有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封建皇帝。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找到一个极大的市场，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兴旺发达，没有充足的市场绝对不行。

除去市场的因素之外，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近代欧洲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培根曾经说过：“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的，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①

这三大发明的发明权其实都属于中国。但很可惜，它们在中国没有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此无他，就是因为古代中国缺少近代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它前面没有一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市场，后面又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于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发明，在自己的故土却没有收到应有的历史回报。

中国某位哲人讲过：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用它来做爆竹；西方人学会了制造火药的技术，就用它造枪造炮。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用它印黄历；西方人学会了印刷术，就用它印制了人文主义著作。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用它看风水；西方人得到了指南针，就用它指导航海。其实，此乃形象之论，激愤之辞。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用火药制造兵器，也曾借印刷术之力来印各种有价值的文化书籍，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也并非只是用来看风水。问题就在于前无市场，后无工商，中国人的这些伟大发明只好任其枯萎衰落，未成其题中应得之义。

还有城市。中国古有大城市。中国的文明古都，如西安、洛阳、北京、开封、杭州、南京等，都是久负盛名，也曾令西方来客瞠目结舌，惊叹莫名。但是中国古代的城市虽大，却以消费为主，其政治功能完备，而商业能量有限。西方近代史上出现的城市，论其规模，也许远远比不上中国的古都，但它们的性质却和中国的古都不同。它们俨然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摇篮，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肥田沃土，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尤其鹤立鸡群，光辉灿烂，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和地位，远非中国古代大城市可以相提并论。中国古代的六大文明古都，产生的尽是帝王将相的统治史和斗争史，而如佛罗伦萨一般的城市，产生的却是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

一是市场，二是工商业，三是科学技术，四是近代城市，还要加上第五

——一个人数众多的工商阶层。中国古代社会有数不清的大中城市，但掌握城市命运的，唯有官僚阶层。而如佛罗伦萨一类的西方近代城市，掌握其命运的，不是官僚贵族，而是工商集团。近代佛罗伦萨，它的“银行业、毛纺织业、丝织业，都列为全欧之冠。毛纺业、丝织业、布业、皮毛业、银钱业、

① 转引自《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

医药业和律师业，分别组成七大行会。全城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①。该市自 1115 年起就获得自治权，但政权还被贵族

所掌握。到了 1282 年，贵族政权被推翻了。“当时的七大行会直接掌握市政大权，市内和效区的封建贵族皆被清除，贵族子弟若不加入行会，就不能担任公职。1293 年制定了‘正义法规’，设长老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长老会议由大行会代表 7 人，小行会代表 2 人组成。长老会议的首领称‘正义旗手’，统领军队。这样，就确立了大工商业者的统治。”②大工商业者能有这样的力量，这证明，彼时的佛罗伦萨的工商阶层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优势。

其实，文艺复兴运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即使只谈物质文明，也不仅仅只包括这样几个方面。诸如人口、能源、交通、信息以及衣、食、住、行种种方面，都出现新的价值认同和新的行为方式。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具有深刻历史内涵的动态社会文化大系统。

特别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个系统中，反对派的活动，其实也对这个系统的完成起到某种刺激和推动作用。

而且，需要弄清的一点是，在任何一种文明历史的转变时期，即使统治阶级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当新的变革发生时，一些属于社会上层的核心人物，反而往往会有更敏锐的反应，这一方面和他们接触信息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关。至于后来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更是不消说的了。在中国，即使戊戍变法，其首倡者也是由一些官僚知识分子和光绪皇帝组成的。在反对派人物中，包括那些反对派首领，他们的思想也绝非由钢筋混凝土做的。慈禧太后是守旧势力的最大代表，但中国的科举制就是由她宣布废除的，洋务运动也是她支持的，其他诸如铁路、照相、电报等，这些被旧式中国人视为异端，认为会破坏风水，属于淫技奇巧之类的内容，她则不但支持，而且喜欢。但她的悲剧在于，面对改革进行赛跑，她不幸选择了爬行的姿态。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阶段，也曾出现类似情形。人文主义思潮既然在社会上有那样巨大的影响，这影响自然也会传入教廷和皇宫。“一些教皇同样感受到新文化的影响。尼古拉五世（1447—1455 年）创办梵蒂冈图书馆，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年）重建圣彼得大教堂，据说列奥十世（1513—1521 年）研究古典著述比研究基督教神学更感兴趣。人们对人类的成就发生兴趣，尊重人，推崇人类天才；人的才能不再被认为无足轻重或可鄙的，因此当时的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享有极大的荣誉。好像艺术和建筑学也人文化了；表现厌世、苦难和死亡精神的中世纪艺术，让位给表现人生自然快乐的文艺复兴的艺术。”①

很显然，对于这种人生自然快乐的新的人文文化，一些开明的教皇也甚感兴趣，因为，他们感兴趣，无异于是对人文运动的一种别具风格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