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哲学的代表李贽

凡有异端，必然不是一人一地之事。李贽以异端自居，既有思想基础，也有社会基础。

泰州学派，本多异端，如何心隐、方与时、罗汝芳，哪个没些异端思想？即使泰州学派的创始者王艮，其实也非醇儒。不但与程朱相比，已经不醇，就是与他的老师王阳明相比，也是不醇。他主张“士农工商，皆可为学”，就不是孔孟之道。至于何心隐在《论中篇》中讲的“君者，均也；臣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君也”，仿佛颇有些乌托邦味道。孔子之学，绝不为此。倒似与墨子故学，有些影像。明代学者中可称异端者绝不止于李贽一人，而明代社会思想，更多异端风情在，否则，《金瓶梅》怎能传播日远，《三言》、《两拍》怎能大行其道？只怕连《水浒传》、

《西游记》也写不出来。

但李贽的异端确实有些出类拔萃。他非释（佛教）非道（道教），最恨道学，已经足以惊人。而且生性耿直，自称倔强难化。他原本属于王艮泰州学派的传人，其哲学道统大体不出王阳明之右。唯有敢于批评一切不合童心之理，之事，之人，之物，才显出他英雄本色。如果以他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作类比，他大约与埃拉斯谟、与布鲁诺更相近些，他文格与埃氏相通，人格与布氏相类。但既有埃拉斯谟的批判智慧，又有布鲁诺的不屈精神。他著作甚丰，但自己知道这些著述不合时宜，故把史传评论命名《藏书》，将杂文论作命名《焚书》，说他的这些著作若不藏之必被焚之。然而，知其当藏偏又作之，知其宜焚又要著之，由此可见其不屈性格之一斑，加上以他名义评论的《水浒》流广甚广，更使他声名远播四方。但他究竟评过《水浒》与否，现在尚难定论。

李贽生于 1527 年，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也

曾为官，作过云南姚安知府。但 54 岁时便辞官不做，先后隐于湖北的黄安、麻城，著书讲学。但终于引起官者不满，60 多岁时以“敢倡乱道，惑世，诬

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后不堪其辱，自杀身亡。

李贽的思想本来特异，他又以特异自居，便使特异的思想又添特异的感情色彩。他用笔狂放，敢书敢言。大凡世所敬之，他常鄙之；世所信之，他常疑之；世所好之，他常厌之；世所求之，他常弃之。比如儒学传统，虽称四民，以士为先，以商为鄙，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他不这样认为，他论到商人的时候，态度诚恳，语带同情，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①儒家鄙视妇人，连孔夫子都说：“唯妇人与小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儒家学者历史上罕有收女弟子的故事，虽有才女数人，未见有男性师长敢于收她们做弟子的。李贽独不信邪。他不但敢收女弟子，而且敢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为女儿家正名。他说：

“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彼区区者持世问法，一时太平之业耳，犹然不敢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而况学出世道，欲为释伽老佛，孔圣人朝闻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闾巷小人闻之，尽当责以窥观之见，索以利女之贞，而以文母、邑姜为罪人矣，岂不冤甚也哉。”①

但他最有价值的思想，则是他力主平等；反对盲从；注重百姓日用之道；认为人必有私，虽圣人不免。

所谓力主平等，是他认为天下之人，无圣无愚，无佛无众，人人皆事成佛，人人都能生知；甚至人人都是佛，因为人人都有佛性。他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虽牛马驴驼等，当其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语以佛乘也。”②又说：“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③

他的这些观点，与儒学传统相去甚远，甚至水火不容。儒学传统中的性三品说，一经他手，皆成谬误。不但人无三品，连牲畜犬马，皆可与人相提并论。此等“异端”，实与儒学相远，而与禅宗相近，但他只顾凭心而评，也不管他是儒是佛，只要他认为合乎童心真性，便率性而言。

所谓绝不盲从，即因性论事，不以旧说为本。有时激奋起来，连孔子也不放在眼中。对那些开口圣人闭口圣人，微圣人则不得其言不会其思的人，更是深恶痛绝，必痛批之而后快。他说：“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④他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⑤

李贽不盲从权威，不迷人圣贤，他最推崇的乃是一念童心。他说：“夫童心者，其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

① 《焚书》卷二。

② 《焚书》卷一。

③ 《焚书》卷一。

④ 《李氏文集》卷十八。

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①童心之说，似儒非儒，似佛非佛，近理非理，近心非心。李贽博学多闻，要在以真情待世界，论到哲学思辩，非其长也。

所谓百姓日用之道，是说他特别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重视百姓日用之道，并非李贽的发明。朱熹即重此道，王阳明也重此道。但其事虽一，其理则异。朱熹虽重百姓日用之道，但其理论归宿，却是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固重此道，目的还在格物致良知，因小而见大。李贽就不一样了。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是伦物上计较忖度，终无自得之日矣。”②穿衣吃饭，既人伦物理，换个说法，就是道法天然。

不但如此，他还认为自私乃是人之天性；人人皆有自私之心，虽圣人亦不能全免；不但自私是人之常情，而且无私便是无心，有私才算有心；求得私利，才合乎道德。他以这样的口气论证他的这个发现：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做官人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①

非但如此，而且“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无也。吾故曰：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②。不但英雄、圣人在所不免，而且自私还是天之秉赋，若不如此，就是违反天性。

李贽此说，在听惯讲惯“天下为公”的中国儒生那里，可谓别出心裁，离经叛道。难怪他们要指斥他是“猖狂无忌惮的小人”。然而，李贽虽坦诚言私并不循私，倒是那些大唱高调的人让人们对他们更不放心。与那些庸庸碌碌的儒者们相比，卓吾先生算得上有气魄，有眼光，有胆识，有赤诚。大凡正人君子，总不愿把一切未便公开的内容昭然于天下，昭然于众生，而李贽偏能如此。以此观之，李贽纵是小人，却有君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