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分科

分科在东方人特别我们中国人这里是个颇带历史生疏性的概念。孔子习六艺，六艺也算分科。但其内涵与西方人的概念有本质性区别。西方则古有分科传统，比如亚里士多德一生就分别撰写了《政治学》、《生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种种。这在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在宋明大儒那里也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古代固有天、算、农、医之类的分科事实，却少有明确的学科系统和学科概念。之所以如此，因为至少自汉代起，官学以儒为本，儒学以经为本，一切唯经是举，分科已无必要，也无可能。西方固有分科传统，但分科也与分科不同，中世纪时，一切以神学为主导，哲学不过是神学的附庸，科学不过是神学的奴仆，和中国的以经为本相比，更好似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以现代人的观点看，神学可以成为一种历史文化，但也可能成为窒息科学发展的工具，不幸中世纪时代，神学偏偏成了窒息科学发展的工具。培根一反旧说，以新时代成熟者的姿态，担当主张科学分科旗帜的责任。培根的分科方法，包括两个要点：

一是否定神学的统治地位，坚持神学只能属于上帝和教会。

据此，他将学问分成神圣的和非神圣的两大部分。把有关上帝的学问即神学划入神圣圈内——这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对神学的敬重，实际上是对神学地位的限定，让它只能在宗教范围内称王称霸，不要多嘴多舌去管人间俗事。至于宗教之外的事情，则应由科学作主。他将科学列入非神圣的学问范围， 俗学管俗事，正好般配。而且他似乎还怕人们对非神圣的说法有什么误解， 他不无幽默地写道：“凭借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或者根据人类的知识去证明有关信仰的真理，在我们看来是不妥的⋯⋯。我们不应该把上帝从神秘之境拉下来，以屈从我们的理性，相反地我们应该提升我们的理性，追求与神的真理相一致。”①

第二个要点，是他对科学的分科进行过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这些研究， 尽管今天看来是有些过于琐碎而且似乎也不够科学，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些大胆而又有益的尝试。

比如他按照三种不同的思维能力进行分类，即将人类非神圣性知识分非历史、诗歌与哲学三大类。为什么这么化分呢？因为“历史依靠记忆力，诗

① 同上书，第 148 页。

② 同上书，第 148 页。

③ 同上书，第 157 页。

① 《培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4 页。

歌依靠想象力，而哲学则依靠推理的能力”②。

又比如，他将历史按照自然、社会、宗教和文学进行分类；把哲学分为神的哲学、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又将自然哲学分为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等。

培根的分科，其哲学价值大于实用价值，而且直接启发和影响了下一个世纪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创始者们。

自然，培根的学科分类，不科学处显然易见。他虽然在科学范围内排除了神学的地位，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将神学与科学分开的作法， 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过渡方式。这种过渡方式正好反映出他在分科问题上还留着一条并不美丽的尾巴。特别是他对数学的作用很不理解，认为数学只是一种附助性学问，不能单独成为一门学科，从而再次证明了他只是一个科学的鼓吹者而不是科学的个中人。

纵观培根的一生和他的哲学体系，他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他是近代实验科学的理论创始人。他的哲学代表作《新工具》，最重视的乃是实验和经验。《新工具》是一部语录体著作。其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段，开宗明义，赫然写道：“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得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之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①

说得确实很经验也很漂亮，置之 17 世纪之初的西方，就显得更经验也更漂亮了。

培根去世后，对他的评价或高或低，时高时低。在他身后重要的思想家中，法国百科全书派，俄国的赫尔岑以及德国大哲人莱布尼茨对他都非常推崇，而 20 世纪的哲学家如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则大多对他持轻视和消极态度。历史固无循环，但历史常有侧重，轻者固可为重，重者亦可为轻，未来人对培根如何评价，此时评估为时尚早。大抵说来，那些身兼科学家又精通数学的人对培根评价常常不高，而那些以社会科学为主且不以演绎见长的人物则对他十分敬重。这实在是由于培根自身的优点、特点和缺点所致，但也有某些历史亲疏的原因在内。

② 同上书，第 69 页。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