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蓬勃兴起

自然科学是宗教神学的死对头，在本质上，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在宗教神学占据文化统治地位的时候，尤其如此。在那样的时代，除非自然科学永不发展，如一旦开始发展，首先冲击的对象，必然是宗教与神学。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因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演变，尤其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后来海外市场的发现，也随之发达起来。这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是全方位的，无论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医学、解剖学、生物学、植物学、化学，都取得重大进展，有些则是具有划时代价值的进展和突破。它们不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而且以打破专业界线的传播方式，成为使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得以改变的基石与门径。特别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以后血液循环论的出现，尤其具有特别的历史含义。因为这两种学说，对于传统的宗教神学，乃是致命的冲击。虽然这些学说的创立者，其本意并非与神学作对，历史的幽默在于：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哥白尼生活的时代，在天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地球中心说虽然不合天体的真实，但作为一种认识自然界的方式，也自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依据。其实，太阳中心说也不合乎天体的真实，但要害不在这里，而在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在中世纪得到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而且给了它以超自然的神学解释。天主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不但创造了人，而且要给人寻找一个适宜居住的场所，于是选择了宇宙的中心—

—地球。人是万物之灵，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上帝创造一切，唯有如此，天主教会才能对整个世界替上帝感到满意。

然而，哥白尼以新的方法，科学地证明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且不太科学地证明了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中心说和天主教的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哥白尼既相信上帝，更相信科学，于是他写了《天体运行论》一书。他知道这书的发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于是他便不发表它，直到 1543 年，他才同意将其出版。可这时候，他本人业已病入膏肓，很快就要与这恼人的世界永别了。

当然，有些后世的聪明人便因此指责他是一个怯懦者。其实，哥白尼骨子里从来就是一位大无畏的斗士。他曾经为他的《天体运行论》写过一篇序言，说：“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无聊的空谈家会摘引《圣经》的章句加以曲解来对我的著作进行非难和攻击，⋯⋯我绝不予以理睬，我鄙视他们，把他们的政论视同痴人说梦，加以摒弃。”①很可惜，这序言直到 300 年后，才得以公诸于世。

地球在转动，已经使天主教会愤怒不已，哈维的血液循环论，又使天主教会面临新的信仰危机。

哈维其生也晚，但在他前面，已有维萨里和塞尔维特作前驱。

维萨里出身于医学世家，但他具备新时代的头脑。他不盲从旧说，而深信解剖学的科学价值，认为唯有亲自参加解剖，直接观察人体构造，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在他生活的时代，虽然解剖人体已被认可，但医生并不直接参予其事，而是由理发师来担当此任。维萨里一改旧风，亲自“操刀”，而且一边解剖一边对照研究人体的构造。因为他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最有资格也最有信心对当时盛行的盖仑人体学进行挑战。他指出盖仑人体学著作中，有 200 处错误——以具有 200 处错误的人体理解作为治病的基础，可怕

①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科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6 页。

也夫，可叹也夫！盖仑人体学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错误，因为他的学说不是来自解剖实验，而是来自对猕猴的观察。

维萨里不知道血液循环——他本来是有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人体的构造》一书。这本书以解剖经验作基础，按人的生理系统分别叙述了人体的构造。自然，他的说学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的学说仍不失于当时最为先进的人体科学著作。他的学说的人文价值在于：他以解剖学作为科学根据，否定了上帝用男人肋骨创造出女人的神话，否定了耶稣可以通过复活节使死人复活的无稽之谈。

维萨里之后，又有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塞尔维特是心肺循环的发现者，在他的著名著作《基督教的复原》中，他阐述了血液循环的过程。他反对盖仑的三种灵气说，但承认灵气的存在。他认为确有一种灵气，而这种灵气就存在于空气之中。这灵气通过呼吸进入肺脏，在那里与来自左心室的血液相遇，经过净化，然后进入右心室，之后这灵气被送往全身。实在说，塞尔维特未能在他的科学发现中清除基督教的影响，但他对心、肺两大系统的统一解释，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

重要的是，维萨里和塞尔维特尽管并没有真正了解血液循环论这一重大课题，但他们的理论已经引起了教会的极大不满。维萨里也曾面临“故意杀人”的诬告，以致使他不幸在去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朝拜赎罪归来时，染病身死。塞尔维特的结局更其悲惨，他被加尔文教活活烧死，而且为着惩罚他对宗教的大不敬，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小时。

然而，教会固然可以烧死布鲁诺，但不能停止地球的转动，同样，他们可以烧死塞尔维特，但人的血液——包括烧人者的血液依然要循环。上帝在天国固然可以战胜一切，然而在科学面前，一样束手无策，没法可想。然而这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罢了。哥白尼后面还有伽里略和牛顿；塞尔维特后面还有哈维先生在准备着哩。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还有西方 17 世纪的科学时代，到了那个时候，科学已经不再是神学的奴仆，而渐次成为近代文明的主力军了。

不消说，正是近代西方科学的启迪，支持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发达；反之，唯其有科学作自己的坚实后盾，西方近代哲学才能这般聪慧明达，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