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惠特拉姆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澳大利亚前总理。本文原载 1976 年《澳大利亚人报》。

对于每一个访问中国的人说来，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始终是一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不仅对客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中国人自己也是如此。

北京寒冷而萧瑟的一天。午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坐下来准备会谈，四周是官员和译员。

4 点 30 分时，电话铃响了。周恩来在隔壁的房间里接了电话，他当时已

75 岁。他回到桌子边说：“主席现在要见我们。” “我们”，就是他所用的词。使人觉得，这对于周，跟对我一样是很大

的荣誉。当时，我一无准备，就像对于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一无准备一样。他的非凡的一生中所发生的事件，宛如一系列高大的里程碑矗立在过去

的岁月和人们的记忆中：参加革命军，改信马克思主义，长征，反蒋介石，打日本人，大跃进，“文化革命”⋯⋯半个世纪来，他一直是他国家的人民的领袖，四分之一世纪来，他一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40 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

周恩来立刻把我带到我们的汽车旁，我们驶过不长一段距离，来到主席的住所。这是一座朝东的朴实无华的建筑物，前面是一个小湖，对面是紫禁城。

毛具有所有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派。

我们在他的书房里会面。这是一间暖和而舒适的房间；如果再小一点的话，你可以把它叫做工作室。那里放着大的扶手椅；气氛表明，他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我注意到了西方的一些百科全书；书架上放满了数不清的书匣和卷轴。

毛站起来迎接我，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比他的大多数同胞高大得多。他矍铄的精神，永不衰减的勃勃兴致，则是无疑的。我还记得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学者的优雅神态，好像他仍在思考着深奥的问题，虽说对他的客人优遇有加，礼貌周到。

我们开始了谈话。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谈话的特点是很热烈。毛从不感到无话可讲。他似乎跟我一样兴致很高。

我们曾对比了中国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工党的哲学。我说，他的党是一个革命党；我们的党是一个进化党。

“啊，达尔文主义的”，他笑着说。 “是的”，我回答说。 “达尔文港是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吗？”他问道。

我解释说，达尔文港原先是以帕默斯顿勋爵的名字命名的。我想，他认为，我们最北面的这个城市用来纪念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比用来纪念一位英国首相更为可取，但是，打动我的是他的反应之快。他不可能预料到我会提到进化，但是，他立即把这个词同澳大利亚的一座城市联系起来。这很说明他对西方哲学很关心，他对这个地区的地理和发展也很了解。

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他最后说，“跟我一起走出门吧”，好像要离开的是他，而不是我。我们握手，我朝引导中国摆脱混乱和奴役，并使它在世界上占有目前地位的这个人，看了最后一眼。

当天晚上，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我还要主持悉尼·诺兰壁画展览开幕。在祝酒之前，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一位年青妇女让大家都安静下来，静下来后，她宣布：

“总理会见了我们毛泽东主席。”

中国人的反应是令人惊讶的。房间里充满了掌声和不可能是虚假的欢呼声。在这一片笑脸中，我感受到极其强烈的友善情谊。

毛的存在和人格似乎已永远铭刻在他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之中。

我本人的看法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他是当代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切证据表明，他不仅为他的人民所钦佩和追随，而且真正为他们所爱戴。他的政府是简朴的，但却是诚实而有效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受到国际的尊重，国内实现了多少世纪所没有过的稳定。

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压倒一切的信念，是他一生的指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