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永恒的激情从事工作

韩素音

韩素音，英国著名女作家。本文摘编自《早晨的洪流》一书。

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毛自己一向深知这一点。他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决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决不坐失一分一秒！

到了 1935 年，毛的生活和中国革命已经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开了。毛已经和他的事业结成一体，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革命。如果要把毛和革命分割开来，就会使历史失去原有的雄伟壮观；同时也会使这个人物无血无肉，剩下一个空架子。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生活的意志、力量和前提。斯诺早已注意到，不仅毛，其他革命家也都一样，谈起童年回忆时，讲的是“我”，但当满怀豪情谈革命时，讲的是“我们”。在充满生活（全部生活）激情的共同事业中，一般的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琐事都变得黯然失色，模糊不清，从脑海中消失了。有一位全心全意的革命家曾经说过：“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了革命。”白求恩在会见了毛泽东之后说道：“这是一位盖世的天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毛善于感染别人，使别人的眼界也像他一样开阔。这是他作为领袖的超凡的魅力。

他那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不过，在 1940 年以后，他的头发看起来剪短多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增加体重。他长了一副大眼睛，炯炯逼人—— 这是他最大的特征——还有一副非常机智的知识分子的面容。毛的一生经历是整整一代人丰富多彩生活的横断面，对于了解中国各种事件的根源十分重要。

虽然毛非常耐心，他却会毫不留情地讥讽党内骄傲自大，用口号吓唬对党忠心耿耿的干部、“小人物”，并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那些“领导者”。对同一件事他可能会感到愤怒而骂人，但也还是耐心地作再三的解释。他从不容忍思想路线的错误倾向，但他也会和他的论敌长年累月一起共事，直到在论战中战胜他们为止。

毛的照片很多。有的照片上毛穿着带补钉的裤子，破旧肥大的上衣，口袋总是被书报塞得变了形。关于会见毛的回忆录也很多，有的记载会见的时间很长——有时是彻夜长谈。有的谈到毛对讲解孜孜不倦的热情，连细微末节也不放过。他常常参加晚会，凑个热闹，看戏时不时发出笑声，照相时他总是不愿站在正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说毛跳舞时如何按他自己的拍子跳——他不太善于跳舞，还说毛工作时，孩子们如何从他的窑洞里跑进跑出。毛具有孩子似的欢畅性格，但是顷刻之间，他又可以变得非常严肃。

埃德加·斯诺写道，毛的政治才能可以说明他为什么能够领导共产党，但还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士兵和农民对他那么亲。毛讲话时，有办法把一个复

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就连没有文化的人听起来也不难懂。他从来不会使他的听众感到莫测高深；但他也从不会瞧不起听众而故意简单化。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到了 1940 年，毛胖了一些（伙食不那么差了），他的头发也留得短一些。但他还是兼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性，难能可贵地将政治上的多谋善断和土生土长的常识结合在一起。他有很丰富的成语和典故，能在灵感闪现时立即写出古体诗词。他仍然研究世界大事，分析政治形势，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他讲话时，往往隔不了几句就用一句俏皮话或警句。他的领导艺术在于以理服人。他读书极多，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辩证法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战术。他很少正面攻击对方，而是这里打一拳，那里打一拳，从侧翼包围对方的论点，逐个打垮对方的论证，直至把对手完全包围起来，最后再来一句俏皮话，或者在逻辑上指出一个致命的破绽，对方就倒了。他的想像力十分生动。

毛的幽默感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的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特色。他的幽默有时真是锋芒逼人。他虽极不喜欢杀人，可如要嘲讽起人来，却是入骨三分。由于他常愿意把反对他的人留在身边发挥作用，担任有益的工作（甚至冒着被这些人破坏的危险），这样，对一些深受旧传统影响、死爱面子、宁死也不受辱的人来说，日子当然不好过。可这就是毛性格上的农民因素在起作用。农村就是这样构成的：每一个村庄，就像一出戏需要各类人物扮演不同角色一样，也都具备一定类型的人物。对毛来说，一定要有“反面角色”，他们的失败和错误可以使人们不会忘记“错误路线”。毛不怕别人讨厌他，甚至恨他。尽管他很敏感，容易激动，而且非常注重朋友情谊；可是只要他鄙视某个人的话，他就会从始至终在一切场合表现出来。

毛就没有缺点吗？从来不犯错误吗？他的优秀品质也带有消极的一面。他因为自己对革命无限忠诚而绝对地铁面无私。他绝对地有信心可以用逻辑使人信服，然而事实上有时行不通。他也犯过错误。他自己就说在井冈山时他订的土地法太严厉了，后来不得不修改。又说他有时讲话考虑不够周到，虽则他从来不背后议论人。他还说他可能时常会轻信别人，把别人也看作像他自己一样是出于单纯的热情。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挑毛病，在他宏伟的规划上是挑不出什么错的。既然他那宏伟的规划几乎就是他自己，那么，可以挑错的余地也就不多了。

毛还是一位艺术家，或者在独特的意义上说，是一位艺术家，一位革命的艺术家。他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冲劲，一种艺术家的苛求，对己、对人毫不留情。正如一个雕刻家雕塑石头泥块那样，毛塑造了革命。他以一种永恒的激情从事工作。而这种达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美来。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加精美绝伦，清晰之极。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创作。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就看到了文艺对舆论的重大影响。因而他作为一

个作家、一个革命家十分重视文学和艺术。在由毛在延安所开展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文学和艺术也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照抄“洋八股”。文艺不为革命事业服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传播文化的人必须服务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策。

毛的最主要的职责是一位导师。他在延安的领导作用正是体现在当导师上。他教育全党、全军、全民。导师这个词是他的身分最确切的说明。他最

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共产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际，运用在小米加步枪的国土上。1971 年毛泽东对他的朋友美国作家斯诺说：“我历来是想当教员。我讨嫌那些‘伟大’的字眼，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他尽了最大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个人崇拜”。“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毛嘴边挂着他在开玩笑时惯有的一丝微笑，眼睛望着每个被领到他跟前的代表的前襟，这些代表个个都佩戴着毛的像章。毛对他们说道：“还我飞机！”——意思是指制作这种表忠心的像章所花费的金属原料太多了。说不定当人们挥动着红色封面的语录时，毛正在思考着要让他们好好受教育的问题。他也许正在想：在这些像章下面，有多少颗心是真正怀有毛自己为之献出了一切的那种伟大的激情的。正是这种激情促使他成了今天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