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形式的毛泽东

王安娜

毛泽东并不像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剧场里。其实，那不能算是正式的剧场，只是一个照明设备不足的大厅。在大厅的一头，有一个高起的平台，权作舞台之用。观众是红军战士、学生和老百姓（即延安的普通市民和从近郊来的农民）。

我时而看看舞台，时而望望观众席。这时候，艾格妮丝问我： “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

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到剧场来看戏。”

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笑声，王安娜，西德友好人士。1935 年与王炳南结婚，后到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之久。本文摘编自《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他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在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上，放着已经盛上咖啡的杯子。

在阳光下细看他的样子，比在昏暗的剧场清楚多了。这时，我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慑服。这个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党和红军都确信能取得最后胜利，当我知道这一点时，能不为之惊叹吗？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机，毛泽东现在正以中国这一边远荒僻的地区作为根据地，全力以赴地为革命进入新阶段而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谈到我的儿子时，毛马上问我：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

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我答道。 “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

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

像比你们强呢！”

那时候的谈话不用说，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他在自己的谈话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做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因此，外国人要很好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的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全都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他头脑里的欧洲，一步也还未越出 1900 年的状态。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话，这一点使我极为愉快。说轶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

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毛是夜里工作的人。他很晚才起来，用两、三小时在延安的小街上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才开始工作。

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奇形怪状的投影。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据他说，碰到特别有兴趣的书，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把它看完。深夜两点乃至三点以前他是不睡的，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够长。

和其他烟酒不沾的共产党人正相反，毛偶然也喜欢喝一点土制的味道不错的红葡萄酒，此外，还非常喜欢抽烟。我看见他喜欢抽的老刀牌香烟的盒子，在房间里散乱地放着。

我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不管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还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地区（即边区），统一战线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毛深思后，缓缓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慢，倒不是拙于言同，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我一再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即使很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据说，毛有这样的习惯：他在延安城内蹓跶时，不管碰到谁

——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棺⋯⋯，都要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问毛泽东。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答道。 “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和学校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接着说， “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

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以完成将来的解放战争。” “可是，究竟国民党方面是否已准备和你们协商？”我又问道。

毛泽东微笑着说：“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就根本的问题谈得更深入，我们甚至要求国民党代表团到延安来，我们等待着。”

然后，毛泽东又和我谈到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他在讲课中谈到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在内战中发展了的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毛对我再一次详细说明在江西省曾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战略原则的内容。可是，当时那些正统派的党领导人不接受这些原则，他们己被西欧的军事理论俘虏了。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指在敌人比我方强大时，暂且退避，待条件有利时才进行反击。毛泽东在给我说明时，引用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兵法和古典小说的事例。比如，春秋战国时代以弱胜强的范例以及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中国人人皆知的曹操远征的故事。

我离开毛泽东的家时，已是晚上 12 点多了。他让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译了出来，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透迤腾细浪，乌蒙磅磷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氓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