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

海伦·斯诺

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本文摘编自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

1937 年 5 月，我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当我的新警卫员通知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已在院子里，将对我作迎接的拜访时，我还是由于乘卡车来延安的艰苦旅行而东倒西歪。我不能决定是重新涂上口红——我的西方文化生命线之一——还是完全擦掉，结果两者都没有做。

我们握了手。

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对等的部分，以致在中国有些人把“朱毛”当成一个人了。毛是头脑，理论家，“主席”。朱德是心脏，军队，完全出于本能成为人们的领袖，是人类材料做成的。两个人都是由优等材料做成的，这使他们在 80 岁和 90 岁时仍然居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位置。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秘密的统治权。

朱德谦虚地坐在歪斜的方桌后面，两只手笼在袖子里，剃光的头上戴着帽子。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们完全不像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没有什么可损害毛泽东的。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抗力，是坚韧的材料制成的——这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的子弹的那种材料。

史沫特莱和卡尔森对毛泽东很少了解是有些原因的。埃文斯把他写成“谦卑的，和善的，孤独的天才，在这里长夜的黑暗中奋斗着，⋯⋯为人民寻求一个和平的生活之路。”

毛泽东除了是个天才以外，埃文斯在上面所提到的其他方面都不是。这每个人都清楚，或许毛和他的朋友们从他孩提时代就看清了。埃文斯用基督徒的标尺衡量人，这就妨碍了他的洞察力。在他看，谦逊是美德，特别是一位总司令。

很可能除了我丈夫以外，对于毛泽东的生活，我已经比旁人知道得多—

—因为毛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生活。我告诉毛：“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他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于是我决定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轻轻地笑着，和蔼地点点头。

由于毛泽东在一年前已经对埃德加·斯诺开放了，对我也就完全敞开了所有的门。朱德在 5 月党代会的几天里领着他的将军们来看望我。（只有一个重要的领袖没有来过——林彪，他明显地比其余的人更排外。）为了我的

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我收集了 34 个简短的自传，进行了多次访问

——这都是因为毛已经做出了榜样。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泽东是每件事的主宰。

那个夏天我和毛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虽然还不像一年前埃德加所建立的那样亲近。我给他送了一个提问的长单子，进行几次访问。他对我提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许多是请求解释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他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我：“你的意见是什么？”这使我不安。后来我懂得他真的是要知道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这个夏天，毛泽东形成了并修改了一些重要的新论点，在延安抗大的讲演中试讲。他知道我曾经学过黑格尔，但没有真正的解释，我是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的。他是愿意为我澄清事情的——他欣赏智力的挑战—— 并且同意和我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他在 7 月 4 日美国国庆日让我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的第一次采

访，以表示好感。但是，日本在 7 月 7 日进攻了中国，毛就把我转给他的得力的助手吴亮平和官方历史学家洛甫，去完成其余部分。

1937 年夏，毛泽东在抗大第一次公开讲了他的《矛盾论》；这是他看了我的长问题单子，并同意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之后而作的。他给我的主要答案是：通过形式逻辑你不能懂得中国的革命，只能用矛盾论。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术语，但我准备接受这个观点。它要把古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贴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内容上。我肯定那个德国人李德和苏联永远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也不理解它的逻辑。虽然那时李德和毛是对立的，我却不曾料想 1937 年使我困惑的矛盾，实际上导致了 1970 年中国和苏联及其卫星国之间的武装对抗。

智慧的开始是承认存在矛盾，这是真理的本质，永远是两面性的。问题是要能在矛盾的转变点上看得清——并按正确的方向去行动。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天才。直到他至少是 42 岁时（长征中 1935 年在遵义，由于需要他取得最高领导权的时候）他一直试图理解并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论点。1937 年他仍热衷于支持苏联的地位，甚至达到释放他的宿敌蒋介石的地步，作为取得外国支持以抵抗日本和轴心国家的振作点。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曾经是，那么中国很多事就会不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直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共产党代表会从 1937 年 5 月 1 日开到 5 月 15 日，当中央委员会在 8 月

集会时，毛泽东的终生统治权就永久地确立了，除了 1966 年以前一度中断。

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为了避免软弱的和吓坏了的国民党抵制，十点要求中没有包括经济纲领；联合阵线是这样脆弱，不能提出什么永久性的东西，连简单的全民经济总动员也没有。

在访问的结尾，毛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里闪烁着光亮。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十点得到承认，“我们

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我站起来点点头，“我也这样看”，“中国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将灭亡。任何种类的组织都比没有组织好。”

这就是我的延安之夏期间的主要结论：群众必须动员起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行动——这就是讲“民主”的一种方式。（毛后来用了个关键的短语“新民主主义”，而埃德加和我希望我们曾经把这个小而重要的词加在我们杂志的名称上）。我了解共产党人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不必在物质上给他们什么，仅仅一个精神上的友爱，或者像他们所说的“生死与共”。十几岁的青少年的队伍是自发的——所有红色士兵都是无偿的志愿军。他们会被摧毁，但是新的军队又会起来。在延安的黄土上，虽然蔬菜和动物的生命只能勉强生存，但人类的生命却活下来了，因为出现了由饥寒和危险哺育出来的精神力量的觉醒。中国的青年在反抗着所有可怕的疾病和往昔的绝望。毛泽东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场青年运动，它的生命冲动总是包括妇女的。

毛泽东年老时被神化是有各种原因的。他把“新中国”人格化了，既有他的灵机，又有它的限制，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一个辩证的头脑。西方除了冒险去蒙蔽多于澄清以外，并不描写他和他的事业。在他的整个时代，他是最乐观的人，可他也是愤世嫉俗的人，对于愚人，即使他相信，也不是愉快的。他比中国任何一个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对外来的影响都更为开放—— 可是他又能用漂亮的技巧和鉴别真实价值的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毛泽东作为平民是高大的，作为中国是微小的。他提高了占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地位。其余百分之二十的人惧怕他，但在最后承认了他的权威，也或多或少地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神化。同外国人相比，毛更像林肯，连他那高大的魁梧的身材，天然单纯性的伟大，也都相似。他有同样的填不满的求知欲望；七十年代他还在学习英语给人们作榜样。

对毛泽东用的词是大——各个方面都大。他总是建立政策和理论的广泛的大纲，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是琐细的，不是平庸的，也不是爱报复的，这在中国是革命性的。他是一个胜利者，他欣赏取得胜利的过程，他的成功大多由于赢得了别人的心。据迄今所知，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仇人，这是高于法国和苏联的革命，向着文明行为前进了一大步。在 1937 年，当老布尔什维克们互相杀戮的时候，他允许给他的两个死敌以自由——他们继续破坏他，直到最终。一个是第三国际代表李德，另一个是张国焘。我在延安时，张在抗大教书；他被允许离开延安，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去欢呼蒋是唯一的“真正领袖”。

毛主义是变革和革命的方法；是课题，而不是一组建设用的蓝图。它是一座桥，通过它，亚洲和非洲非工业化国家可以轻快地越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抓住社会主义这个武器去发展，变得强大。在长沙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毛就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的有力武器和工具。他的方法是不坐等新的工具和机器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进行武装革命。他的武装起来的当地农民，保护着其他的农民，他们按照自觉的愿望去改造经济和社会，而不等待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条件从外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