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

孚 尔

在会见毛泽东主席之前，总有连续多次的预先通知，使我联想起法国内阁危机之际受召前往爱丽舍宫的情形。星期三晚上，吴茅山先生（译音）邀请我们进晚餐，他告诉我说，主席一定会在次日接见我。我立即询问，把原本安排在次日的游览长城节目加以取消，是否比较恰当。同桌的客人听了， 都坦然觉得好笑。主席其实不会在早晨接见我，也不会在下午接见我。他是惯于夜间工作的人。法兰克·哈里斯曾在清晨六时受克鲁格总统召见，而我这次决不会碰上这种难堪的情形。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安排早上游览长城，晚上会见主席，这是再恰当不过了。

下午 5 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见我们的证实消息， 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为准备周全起见，当晚本来要在旅馆外吃晚餐， 我们决定改为在旅馆内进餐。我们在晚餐时又遇见优秀的法文通译员罗大康先生（译音）和他的担任法文教师的夫人。罗大康夫妇两人曾在法国蒙巴纳斯区居住多年，两人都全心全意献身中国社会，政府允许罗大康先生解除教师职务，专心从事翻译法国名著工作。

晚上 9 时，贾先生正式来到小餐厅，请我们在 9 时 50 分准孚尔，法国前总理。1955 年曾访问中国。本文摘编自《毛泽东会见记》一书。备出发。时间到了，我们在大厅里集合，吴茅山先生不断看着手表，说再过几分钟就要出发了。为甚么需要这么准确地遵守时间，过一会儿我就明白了。

我们再次进入主席居住的地区，这次我们经过一道美丽的红色城门，它实际上常称为“新华门”。我只看到两名卫兵站岗。

汽车在南海边沿的垂柳夹道的路上行驶。

中国式的小院子，两棵紫荆，还有盛开的山楂花⋯⋯主席走上前来在石阶下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我当时明白了严格遵守约会时间的理由，主席因此才能够对我们表示这么细致的礼貌。

毛泽东的容貌不若他最近一张照片那样年轻，那样丰满，那样柔和。他的身材魁伟，精力充沛，（他在 63 岁时游过长江，全程超过 12 哩）。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写到这里，就想起前几天某报有一位主要专栏作家，形容毛泽东年老体衰，患上某种怪疾，简直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想到这些话就觉得可笑。

住宅一半像小宫殿，一半像平房。我们走进一间偌大的客厅，霓虹泛光灯和中国式吊灯一齐照耀，木雕装饰物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客厅一旁有一张铺着红布的会议桌，另一旁是排成半圆形的一列扶手椅，我们就在这里坐下来。周恩来总理亦在座，还有张奚若先生、吴茅山先生，自然还有董先生（担任翻译员）。茶几上摆着绘上蓝色中文字的美丽瓷茶壶，所斟的茶不是普通的茉莉花茶，而是杭州的特产的一种长叶茶。

毛笑着说：“你们的代表团很小，只有两个人，意见比较容易一致。” 接着，他特地为了我曾接见中国青年代表团而亲自向我道谢。

周恩来总理和主席比较起来，神情比过去显得更加调皮。他能够比别人先听明白我的说话，而且显然对此感觉有趣，同时他也很注意董先生的翻译

有甚么错误，以便纠正它。他已经预先知道我的谈话题目，有了这个有利条件，他就能协助我说明我的一些观点，但同时却很清楚表明他并不同意。

毛主席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 “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

的。”

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 “是，没错，但比较起来成绩还是很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他稍微垂着头，好像是承受着命运的沉重力量。他合拢着双手。有人曾说毛泽东身上兼有军人和农民的气质。

我说，由于他没有教条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因此而得益，他的一些灵活的方式，例如混合经济的方法，应该是有前途的吧？

“这大概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主席一向对农业经济很关注，他要求我对他说明法国的农产品合作社制度。我强调在这项制度下取得了非常优越的成绩。他摇摇头，同时表示赞同和否定。

“它在此行不通，农民的土地太少了，不可能划分为合作社经营和私人经营。”

你们预期“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有甚么结果呢？我告诉主席，我们对这些运动深感兴趣，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些运动从一个很不同的角度上表现出了“自由化”倾向。

“是，一定要容许批评；否则，就会造成对问题不理解和愤愤不平的聚点。应该允许人们说出他们心中的话。”

他证实两个运动是互相联系的，而且受同一个思想倾向引导。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必须遵守一定的限制。”

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和语调，使我对自己早已持有的见解更为深信不疑。这两个运动的确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如果从西方的角度出发，把它们视为重大的转折点，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并未超越共产制度的诸种限制， 但我们再次回到毛泽东一向主张的中间路线：谨慎处理党外人士，把全国各阶层都容纳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之下，教育共产党员并使他们也明白这种目标。

主席又一次提到“洗脑”，但这个名词并没有我们西方人士所赋予的轻蔑含意。这个名词暗示，目前的运动对于共产党员是一个教育运动，而对于一些其他人士（也许我们可称之为实际上的反对派）则是为了“治病救人”。

问题主要是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士倾吐他们的不满，让他们畅所欲言。这种做法本身就可视为一种成绩，一种对病人的良好治疗，而且通过这

种做法可以进行鉴别，无论意见是如何的强烈，都可以从不满和保留的意见之中区分出甚么是合理的，甚么是可以容许的。反之，倘若出现真正的偏差

——不属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预料它很容易就会被孤立，而且通过目前已经展开的反击，把它有力地镇压下去。

毛泽东喜欢讲寓言，他引用了一则寓言说明最近的外交事态。 “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

紧夹住鹬的嘴。他们开始争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 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

“他是俄国渔夫或者美国渔夫？” 他微笑作出我意料之中的回答：

“在我看来，他可能多半是美国渔夫。”正是美国人使中国感到不安。“他们为甚么要在我国领土邻近建立基地？我们并没有在美洲附近建立

中国基地。”

“你的确认为美国人想要战争吗？” “美国人民当然不要战争。”

我说：“美国领袖也不要战争。”我告诉他，1955 年举行日内瓦会议的一星期内，我每天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见面，因此对他的深切和平愿望深信不疑。我曾经承蒙中国领袖承认我个人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因此我希望他们注意这个证据。

我补充说，如果和缓的政策过去曾有一些进展，而目前已受到阻碍，那么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是不能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领袖的。我设法使他了解法国人民对匈牙利事件的情绪和反感。我的见解似乎触痛了主席的情感。

他立即问我：“你是否说，法国人民由于这些事件而对中国怀恨在心？” “当然不是，中国不牵涉在内，但人们总是喜欢按照集团、集团政策和

‘共产集团’的概念思考问题。”

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对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之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全部东西，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毫无疑问，“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苏联表同情”，但主席拒绝接受“共产集团”的概念。

他说：“你们不能和纳赛尔取得谅解，而他并非社会主义者。那么，你们还担心甚么呢？只有四分之一人类属于社会主义，其他的四分之三，包括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实行你们的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进行和平的竞争和比较。”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应对未来绝望。毛泽东主席在谈话中附带提起我对禁止核子试验的态度，于是我再一次对着周恩来说明我对裁军的见解，即把裁减军备所得款项拨为援助落后国家基金。

毛泽东说：“法国可以再负起调解的任务⋯⋯法国有光荣的历史，她一定会克服目前的困难。这个任务属于法国而不属于中国，因为法国较有资格担当这个任务。”

他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的礼貌，这是带着自豪感的一种礼貌。正因为中国已经取得了如此惊人的进步，她才能强调她的缺点，她的落后和陈旧的一面。

我们在离开以前，和主席谈起他的诗。 “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

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词藻所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

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主席陪伴我们走向等待我们的汽车。他扶着我的手，指出黑暗中的一道石级。我透过车窗，最后一次看他的容貌——在哔叽紧身服装的紧扣颈领上， 是他的为人熟悉的脸庞，他举起手来表现一种慰问的姿态，给我留下力量、自然和威严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