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身边的见闻

郭化若立即松绑

郭化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本文摘编自 1978 年《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一文。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路上。

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在一个长亭上停下脚步。由于队伍行进中在这里交叉，人很拥挤。我站了一会，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毛主席！”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到了。喊声发自一个被捆绑的红军干部。我认出是不久前才被委任为第八军团军团长的周子昆同志。

“你是周子昆同志！怎么搞的？”毛主席问。 “因为队伍垮了，受到审查。” “解开！解开！”毛主席又说。保卫队人员马上松了绑。我心里非常感

动和高兴。老战友得救了。毛主席又有了指挥权。

周子昆同志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持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到敌人侧击。新兵不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不到几个人，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没有⋯⋯还能见到主席。”这段自述，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主席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见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我的脑海里。

偶然的事物，从来不能不是在必然的基础上发生。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根据当时在长征中的具体情况，首先纠正了工明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瓦窑堡会议是长征后遵义会议的继续，主要在政治路线上改正了王明的错误。随着又坚决纠正了王明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陆续为被王明路线残酷打击的许多同志取消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分配了工作。是毛主席倡导了我党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冷饭菜就热米汤

遵义会议后，有一段时间，行军时，毛主席总是和干部团一起走。

当时敌人飞机不大来了，我们白天行军。毛主席每天夜晚要研究敌情、地形和道路情况，计划第二天行军以及尔后的行动，睡得很晚。早上，规定让部队先走，留下干部团当后卫，等干部团出发前才叫醒毛主席。

干部团团长陈赓同志，每次都叫我去请毛主席。

第一次我去请毛主席时，毛主席住在一条小街上。我进去一看，厅堂地面上放着几扇门板，上面铺些禾草，毛主席睡的是个睡五、六个人的大通铺。

连我也出乎意外，难道不能在里面搭个高铺？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规定公务员、警卫员一到宿营地，要首先为他准备好办公的地方，等办公桌凳找好后，已经找不到床板了。于是毛主席只好挤在警卫班同志的铺上睡。

公务员喊醒了主席。当主席掀开白布套的薄棉被坐起来时，我才看到，他原来是穿着棉衣棉裤睡的。大概只睡了两三个钟头，至多四、五个钟头。毛主席很快起来，用凉水漱漱口（当时大家都不用牙刷刷牙，大多是早

就没有牙刷了），用冷水洗一洗脸（有时急于走路就不洗了）。我们准备等他吃了早饭后再走。可是他说：“不，先走一段路，休息再吃饭。”

一走就是二十里，大约不到两小时，才停下来休息。在田坎上坐下，公务员打开饭盒子。里面一层是饭，一层是当天部队开饭时吃的菜，大约不到小半碗。另外还有一点炒辣椒，这是公务员千方百计弄到的。

由于饭菜全是冷的，我们建议到附近老百姓家里要一碗热米汤来给主席喝。公务员接受了建议，这一计划实现了。主席吃两口冷饭，喝一口热米汤⋯⋯一连几天，大多数时间这个计划没能实现，因为休息的地点，路边没有

老百姓，要不到热米汤。于是我们同公务员商量，早晨为主席留一大壶热开水，让他出发前能喝一杯热水。

长征是艰苦卓越的斗争，而在这艰苦斗争中有些人负担着人们想象不到的更艰苦的工作，有些人过着人们难以想象的更艰苦的生活。

尊重别人

西安事变后，毛主席进了延安城，住在延安城内的一所石窑洞里。

当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连一座整洁的好房屋也难得。然而从全国四面八方不远千里而来访问毛主席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

凡是来访者，毛主席都接见。时间多安排在夜间，大多是从夜晚十时左右开始，谈三、四个小时，有的则谈到凌晨三时至四时，客人还舍不得告别，毛主席也畅谈不倦。

我没有参加招待工作，但常常听到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的反映。他们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和毛主席谈话后，却异口同声地称颂不己，一致钦佩。当时毛主席虽己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红军毕竟还弱小，根据地也很小，共产党的影响并未完全普及全国。我们全军上下对毛主席的信赖和钦佩是早已确定了，并早已深信在毛主席领导下定能战胜国内外敌人，这是不待说的。但对外来的名流学者，他们怎么在一谈之后就那么佩服主席呢？主要原因在哪里呢？我和秘书处的同志们谈论起来，总觉得是个奇迹。

有一天夜晚，我去看望主席，汇报了最近来访者的反映之后，冒昧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主席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毛主席和来访的名流学者，都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战争的方针和办法，不过都是用商量的态度，诚恳征求对方的意见，并倾听对方的意见。这是尊重别人的一种表现。

有一次，有一位老教授会见主席后非常感动地对我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烟吸完了，只剩下一支。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当然不好；拿来请客，自己不吸也不好。于是毛主席将这支

纸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白己吸半支。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人热情、诚恳而又亲切。”他最后说：“这使我很受感动。”

毛主席的谦虚诚恳态度和对团结抗战前途的英明预见，正确的方针、办法，使许多名流学者心悦诚服。

我把主席讲的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当作对我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里。

我折本了

1937 年 8、9 月间，我从庆阳到延安。听到大家反映，毛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有一次我到主席处谈到这些反映，并以我不在延安为憾。毛主席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不大理解，有点诧异。主席解释说：“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那知只半天就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正是由于毛主席作了深入的精细的研究，所以他才能发展了辩证法的许多方面。特别是他创造性地提出“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他的杰出的命题是“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例如武装夺取政权问题，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但是由于各国社会情况、历史情况的不同，所走的具体道路也各不相同。所以毛主席后来说：我们不要求兄弟党都照中国革命的办法做，只要求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主席所说的“折本”当然是开玩笑，他历来是把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两句成语统一起来，看作教学相长的。他自己学了就向干部讲，把讲课前的准备和上课时的讲解，作为加深研究的方法。在陕北公学讲了哲学课后，又应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讲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讲课的记录稿整理了出来，经过毛主席同意，打印若干份，分给我们学习。后来毛主席根据记录稿，选出其中辩证唯物论中的《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统一法则》两节，整理加工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矛盾论》，和后来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本哲学著作，就成为当代马列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成果。

带头开荒

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我们贯彻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国民党出于反共的本性，却不顾大敌当前，阴谋置我军于死地。他们不遵守协议，连很少一点的军饷也不发了。

毛主席召集在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毛主席讲的非常简单明确：何应钦不发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的。解散回家吗？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

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热烈拥护，许多人还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毛主

席当场表示他也参加开荒。同志们都认为主席领导全党全国抗战，工作重要，不必参加。有人提出：“我们为主席代耕！”主席说：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

果然，毛主席在他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一清早，他还未睡觉，就荷着锄头山门开荒。挖了一会，回窑洞办公，办公一阵，又出去挖地。

过不多久，毛主席根据他自己少年时代种田的经验，认为挖得差不多了。叫人来认真一量，果然一亩有多。

毛主席总结生产运动的经验，亲笔题了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展了生产运动。我军紧紧抓住了整风、生产两个环子，就立于不败之地。

哲学夜谈

一段时间，在杨家岭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每到星期三夜晚，总有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的新哲学。这个会是毛主席组织的，每次他都亲自主持。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首先发言，然后大家发表意见。开始谈的几个人都是毛主席秘书处的秘书或干事，谈的只是哲学的一般常识或通俗讲话，随后逐渐扩大，也有高级干部和理论家参加，人数增加了座谈的内容也有所发展，地点移到了中央组织部大而深的土窑洞内，中央组织部还准备了简单的面食招待。因为毛主席的号召适应了广大干部的迫切需要，因此参加的人都踊跃积极。这是毛主席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一种方式，引起了许多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兴趣。

毛主席认真实行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讲堂上解放出来，把哲学交给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他不断地竭尽心思、想方设法，把唯物论辩证法这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用通俗、易懂、易记的语言传播出来。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点的试验，面的推广”、“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分为二”、“要抓住主要矛盾”、“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这样就把哲学思想和实际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毛主席很高兴，进一步提出成立“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同志主持，具体工作叫我做。新哲学会用什么形式宣布成立呢？毛主席提出筹备召开新哲学年会。艾思奇、何思敬同志都表示拥护。于是分别去请人作报告井邀请各方人士到会。愿意来听报告的人不少，起码在二百人左右。而作报告或讲话的人则你推我让，最后请了几位同志来讲演，新哲学年会毕竟开成了，约开三、四个半天。开完会，我向毛主席汇报时，主席高兴得立即定于第二天在西北饭馆庆祝。

第二天在西北饭馆摆了几桌酒菜，费用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交付的。人们都满面笑容而来。毛主席首先举杯庆祝新哲学年会的成功，并宣布新哲学会的成立，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毛主席还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并和每个人碰杯，大家都受到极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