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比西方领导人更平等待人

西哈努克

当我 1956 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一个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我，而且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较小的国家感兴趣并且对它们尊重的象征。这总使我感到，具有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比社会背景和形式上的思想标签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对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对我也这样，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慢慢感到他对我有了比较深的感情，就像我对他那样。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重点讲了真正独立的回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的问题。他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毛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一直履行了它的诺言。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我到达后不久就在主席官邸接见了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亲王。前国家元首。本文摘编自《西哈努克回忆录》一书。我。那时北京天气很热，我们第二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搭的一个帐篷下继续我们的谈话。后来又到海滨避暑胜地继续我们的会谈。赫鲁晓夫几个星期之前也访问了北京。毛主席的一个侍从人员对我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我是唯一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主席见过那么多次面的政治家。周恩来总理亲自陪送我到海滨避暑地。

难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洗我的脑筋？对这类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毛主席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同邻国的关系、我们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是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他也很想了解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国的亲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不过，从我们一开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认真地对待我。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

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我们保持中立作了对比，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让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把这些人当作炮灰⋯⋯

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他们从未说过：独立嘛当然可以，不过它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嘛当然也可以，但它必须是“左派的”中立。只要独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带任何条件，对柬埔寨是这样，对整个东南亚也是这样。毛主席或周总理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

“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西方领导人及其在亚洲的仆从们则总要对我来这一套。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并且通常先加上这么一段话：“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我们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得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施加这类压力。我们经常从西方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而中国领导人则从来不主动地这样做。要是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时加上以下的保留：“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种办法对你们也适用。”

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柯西金总理那热情支持的表示声犹在耳，我曾天真地设想过抵抗政府可以在国外有两个中心。如果中国人同意的话，一个中心设在北京，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距离我国比较近并与北越接壤，而我们又必须依赖北越来转运供应品。另一个中心设在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由于莫斯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比较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是个很理想的地点。我则打算在这两个首都各住一半时间。可是后来莫斯科不愿意再见到我。苏联政府宁可同朗诺保持关系。⋯⋯

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账。可是军火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援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

中国政府把整个外交部腾了出来——该部原来设在那个漂亮且宽敞的前法国大使馆里——把它移交给一个“被废黜了”的国家元首和他的随行人员作为住宅，还说，只要我往在那里，它就是柬埔寨王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甚至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另外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的抵抗政府使用。一切便利与设备，从临时的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来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而且总使我们感到我们接受它们是帮了他们忙似的。

在 1970 年 5 月 1 日与毛主席会见时，我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他回答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从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向我们多要求一些”。“让我们为你

多做点事”。“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坦率，那么豪爽，而巨总是想得出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毛主席在同我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有一次他曾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不怕把你所想的都讲出未。”在我们友谊的很早阶段，我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喜欢同反对他的某些想法的人谈话。在一次闲谈之后，他曾经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他大笑说，“你很聪明”，他又说，“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我说，“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太武断，而且事物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写的东西总是会站得住的。他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他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的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同佛教人性理论的最精华部分没有什么矛盾。我觉得他的思想在日后好几代人里还会是适用的。

我还发现毛的军事思想非常有意思。就像希诺芬和其他希腊经典战略家所写的东西至今还站得住一样，我相信毛的著作也同样会站得住，因为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

像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在我们 1970 年 5 月 1 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 1956 年、1958 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程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 5 月 1 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后来我才知道，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们当时都在纷纷揣测，以为推迟放焰火可能是由于毛主席的健康情况所致。

他重复说道，“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看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到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开家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他对于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真使我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

些腐化透顶的家伙。但是毛主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那是为了把赌博和腐化的部分不义之财交给国库。

有个官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主席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七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毛主席对这两个 3 月 18 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二十四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好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后，毛主席于 5 月 20 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同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

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