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晚见到毛泽东

朱莉

一位态度安详而健谈的老人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本文原载《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1975 年 12 月 31 日，即除夕的那个夜晚，在中国九亿人民的革命领袖毛

泽东主席跟前，我和我的丈夫看着时钟走过十二点，迎来了 1976 年。我们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标志着他生命中的最后的一个新年，也标志着我们所经历的最不平凡的时刻之一。在紫禁城的深处，在他的书房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态度安详而健谈的老人。那天夜间特别冷，戴维和我两个人坐在一辆中国造的大型黑色轿车的后座上，我们从一个有人民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检查站进入紫禁城。突然间，我们在黑暗中看到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深红色的标语牌，大约六英尺高，被灯光照得通亮。标语牌上用毛主席的书法写着他的指示：“为人民服务”。我们迅速向左转到通向毛主席的住所的那条蜿蜒的湖边道路上。后来，当我们看到一份关于我们同毛谈话的中国报纸的剪报时，我才认识到那块标语牌被灯光照得通亮是为了让电视摄影机把我们的汽车到达时的情景拍下来。主席屋前也被照得通亮，以便拍电视。从夜晚的黑暗中走进强烈的灯光下的时候，我感到晕头转向，只能依稀辨认出这所占地面积不大的住所的轮廓。

但是我之所以感到晕头转向，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已经夜深和突然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来到强烈的灯光下，还由于我对这个微妙的、有双重意义的世界感到陌生，我对即将会见这样一位人物的确肃然生畏，因为据人民共和国发给旅游者的“正式的”历史材料中说，这位人物曾使中国人“在各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

走上前来正式把我们迎接到毛的住宅的是中国礼宾司的官员。他连忙把我们从入口处的小小的接待区引进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光线的唯一来源是前边的一个敞开的门。这间光线很暗的屋子有几把椅子和一张乒乓球台子。我们通过门口可以看到毛的书房。当我们跨过门槛时，我们看到主席在屋子的那一头。他坐在一把大安乐椅上，其他六把同样的椅子以这把安乐椅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圆形。在两位穿着同样灰色毛式服装的年轻女服务员的搀扶下，他费力地站了起来。他身子摇晃了一下，然后那两位女服务员便退到后边去了，他独自站着。

礼宾司官员向我示意，让我坐在主席旁边的一个位子上。在这次会见之前，两天来，接连听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以及党的干部和外交部人员长篇大论的讲话之后，我预料毛主席也会向我说教，当然不会进行一次交谈。因此，我思想上是轻松的，我开始全神贯注地看那间陈设简单的屋子里的一切摆设

——高达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书和卷轴；奇特的六英尺高的落地灯，灯光强烈到足以拍电视；装在听筒里的熊猫牌香烟；盛着绿茶的精致的茶杯；摆在大安乐椅之间的桌子上的热毛巾。我对每张桌子底下放的白痰盂最感兴趣。我聚精会神地看这些摆设，并等着听他讲话，因为尽管我渴望会见他，可又不好意思仔细去端详他。一来到他的面前，我就感到去凝视这位

82 岁有着那样一番经历的老人，是对他的不恭。

在我们会晤前的两天，我们曾同毛的翻译唐闻生呆在一起。这时她坐在主席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显得泰然自若。为了弄清毛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常常同坐在她后边的直背椅子上的其他两位翻译交换意见。在她们迅速交换意见之后，她还把主席的话再向他重复一遍。如果把他的想法的确切含意领会错了，毛会显得失望，然后咕咕哝哝地加以纠正，并用手指头敲唐闻生的笔记本。

“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直到我父亲的信译出后，我才认识到毛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局势，尽管看来患过的中风已使他的嘴有一部分麻痹了。看来他对我父亲以个人名义写给他的信感到很高兴。他对我说：“欢迎尼克松先生到中国来。”然后，他从唐闻生的手中把信拿过去。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上端的日期：“1975 年 12 月 23 日”。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在信译出之后，毛对我说，当时我坐着的椅子正是大约四年前我父亲访问中国时所坐的那把。于是，我从扶手椅站起来并对主席说，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他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当我们迅速掉换座位的时候，主席爽朗地大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于是戴维大谈起静脉炎造成的影响。当我看到毛凝视前方而不是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感到局促不安，以为戴维可能讲的太冗长烦琐了。但是随着会见继续进行下去，我发现毛很少朝我们这边看，他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他翻译的人身上。

房间里的气氛是热烈、友好的。我把黄大使的夫人当天晚上赠给我的一枚上面有主席侧面像的小圆像章拿给主席看。虽然毛见过千百万男男女女佩戴类似的像章，但是他的反应却是像孩子般地高兴，并且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也许是由于年迈，并且身体有病，起居上大多需要依靠旁人照顾，所以毛的举止出人意料的温和。他不装腔作势。他在谈到将于新年发表的一首讲斗争的诗的时候非常谦虚。他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在一九六五年写的。”我禁不住把他的态度同我见过的其他权力很大的独裁者的态度相比。我特别想到了俄国的勃列日涅夫和希腊的帕帕佐普洛斯。勃列日涅夫往往傲慢地、像搞阴谋似地低声说话，听者不得不仔细倾听每个字；他还喜欢在听到人们说起什么时报以微笑。帕帕佐普洛斯则总是在一间长六十英尺、宽三十英尺的房间里接见客人，他自己坐在一张堡垒般的硕大无比的桌子后面，让客人坐在一些矮小的椅子上，以便他们能够毕恭毕敬地听他讲话，此情此景很像电影里的一个带有夸张味道的场面。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毛和唐闻生之间的关系犹如祖父和孙女。黄镇大使看来很轻松。

到了将近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我两次起身准备告辞，因为我不能不理会坐在房间另一边的外交部长作出的表示。他轻轻地叩叩他的手表，提醒我时间很不早了。但是主席两次提出异议，他向我们摆摆双手，要我们再坐一阵。

“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不伪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的人。实际上，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听出，他对他本国人民、尤其是没有受过考验的青年一代，抱着怀疑态度，并感到失望。“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

这位主席对我们说：“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自从我们进入他的房间以来，他第一次变得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使劲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然后他突然问道：“你们怎么看？”

这番交谈是这样出人预料地开始的，以致我和戴维都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是的⋯⋯”我们俩的声音深沉地此应彼合。接着是一片沉寂，毛等着我们再说下去。最后主席又说话了。“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我坚决相信，尽管这位主席经过 82 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仿佛是在回答他经常在自己心里提出的一个问题似的，讲了他是如何处理过去反对过他的革命斗争的人的。“我们并不可怕。我们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如果他们认识了错误，就可以官复原职。”接着，仿佛是要来自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国家的两位美国人同意他的话似的，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不杀人”。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说：“前几天我们刚赦免了一些国民党人员。”他指的是释放了几名在内战期间同共产党作战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人。我们认识到，毛热切地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

当我们打算同毛告辞的时候，他把双臂用力地放在座椅的扶手上，强调地对我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口气坚定而有决心。

毛在晚年也许开始意识到历史以及他在其中的位置。我们觉得他是这样的。在深夜同他会见，不可避免地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他是一个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也安静不下来的人。他并没有向我们说出他在生命的尽头所感到的种种憾事和视为满意的事情。尽管如此，他那羸弱的体质的痛苦表现使我们沉痛地回想起我们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临终之前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们坐在他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的病床旁边的时候，使我们强烈地想到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前面的种种机会以及我们还要行走的路程。这也使我们想到我们是在何等漫不经心地生活，并且想到这么随随便便地过活可能失掉和浪费多少时光。

我们在毛的面前也体验到同样的感情。毛主席被疾病折磨得眉蹙嘴歪，而且是精疲力尽了。然而，每当我们作出要告辞的表示，他都要我们留下来。最后，在外交部长领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毛同我们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在两年多来没有对任何来宾作出的一种姿态——我们一行人感到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姿态。

我在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感到悲伤。他说：“你们是年青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他不再对我们微笑了。两个护士站在他的两旁搀扶着他。当我们消逝在另一个房间的黑影之中的时候，他两次向我们挥手。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动乱和变化、死亡和天翻地覆。但是，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我总是觉得，当我们向毛告别的时候，他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向我们赠言，就像老年人向青年人提出劝告一样。如果他真的惠以赠言的话，我相信他的话将是他所不断重复的、的确已成了他的一生的节奏的言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