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毛泽东不感兴趣的题目

谢伟思

谢伟思，即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国务院“中国通”。曾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到过延安。本文原载 1976 年美国《纽约时报》。

我在 1944 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是 51 岁。四个月当中，我多次见到他，一星期内肯定有两三次：在各种正式的和不受拘束的场合，总共也许见过五十次，其中有私下的谈话，集体的讨论，一起吃饭，看戏和参加其他文娱活动，听他发表公开讲话，甚至还在炎热的夏日傍晚在一个挤满了人群的果园场地上举行的星期六舞会上见过他。

我当时是约瑟夫·史迪威中将部下的一名工作人员，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且同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直接接触的美国陆军观察员小组的成员。

我的任务是报道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看法和声明。毛的神态怎样，他的癖性习惯和给人留下的印象怎样，一般的谈吐如何——所有这些似乎都与正式的报道无关，所以当时大都省略不报了。但是，毛泽东不是一个容易被人忘却的人。

按中国人的身材来说，毛是高大的。他动作有点缓慢，有一种严肃和庄重的气派，然而并不是摆架子。他彬彬有礼，待人诚恳，神情间也许有一种腼腆含蓄，使人们有点感到，他是在打量着你。

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也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

他通常似乎都在带头谈话，我想这也是正常的。有时你会感到被采访的却是你自己。然而，这一点是做得很巧妙的。他并不垄断谈话，不“强加于人”，你不会感到受压抑。事实上，在讨论会上，他通常是很仔细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毛往往总结一下这次会议的主旨。每次我看到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总结总是极其公允、全面和简洁的。

当时，毛在党内明确而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还是不久之前才取得的。但是，当时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融洽而毫无拘束的气氛，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这些同重庆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有过接触而且见过他在他的所有下属之间所造成的那种紧张气氛的人来说，是感到惊异的。

毛的时间和思考主要用在政策方面：制定最能赢得日军战线后方游击区农民支持的政策；在必将来临的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夺权斗争中，如何运用农民的支持所产生的力量的政策；可能说服美国在中国这场内战中采取不偏不倚或中立态度的政策。这些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后果，都是毛喜欢谈论的。他愿意把具体细节、日常工作和一般政务留给别人处理，像周恩来或朱德那样能干的同事是不乏其人的。

但是，如果我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是他不感兴趣或觉得提供不了的，他通常要我去问其他某些领导人。

在初期的一次会议散会而毛可以同我私下交谈时，他微带笑容地说，他

估计我希望同他谈一次，而他也希望同我谈一谈。然而，他接着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先有机会彼此熟悉一下，如果我们美国人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有些了解，那么我们的谈话就会对彼此更加有益。

接着，整整过了一个月，我才被请去同他单独进行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一直谈了八个钟头，中间只在晚餐时停了一下。后来又谈过几次，但是时间都没有长得那么吃力，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

那次谈话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毛所特有的那种坚强镇定和从容不迫并不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绝对相信他的事业和共产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种信心与那时延安窑洞里的实际环境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我们美国人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那种情况，又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最后得出结论，那就是毛主席的信心是正确的。

当我得以在 1971 年再次访问中国时，引人注目的是，1944 年毛在延安的那些谈话中所强调和反复强调的不少课题，看来仍然富有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他当年说过，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并且接受人民的批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干一些体力劳动，教育必须合乎实际。中国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农民发动起来以后，是可以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取得非凡的成就的。中国不应该畏惧任何艰难危险。精神胜于机械。只要有耐心并坚持不懈，一切事情都可以做到。

有些问题，例如同苏联的关系，他当年谈得不那么尖锐。他总是坚持说，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争取有友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发号施令。我们总是要自己作出决定，总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

当然，并不是毛主席想到的并且为之奋斗过的一切事情全都完成了。例如，自从 1944 年那些早先的探索以来，中美关系现在仍然处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朦胧阶段。但是总的说来，有谁曾在一生中取得过更多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个国家的面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