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在中国一切事务的中心

希 思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以来，毛泽东一直处在一切事务的中心。亿万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

他和周恩来在同一年去世，必将在全中国留下深切的若有所失之感。

令人愉快的人

当我 1974 年 6 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

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

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

那一次，以及 1975 年 9 月的那一次，我们都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英国前首相。本文原载 1976 年英国《每日电讯报》。阅的文件。

谈话是从不停顿的，因为他的两名译员几乎是在同声翻译。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民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他们对他的忠心正是由此产生的。

从我同他进行过的两次长谈中，我感到他对中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的。和我与之进行过讨论或谈判的许多世界性人物不同，他的看法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截了当。

他从不生硬地顶回我问的问题，也不回避任何问题。如果我问他一个他不想谈及的问题，他就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不想谈。

当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时，他就说，现在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并要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考虑进去。

深思熟虑

关于我们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以及同我们两国中的一国有关的问题——我觉得他都是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与同事们进行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

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地坐在桌旁，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辩论清楚。

确实，一位官员曾对我说，中国领导人在长征期间就养成了夜间辩论的习惯，现在简直无法使他们改掉这个习惯。

由于部长们常常是在深夜作出决定，官员们就只好在白天工作了。

这种把每个问题都讨论透彻直到取得一致的过程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讨论中表现了一种别的国家少有的做法上的一致。

不仅如此，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那种把领导人同外宾会谈的记录拿来

传阅的制度是我在各地所遇到过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最新情况。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八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十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

这些都是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能否取得成功——实际上是政权能否延续下去——取决于能否比在他所废除的封建主义制度下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

“这种进步太慢了”

可是他对这一点也是抱现实态度的。一年前①，我周游了那个国家——先是到西部，然后到南方接近缅甸边界的地方，最后是到东海岸——以后，把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说：“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

“我们有了进步，但实事求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这确实是他的问题，也将是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这种势头继续下去。

毛泽东的红书里的思想为的是使全国人民产生一种心情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农业生产，因为中国的前途有赖于此。

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

他担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终将发生冲突。他唯恐赫尔辛基会议表明西方在苏联的力量面前软了下来，并问及美国是否继续具有保住它自己的地位和西方的地位所必需的意志。

称赞英国人

在他的世界战略的见解中，他赞成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欧洲，这显然是因为这是合乎中国的利益的，但也因为他不希望看到苏联的影响扩大到我们欧洲。

他在许多方面称赞英国人。我上次见到他时他说，如果发生冲突，当然英国人会再次坚持到底的。

他很高兴的是，在我当首相的时候，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也很高兴我使英国参加了欧洲共同体。

他还认为，保守党政府对苏联是坚定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表明，英国人不会听任任何人的摆布。

① 指 197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