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的交往

梁漱溟 1938 年一赴延安

我第一次到延安见毛泽东，是在 1938 年 1 月。见面之中，主席说，梁先生，我民国 7 年（1918 年）在北京大学就见过您，那时您是老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还记得吧？主席的记忆力使我吃惊，他的话自然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同主席同岁，稍长于他。杨怀中先生比我们年长。在民国 6 年我进北京大学教书之前，因我的一位本家兄长梁焕奎（我原名梁焕鼎）与杨先生相交颇深，他常引杨先生到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我家中聚谈，我也因此与杨先生相识。更由于杨先生是搞哲学的，而我则正在自学佛学与印度哲学，谈起来便有话头，常常向他讨教。民国 6 年（1917 年）我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样我就同杨先生成了同事，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

杨怀中先生当时居家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是我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本文摘编自《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常去的地方。民国 7 年，毛泽东自湖南来北京。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是杨怀中先生所喜爱的学生，经杨向蔡校长推荐，给毛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元大洋的小差事，平时在杨家住宿。因住的正好是大门一侧的南房，所以常常为来客开大门。记得我去杨家，是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但身材比我高许多的湖南青年常开门迎我或送我，杨先生本人也向我介绍过，但我记忆不深。不久杨怀中先生病故，因家境萧条，办丧事有困难，还是由蔡校长出面，由大家资助的，我是资助者之一。具体为杨办丧事、还是毛泽东，至于毛何时与杨怀中之女杨开慧结婚，当时我却没有印象。

在延安，我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到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 6 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我头一天把自己

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的大意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出发才能达到。所谓“伦理本位”，即注重为家庭为社会尽义务尽责任；所谓“职业分途”，即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两夜长谈之后，我又到延安各处参观，在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一样，是很深刻的。

1946 年再赴延安

1946 年春我二赴延安①。到延安第一天即见到毛泽东主席，寒暄后我提出，希望包括毛在内找十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第二天，果然是十个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我能记得的有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我先说了重庆的情况，由于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局面好，大家劲头很高。接着便转到我要陈述的本意。我讲的大意是自己年轻时，也欣赏欧美式的政治制度，但集三十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认为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和农业。因此，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而不是轮流执政，各搞各的。对国民党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现状。但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我却答不上来。面对现实不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今天专

① 此时，梁漱溟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门来延安在这样的场合说这番话，向各位求教，算是留个题目。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垮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的的确确，我那时是做梦也未曾想到，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内战；特别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也从此站了起来。

这次我在延安呆了十天，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匆匆返回重庆了。1950 年两次相聚

我于 1950 年 1 月中旬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沿途由四川省委统战部派专人护送我北上，在武汉还受到当时在湖北省任职后调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的张执一盛情招待。抵京后正值毛主席和周总理皆在莫斯科。3 月 10 日主席和总理返回北京，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的，统战部把我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并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11 日公宴，我又见到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 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大概是下午将近五点钟的样子，毛主席派来的汽车来到我当时的住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我进了颐年堂的第一道门，毛主席已在里边迎我了。这次谈话有林伯渠在座，他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也是 1938 年初我去延安经西安时认识，并在后来重庆旧政协会议上交往多次的熟人。但此次谈话，林老只是听，几乎没有插话。

毛主席这次谈话，一开头是寒暄，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转入正题，毛主席即问我对国事有何意见？我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接着毛主席就对我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可难住了我，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考虑了片刻，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我的答复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外，他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很快又东南西北，

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到了开饭时间，主席传话开晚饭，我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主席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吃饭时多了一个江青，但我们只是点点头，没有谈话。

主席还告我，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并说具体行程他会交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

从 1950 年 4 月至 9 月中旬，我都在外地参观访问。9 月 23 日晚，主席找我谈话，但那天我另有约请，是匆匆吃过晚饭才去的。我到主席住处，他即让人上菜吃饭，而且也准备了素食。我十分歉意地说，我因有约请，已吃过晚饭了。于是江青给我送来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我一面吃，一面想，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这个季节，但没有发问。这时主席在饭桌上问江青，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只要决心大，有毅力，没有达不到目的、办不成的事。主席讲这些，都没有避开我。饭后主席询问我参观访问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谈完后，又对我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但我表示，今年出去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东北、华北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这一次我又没有接受主席的意见，但不像上次那样，主席没有显露出不高兴，他笑着摆手说，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这次谈话的末尾，主席对我说，听说你抵京后一直未有合适的住处，我已让人安排接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在家听候安排吧。

关于我个人的住房及生活，主席曾问起过，但我并未细说，总是表示自己并无困难。我当时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外。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派车接我去颐和园，住进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一直住了两年多，直至后来搬至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为止。住进颐和园之事，足见主席对党外人士生活之关心，照顾之周到。

1951 年一起论说邓小平

1951 年春，中央有组织赴西南土改团之举。我省悟主席头年要我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在要我看看土改，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我所在的土改分团由章乃器任团长，有二十多人，从 5 月上旬抵四川，8 月 30 日返京，近四个月。

我于 8 月 30 日回到北京，9 月 3 日晚间毛主席就约我去谈话了。他派车到颐和园把我接到中南海，还是在老地方。在我进门时，章乃器刚刚告退，他主要也是来报告到西南参加土改情况的。毛主席对我说，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主席仍陪我吃素，只有我们两人，不喝酒水，很快就吃完了饭。主席很能吃辣椒，我则不敢多尝。饭后毛主席问我，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

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致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第二点我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我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说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政有力，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我特别讲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我还举了解决四川的袍哥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毛主席听着我的话，竟笑出声来，然后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我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久大区撤销，毛主席调邓小平到中央， 1956 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走上总书记的重要岗位。即便在“文革”中毛主席仍不时说邓“人才难得”，因而几起几落，还能留在党内，以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掌航向，使国家走上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