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泽东的友谊与分歧

萧子升

萧子升，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本文摘编自《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

民国初年，1912 年，长沙市建立了第四师范学校。

第四师范成立没有几个月，湖南省政府就决定把它与我所在的第一师范合并。合并后的学校就叫第一师范。第一师范原本就有一千多名学生，这么一来，它一下子成为长沙最大的学校了。

第四师范来的学生不像一律穿制服的第一师范的学生穿戴得那么整齐。他们穿得五花八门，就像一帮刚招募来的新兵。有个“新兵”，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从第一天起，因为我们都是同乡的缘故，我就知道他叫毛泽东，他也知道了我叫萧旭东，这是我的学名，我们两家相隔三十公里左右，分属于相邻的两县，我来自湘乡，他家在县界那边的湘潭。

尽管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却从未交谈，只有当我们偶然在走廊里或操场上相遇的时候，才相视一笑或简短地寒喧一两句。那时候，我是高年级学生，他是新来的初年级学生，我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我功课很紧，所以既没时间也没兴致与低年级的学生讲什么同乡之谊。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桩事，竟使我们的交谊有了飞跃。它发生在陈列优秀作文的教室里。学校十几个班里的学生，每人每周必须写一篇作文，每班选出最好的交到教师委员会，再从中选出三、四篇挂到那间宽敞的展览室里的玻璃陈列橱中，让所有的学生观摩。我的作文常常获此殊荣，而毛则是我的最热心的读者。有时他的作文也被选中，我也兴趣很浓地读它们。因此我熟悉了他的思想。但那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后来他自嘲地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真是一点也不假。

通过阅读彼此的文章，我们了解了对方的思想，联结了一根彼此相投的纽带。

每天清晨，我都听到毛泽东大声朗读古文，我知道他很用功。但是在所有科目中，他只有作文是拿手的。他的英语很差，算术也不好；图画课上他只画圆圈。在这些科目上，他总在班上的后面。但那时候，人们认为作文是最重要的功课，只要文章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泽东算好学生。

自从我们在展览室里简单交谈后，几个月过去了。一天早晨，我们在走廊里相遇。因为我们都没课，所以都走得慢慢腾腾的。毛带笑地站在我面前： “密斯特萧。”那时候，学校里人人都用英语彼此称呼。

“密斯特毛。”我也招呼了他一声，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会说点什么，因为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进行交谈。

“你在第几教室？” “第一教室。”我回答了一声。他当然知道我在第几教室，这个问题仅

仅是个交谈的借口。

他恳切地说：“今天下午下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吗？”

“当然，欢迎你来。”我回答。因为好朋友之间惯常把作文交换着着，而已这种举动表明对作者的赞赏和敬佩。毛泽东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我发出了友好的信号，我接受了他的这份情谊。

当天四点钟下课后，毛不到五点就来到我的教室。同学们都散步去了，我独自一人等待毛来访。在我们的首次交谈中，谁也没提及家乡。我们谈的都是学校里的组织安排、课程和老师，井对其优劣各抒己见。对于体育课我们所见略同。全校一共有四位体育教员，一个专教军训，一个专教舞蹈。我们俩都不敢恭维这两位教员。他们虽是衣冠楚楚，却没有一点老师的气质。我们觉得他们道德水准太差劲：早上他们常常旷课，因为玩牌玩到深夜，早上来不及醒来。

我俩都很满意这首次的畅谈。临走他说：“明天我再来请教你。”他拿着我的两篇作文，朝我鞠了一躬，便离开了。他很有礼貌。

第二天课后，毛泽东又来找我，并说：“我很喜欢你的文章，想再留着拜读几天。饭后，咱们一块去散步，好吗？”我答应了，并提议由我在公共教室里等候他。学生们那时很时兴饭后散步。

第一师范的校舍是长沙当时唯一的一栋真正现代建筑物。人们叫它“洋楼”。“洋楼”四周砌起了院墙，大门外有一条马路，好几条小岔道从大马路上延伸开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叫做“妙高峰”。长沙城位于右侧，左侧是一溜五百来级的石阶，直通铁路，再稍往前就到了湘江边。湘江是湖南最长的河流，各类船只来往穿梭于江上。江中心有一座狭长的岛屿，上面种满了橘树，这个岛便叫“橘子洲”。橘子成熟的时节，远远望去，这片江中沙洲就像一团金红的云彩浮在水面。我和毛那时作的诗中曾有“橘云”，“橘子洲”等辞句。再前面三里以外，是高高的岳麓山。

湘江沿岸风光秀美，让人不禁诗兴大发。我在日记本中写了许多诗句。至今我仍然记得我和毛在一块漫步湘江边作的一首诗的前几句。在中国，人们司空见惯两个人合写一首诗。诗句如下

萧：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毛：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萧：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毛：高阁倚佳人。⋯⋯

我是否见过毛提到的佳人，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后面的诗句我也忘了。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

诗，因为我们的最大乐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

第一次，我们饭后沿江讨论了两个小时。毛开口便说喜欢我的大作。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的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了我的文章。时隔四十年，至今王先生和毛对我的评价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才发生过的一样。

我把写着二十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第一篇的题目叫“评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这篇碑文是古典名篇。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

光武帝是汉朝的一代名君，在位执政三十三年。在继位之前，叫刘秀，

曾与学士严光交情甚厚。刘秀登基后，邀请严光一同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他推辞了。当朝宰相范仲淹——也是一大文士——应邀作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素负盛名，后来收录在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我借给毛泽东的一个练习本上的第一页就是写的这样的一篇作业。

范仲淹写的碑文，仅二百一十九个字，文中表达了他对光武帝和严光的敬慕之情。这两人显示了杰出的高风亮节：光武帝贤君爱才，严光不爱权力和俗名。

我读碑文时，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在作文中我这么解释：鄙人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鄙人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了他爱慕虚荣吗？

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二百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我反驳道：“你显然没有理解严光的思想。”

我们争论了好半天，但没有结果。

第一师范学生的作息时间非常刻板，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极为严格：进课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等，都必须随着号角的鸣叫准时进行，号角就像军营中的军号。当号角声一响，一千多名学生在十名维护秩序的人员指挥下，像一千多只鸭子似的迅速集合起来。我和毛泽东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我们以为这种强制纪律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常常不按号角行动。有一时期，训导人员对我们大加斥责，但最后校长表示让步，因为我们是好学生，行为纪律也不错，我们的违令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全然不理号角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谈论被突然打断。我们以为这些谈话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不应该中途而止。

夏天时，当其他同学都到大阅览室和自修室时，我俩常出去，到妙高峰的那块草地上去。妙高峰是座二、三百米高的小山，就在学校背后，从学校内体育场走去，只须几分钟就可到达那里。站在山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也可以横看岳麓山的山峰。我们时常夜里登上山峰。坐在星月之下，一面高谈阔论，一面远眺校外长沙城中的万家灯火。

我记得有一次的情景十分难忘。像往常一样，吃罢晚饭，我们登上妙高峰，找块舒服的草地坐下来，我们沉浸在交谈中，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听到号角声。“他们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后来，号角声又响了，“现在他们一定是回寝室去了。”半小时以后，传来了最后的一次号角：“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熄灯了！”而我们仍坐在那里继续谈着。顷刻，整个学校被笼罩在夜幕中，我俩清楚，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擅自离开已被察觉。但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根本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

暑假就要开始了。布告里贴出一则消息，各个班全部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三天之内离开学校。

最后，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了，只有我所在的教室是例外。所有我的书籍、毛笔和墨水都摊在桌上，书箱也满满当当的。毛泽东走了进来，跟我打招呼。当他看见我还没有动手整理东西，就坐下来，说道：“萧先生，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已决定不回家了，”我答道。 “你真就呆在学校里吗？上个月你这么说时，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没有，”我接着说，“我己决定先在这儿呆一两个月，然后再回家住

上二十天。学校很安静，呆上两个月我能读许多书。” “你这两个月的计划是什么？你计划学些什么？”毛泽东问道。 “我准备先自学一下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语和地理，兴许还要读些

哲学方面的书籍。” “我知道了。那校长允许你留在学校吗？”

“允许的。昨晚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想呆在学校，他说那是违犯校规的，但他相信我的确是要认真读书的，因此也就同意了。他告诉我，门房和四个校工放假期间也留在学校，所以学校不光我一人。他说他会告诉他们睡的地方离我寝室近些以便照看我。一些厨子也会留下来的，这样他们可以给我做饭，当然，我得交伙食费，学校不会负担任何额外的开支。”

“听起来真不错，我也想和你一起留下来的，你觉得怎样？”

毛泽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自然我很高兴，于是说道，“好，赶快去见校长。如果你愿意，我跟你一起去，兴许我能帮点忙。有个朋友陪伴在一起当然好，我希望你能留下。”

“但是告诉我，”毛泽东迟疑地说，“你为你的伙食费将付多少钱？” “一月两块半。每餐一汤一菜。”

“一月两块半！也就是说两月五块！”毛泽东嚷道。“太贵了！” “不，不贵，我以为很便宜！但不要为费用担心。如果你钱不够，我可

以先借你。走吧，我们赶紧去见校长吧。”

我们去见校长，校长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意见地准许了。当其他学生听说我们要留下时，又有两人想和我们一起留下，他们让我跟他们去见校长。校长也同意了，这样暑假期间，我们留下了四人。尽管我和另两人很熟，毛泽东和他们却较生疏。我们以为他们很一般。

夏天，天气很热，下午简直无法读书。我们上午读书，吃完午饭后聊天，可有时天热得连话都懒得说。气温之高，我们静静坐着什么事都不干，仍大汗不止。

我们早晨做的事不尽相同。我会先学些英语和代数，而毛泽东对这根本不感兴趣，他不想寻求一种方法自学英语和代数。他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古典论文和历史上。其余时间，我常练习书法，而毛泽东字写得自成一体，也从不设法改变一下。

毛泽东暑假呆在学校的原因和我的很不相同。他对他的家没有什么感情，然而，他那唯一的一双鞋已十分破旧，鞋底都快磨透了，为了拿双新鞋，他晚些时候总得回家一趟。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家里做的鞋，在校穿双店里做的鞋是极为特殊的，那表明不必要的浪费和一种炫耀的心理，穿着往往被人瞧不起。一个和我与毛泽东一起留校的同学穿了一双很漂亮的店里做的鞋。对于我们，这双漂亮鞋可不及毛泽东穿破的那双鞋有价值。当我们这位同伴意识到我们对他的鞋子有看法时，没有再穿，毛泽东的那双破鞋倒赢得了真正的荣耀。如此少的几个伴儿，彼此的性格就显而易见了。尽管没有人视察，我仍

是每天尽量把自己的课桌、书本和寝室收拾整齐，我以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这也是我一贯有的习惯。而毛泽东的书桌却总是堆了很多书报，我们

的书室也是迥然不同；我的总是干净整洁，而他却常常挤不出时间来彻底收拾一下。一次我开玩笑地说：“大英雄如果不清理自己的房间，他怎能治理天下呢？”毛泽东却回答道，“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没有时间考虑打扫房间！”

尽管我们的性格、背景和个人习惯均不同，并且毫不迟疑地互相批评，我们从未真正吵过嘴。事实上，我们很喜欢对方，而且互相尊敬。彼此批评一通后，我们总是笑笑就了事了，我们常常开玩笑，因为那样可以放松一下。

这些观念和习惯的细小差别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严肃讨论。每天下午我们都进行一次长谈，通常没有固定的题目，而是当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然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刚从报上读到的最新消息。

在师范学校，教育的宗旨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所谓军育，显然是摹仿了德国和日本，而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尊崇的。我不同意，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中，我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前些日子，他针对这一主题写了篇很好的论文，题为《以美学代宗教》”。

“但是”，毛泽东坚持道，“军育更为需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德性的完美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那就是同样的意思。”

“如果民族软弱，完美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问道。 “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

示德性。”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同，但在我们欢快的热忱的青年时代，我们又怎能意识到我们这种不同的深度呢？！

新民学会由毛泽东和我于 1914 年①筹备组织起来。最初，它不过是由精选的道德良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简单说来就是：每个会员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修养、提高文化水平，肩负起改造中国的使命。学会没有表示任何政治主张，也不隶属任何党派。然而，后来毛泽东和学会的一些成员发展了政治雄心，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现在北京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是昔日新民学会的成员；而另外一些有学术兴趣的、富于理想主义的会员，则依然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们的学会可以称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当共产主义理论开始唤起广泛兴趣时，其运动的骨干就己在我们学会中间。我之所以把学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称呼；虽然一些年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新民学会仍是主要的核心。

1920 年冬天，我由巴黎回到北京。毛泽东已经由北京回长沙很久了。虽

然我们常常通信，但一直到 1921 年 3 月份我才有机会去长沙见他一面。

从 3 月到 7 月，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但我们似乎是越谈越崩。然而彼此仍以老朋友相待，都希望能够理解对方的观点。

新民学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其会员也不研究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政治体制，但很多成员出席 C.Y.的秘密会议，C.Y.的诞生使原来的新民学会走到了

① 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应是 1918 年。

尽头。我在长沙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不过，会员们仍热烈欢迎我。我与好几个会员多次亲切叙谈。很明显，毛泽东不喜欢这样。他担心有人会受我的影响，失掉对 C.Y.宣传的共产主义的信心。他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够信仰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与他合作，将这种主义向全国宣传，然后付诸实现。

在长沙，有一幢叫“船山学社”的房子。是为纪念学者王船山（1619— 1692）而命名的。现在有五十多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接管了这幢房子，因为毛泽东是其中成员之一，所以我也受到邀请到那里去住。

我在考虑重振新民学会，但同毛泽东初步长谈之后，我已意识到，毛泽东和我两人已无法一致了。

我的老朋友陈昌对我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己秘密成为 C.Y.的团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改造中国，它既无政治观点，又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遵循俄国的榜样，努力宣传列宁的学说。没有人在寻找改造中国的其他途径。为什么？首先，有俄国的先例可效仿。第二，学习俄国，可以获取他们的援助和帮助。第三，人人都会热衷于秘密运动，秘密集会的神密劲有种诱惑力，恐怕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回头。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认为你和润之将来必定会分道扬镳，但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说心里话，我认为各走各的路是好事。真理有诸多方面，每一方面都是宝贵的。”

当我把陈昌的这番话告诉毛泽东时，他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要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毛泽东和我的确有一连串的问题要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以至忘了睡觉。有时我们的谈话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无法接受毛泽东的论点，而我的答复也不能使他满意。几个月来，我们被这种无结果的讨论所折磨，但双方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口出恶言。因为我们不能弄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双方都感到真正的遗憾和伤心。尽管我们的大前提是南辕北辙，但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讨论的重点可以概述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自由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我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民失去了自由。

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搞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明人民就没有自由呀。”

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力太大了，而个人却微不足道。毛泽东用笼统的语言说公众需要受法律保护，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必要的话，他必须为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

毛泽东在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时，还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

讨论的第六点是：是教育还是政治？

我坚持认为，“靠军事力量所取得的变化只能是造成暴力；而通过教育达到的改革，就会是和平的和永久的。这是‘和平的改革’，当然，如果你

要立竿见影，那它们自然不能与武力带来的改革相比较。”

毛泽东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坦率地说，你的观点根本说不动我。”我叹道，“你不同意普鲁东的学说，这多么可惜呀！”而毛泽东却说：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多么可惜呀！”

我们还谈到了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不停顿地讨论着，但我们越是讨论，越是出现无法回答的问题。毛泽东显然认为无须回答，取得成功唯有实践。对此我回答说，为达到目的，要作这样大的牺牲，那我宁可不去行动。

我们这样探讨下去，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直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日。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谈到黎明，毛泽东仍在说服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

直到此时，毛泽东对于他在共产党内的活动从未向我隐瞒；而他对我说的秘密事情，我也的确不曾向任何人吐露一字。我们在上海分手后，经常通信，有时用只我俩人能懂的隐语。几个月后，我返回法国，我们的信件需要十或十二周才能达到对方手中，因为当时还没有空邮。对于毛泽东的钱包来说，没有空邮也是件好事，因为他的字很大，而且他的信往往很长，这样一来他得花好大一笔钱买邮票呢！

我迟至 1924 年才返回中国，住在北京。因为我不能到长沙和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见面，我们便频繁通信。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决定与共产党合作，结果共产党员都兼作国民党党员。国共合作使军阀经常指控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

这期间，我所效忠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着相同的基本目标——打倒军阀。我积极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毛泽东、我和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都在为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尽管我与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以及其他活跃的共产党员有直接联系，但我对共产党内部的秘密讨论和计划自然一无所知。毛泽东继续给我写很长而亲切的信。尽管他不能公开讨论他党内的行动，我们仍像以往一样坦诚地作理论上的争辩。

1925 年，我经常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也失去了自由。我得经常藏在北京或天津外国租界以免被捕。1927 年，当李大钊和其他好几个共产党人被军阀政府绞杀的时候，我们革命党人更加活跃，尽管危险也更大了，我们的家经常被警察和士兵里里外外地搜查。有一次，我躲在外国租界，家人把毛泽东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写给我的满满一箱信件烧掉了。我不时地收到一些简短的口信，最后完全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