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城乡对立的扩大，交通的发展，全国联系的加强，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商业发展的状况通过以下问题可以看出：

<1>商业和商人。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商业是很发达的。齐国就是有重商传统的国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太公至齐“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又说春秋时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等等。《国语·齐语》载管仲说：“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夫令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价），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从管仲的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人已专业化，专门经商，一生经商，而且传之子弟，使“商之子恒为商”；二是商人受着官府控制，控制的办法是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所以要“处商就市井”，使其不见异思迁。这都反映了商人还未从“工贾食官”格局下解放出来。春秋时期，郑国也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国家，春秋初郑桓公与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布宝贿，我勿与知。”①春秋初，郑国刚建立需要商人支持，所以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上述盟誓。从盟誓内容看，商人不能背叛郑国国君，郑国国君不能“强贾”和无代价的夺取商品；商人有市场上的走销宝物，国君不要求知道。这说明商人处境有所改善，但这一盟誓是郑国国君为求得商人支持的产物，总的看来，商人仍受着国君的控制。春秋后期，晋国商人地位依然低下，《国语·晋语八》载，晋国都域“绛”的富商虽富有，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车帷、木做的车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①。这说明春秋后期，商人的地位依然卑下。

春秋时期随着“工贾食官”格局的被打破，和商人地位的提高，春

秋末出现了两位私人经富致富的大富豪。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卖出）著（贮，买进）鬻财於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好废（发，卖出）举（贮，买进），与时转货运。⋯⋯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从上述记载看，孔子弟子子贡曾在鲁、卫两国作官，喜爱买进和卖出货物，可能经营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奢侈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并与之“分庭抗礼”。子贡通过经商富至“家累千金”，成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子贡的经商艺术在于能“与时转货运”，也就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而致富。春秋末另一位经商致富的大富豪就是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原是越王勾践的大臣，辅佐勾践振兴越国。范蠡曾著《计然》一书，探讨国家富强的道理，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国。《计然》提到的经商艺术主要有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使腐败，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无息币”。范蠡的经商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越灭吴后，范蠡“变易姓名”由越至齐“父子治产⋯⋯数十万”，齐国曾任之为相，又“归相印，尽散其财”。第二个时期是范蠡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今山东曹县西南）， “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贾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后世商人奉陶朱公为祖师爷，效法其经商致富，所以范蠡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

战国时商业比春秋时大大向前发展，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首先经商理论就比过去发展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一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丰歉，太阴在卯，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干旱，次年丰收；太阴在酉，又丰收，次年歉收；太阴在子，大干旱，次年收成好。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在预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作为经商的理论根据。三是白圭经商能吃苦耐劳，即所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有勇有谋，有决断，要迅速，即所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由于经商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称为“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比子贡、范蠡的经商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说明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商业活动中货币逐渐普遍使用。春秋时期黄金已作为货币出现，子贡“家累千金”，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都说明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此外，春秋时期还出现了铜铸币，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524 年）“铸大钱”，此前已有铸造的轻钱流行。考古也发

现了春秋时的铜铸币，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末的铜铸币空首布重的约 33 克，轻的仅为其重量之半①。战国时期货币普遍使用，种类增多，《管子·地数篇》说：“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在现实生活中黄金、铜币、粟的比价已形成一定的比例。货币的日益普遍使用是商品交换得到发展的表现。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利润和关税、市税在不断增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范蠡父子“侯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史记·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说明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已增至十分之二。《史记·货殖列传》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贪贾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三，廉贾经商的利润率可以达到十分之五，可见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多的可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五。总之，春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是呈上升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关税、市税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此记载市税征收量为商品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征收总量为百分之三。《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则关、市税征收量总数不能超过百分之四。战国时关、市税的征收总量比《管子》上述两处记载有成倍增加，关于这点《孟子·滕文公下》载：“戴盈子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对话。戴盈子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再逐步去掉关、市税。这说十分之一的商品税在战国时就算比较轻了。上述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对所征的关、市税等商品税的增加也是当时商业发展的表现。

战国时是民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私营中小工商业者是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阶层，同时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和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据

《史记·货殖列传》等有关记载，主要有下列一些：靠经商致富的有两人，即白圭和吕不韦。白圭，周人，战国中期曾在魏国作官，经商时善于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大富豪，被后世奉为“治生祖”。吕不韦原为濮阳人，在邯郸经商，认为耕田能获利十倍，作珠玉买卖能获利百倍，作立国君的生意能获利无数，遂下大本钱活动把秦公子异人立为秦国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靠冶铁起家的有四人：赵人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宛孔氏先人，魏人，以冶铁为业；蜀卓氏先人，赵国人，以铁致富；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从事煮盐业致富者一人，即猗顿，鲁人，战国初在山西临猗，以盬盐起， “与王者埒富”。靠经营畜牧业成为巨富者一人，乌氏倮，秦人，用山谷量牛马的多少，秦始皇时令倮比封君。开丹砂矿致富者一人，巴寡妇清，开采丹砂数世，能“礼抗万乘”。如果与春秋时期相比，春秋时的私人大富豪只有子贡、范蠡两人，而且这两人都是靠经商致富的。战国时期全国性的大富豪由两人增加到了九人，除白圭、吕不韦两人靠经商致富外，其他七人都是靠进行商品生产发家的，有的靠冶铁、有的靠制盐、有的靠开丹砂、有的靠畜牧。战国时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人、大富豪的出现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时期的表现。十分明显，如果商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小农、小手工业者进行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

商品货源得不到保障，商业也因此得不到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大工矿业主、畜牧业主，可定期提供商品货源，这有助于商业持续，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人出现，标志着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春秋战国全国各地经济联系加强，齐国出产的盐要运销魏、赵、宋、卫诸国，郑国商人到周经商携带着熟牛皮、牛等物资。晋国所用的木材皮革有的是从楚国输入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从春秋到战国各地出产的特产均可渐渐在全国交流，《管子·小匡》说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在一个国家中就能够买到各地的“珍异”物品。《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纭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手木，山人足手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方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按照荀子的上述论断，中国不仅国内泽人、山人、农夫、工贾彼比的物产可以交换，并且与国外或周边的四海所产的物品也都可以交流。

由于四海之内“通流财物粟，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输送），无不丰足。”所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①。司马迁也说：“夫山西饶材、竹、毂（木名）、纑（山中紵，可织布）、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的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①司马迁所说中国四周出产的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是不可缺少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自然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到的。这生动说明了当时全国各地之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密切。

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是和城乡分工，城乡对立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按周制诸侯国的国城不能超过 900 丈，卿大

夫封邑中的城不能超过 300 丈。春秋末，诸侯国的统治者仍在人为地维护这一规定。实际上城市的规模大为扩大。战国时城市的规模更加扩大，

《国策·赵策》载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城市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需要的农产品大大增加，而城市中的铸铜业、冶铁业、制陶业、制骨业等手工业生产也制造出大量的农村需要的手工业产品。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城乡的物资交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时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全国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城市，这些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著名的经济中心，尤其是出现了著名的商业城市陶（定陶）和冶铁中心宛（河南南阳）。这些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换往来日益把全国各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时期全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是和交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水路交通方面邗沟与鸿沟的开凿打通了黄海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联系，对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海路方面，《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 485 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

《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曾命范蠡等人“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后来范蠡又曾“与其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到齐国经商。这都说春秋末，中国已开拓了从南方经东海、黄海到北方的海路。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陆上交通都已畅通，并且官府设立了邮传制度，邮是传送公文书信的，传是运送行旅的。当时，路途上 30 里设一传舍即交通站，备有住宿的房舍和车、马等交通工具。官府有什么公文往来、信息、紧急事务，都可通过邮传制度传送。商旅也可通过邮传制度解决住宿和车、马等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交通的发展为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创造了条件。

《荀子·王制》说，战国时“四海之内若一家”，各地的物资、特产都可交流。范文澜先生说“中国国内大小市场的形成，开始于战国”。这种经济联系的加强不仅对以后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随着国内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有发展。印度孔雀王朝开国功臣憍底利耶编的《政事论》提到“支那帕塔”一词，意为中国的丝，说明公元前 4 世纪中国产的丝已输入次大陆。这时中国的丝输入印度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中国到缅甸，再从缅甸由海路经孟加拉湾至印度。另一条路是从中国经中亚至印度的西北部。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这时还远销埃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其交通路线也有两条，一条是输入印度的丝，可由商人经海路转销到两河流域，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西亚等地。另一条路是从中国经中亚，进而与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所修的东西交通大干线连接通向两河流域和爱琴海沿岸的小亚城市以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