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从下述几方面可以看出：

①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由于铁器的使用，人们征服自然力的提高，春秋末开始出现大型水利工程， 战国时则出现了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高潮。今安微寿县的芍陂蓄水塘相传是春秋楚庄王时（公元前 613—前 591 年）孙叔敖修建的，修建的目的是为了引水灌溉。春秋末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运送军粮修建了沟通长江与淮水的邗沟。《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 486 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一工程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修沟渠，入淮河。所以，邗沟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这条运河修成后使两岸收到了灌溉之利。鸿沟是战国中期魏惠王时修建的一条沟通黄河与淮河的水道。魏惠王十年（公元前 361 年）在黄河与魏国境内天然湖泊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境内），开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340 年）又从圃田泽修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水通淮河。这就是鸿沟。鸿沟的开凿不仅有灌溉之利。而且，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两条运河沟通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为防止黄河泛滥，齐国与赵、魏两国在黄河两岸修建防洪提防。齐国先在距黄河 25 里的地方修了一条提防，使“河水东抵齐堤”，而后冲向赵、魏两国。赵、魏两国为防止河

水的冲刷也在距河 25 里的地方修了一条长堤。从此，河水在两堤之间流来流去。所以，两道堤防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河泛滥成灾。战国时秦昭王后期蜀郡太守李冰在四川成都平原修建了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水经注》卷 33 引《风俗通》说李冰“开成

都两江，溉田万顷”。《华阳国志》卷 3 说都江堰修成后“灌溉三郡， 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陸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都江堰不仅有巨大经济效益，而且技术水平高，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约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 246 年）修建了郑国渠。《史记·河渠书》说郑国渠修成之后，溉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6 石 4 斗）”。上述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②农田灌溉的进步。《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灌溉用的田间水道）”，可见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田间用的灌溉渠道已为习见事物。《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每个农夫百亩耕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一尺四寸、深一尺四的渠道叫遂；每井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天宽二尺八、深二尺八的渠道叫沟，方十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五尺六、深五尺六的渠道叫洫；方百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 1.28 丈，深 0.98 丈的渠道叫浍。《周礼·地官·遂人》载：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这都说明在农业灌区有称之为遂、沟、洫、浍大大小小的渠道构成的灌溉纲络浇灌着农田。与遂、沟、洫、浍的相应，渠上则有叫径、畛、涂、道的交通道路。《周礼》一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了春秋末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当无疑。《周礼》上述记载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时，农田灌区已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系统灌溉工程。由于水利灌溉系统出现并对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所以设立了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管理其事。《荀子·王制》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不使水漏溢），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春秋末到战国时，农田灌区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灌溉系统工程，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桔槔灌田是利用杠杆原理灌田的一种方法。春秋末年用桔槔田日益普遍。《庄子·天地篇》和刘向的《说苑·反质篇》对此都有记载。用桔槔灌田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据说原来用“抱甕”、“负击（瓦罐）” 的方法灌田仅能日灌一畦或一区。而用桔槔灌田则一天能灌百畦或百区。桔槔灌田主要用之于园圃业方面，至于大田作的灌溉当然无法全赖于此。

③耕作方式与耕作制度的变化。从用人力进行耦耕到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时耕作方式的重大变化。春秋时关于耦耕的记载还很多。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耦耕是一人用耜耕地起土、一人用耰碎土和平整土地，二人协作就是耦耕。犁耕春秋多见，《论语·雍也》载“犁牛之子，骍（赤色牛）且角”。此处“犁牛”二字相连，说明牛已用于拖曳犁地了。春秋时期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中出土的铁犁铧，说明当时出现了铁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叫牛子耕。牛与耕相连，说明牛耕已是习见的事物。战国时牛耕已相当普遍。这时马耕也出现了，《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古者，庶人之乘

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这里说古时用马拉车、拉犁，所说的古当指春秋战国时期。用牛耕、马耕比用人力耦耕， 效率可提高 2 至 3 倍。春秋战国时从耦耕到犁耕的转变是耕作方式的一次大变化。

西周和春秋时期除少数上等地可年年耕作外，主要实行休耕制，有的是二年轮耕一次的二圃制，有的是三年轮耕一次。战国时期是中国耕作制度由休耕制向多年耕作，年年耕转变的重要时期。战国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施肥、灌溉等条件好的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连续多年耕作，年年耕作。如魏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时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这一记载在计算方百里耕地收获粮食的增减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计算一个男劳力耕田百亩的收获量时也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这正说明魏国大面积土地上推行了年年耕作、多年耕作。当时魏国在好地上每个男劳力分给百亩土地实行年年耕作，在贫瘠的土地上则采用轮作休耕制，《吕氏春秋·乐成篇》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就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出现了一年两熟制。这就是说在一块耕地上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所谓“一岁而再获之” 就是一年两熟制已经出现的明证。

从休耕制到多年耕、年年耕作再到一年两熟制出现，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耕作制度演变过程应当注意的事情。

战国时期亩产量较前提高，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所说的五口之家、“治田百亩”的小农一亩（约合 0.28 市亩）在一般情况下可

收粟一石半，最好的年景为此数的 4 倍即亩收 6 石，其次为 4 石半，再

次为 3 石。小的饥荒年亩收 1 石，中等饥荒年亩收 7 斗，大饥荒年亩收 3 斗。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田法》说：“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