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体农民广泛出现

上述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所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一般来说到春秋末年，除了像秦国那样的后进国家，个体农民就广泛出现了。

从齐国的情况来看，《管子·大匡篇》说齐桓公即位十九年“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这就是说管仲在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之后，按土地的美恶收税，两年收一次税，上等年景征收十分之三的税，中等年景征十分之二的税，下等年景征十分之一，平均收十分之一的税。齐国公室的剥削对象，在农业上就是向国家缴纳实物税的个体农民。此后还发生过什么变化不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釐子乞（田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这一记载反映了齐国国君和田氏的主要剥削对象都是缴纳实物税（租）的个体农民。二者的区别在于：田氏以小斗收税，减轻了剥削；用大斗贷出粮食， 解决一些民众的生活困难。

春秋末，晋国六卿专权时，剥削的主要对象也是个体农民。《左传》哀公二年载“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说明范氏在周人给的土地上征收实物税（租）。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吴问》为了解当时的个体农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囗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

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囗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臣奢，冀功数战， 故为范：中行是次。韩、巍（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囗田陕，其置士多，伍程之，公家富。公家富，置于多，主乔臣奢，冀功数战，是故，为智氏次。赵氏制田， 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日固国，晋国归焉。”①

上述引文所说的“■”（畹）是什么呢？一般认为畹是土地面积单位。

《说文解字》说：“畹，田三十亩”；另一说为畹十二亩也。用这些说法解释《吴问》，均不通。《说文解字段注》载有一种意见说“田之长为畹”。作者认为把畹理解为田之长或宽有道理，以之解释《吴问》可以贯通。周代一亩宽一步，晋国六卿范、中行、智、韩、魏、赵分别以八十步、九十步、百步、百二十步为畹（宽）。周代一亩长一百步，晋国六卿分别以百六十步、百八十步、二百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长度。所以一畹分别为八十亩、九十亩、百亩、一百二十亩。一畹就是一夫或一户小农的耕田面积。可以看出，各家的亩制均比周代井田制下百步为亩的亩制为大，各家一户个体农民耕田面积分别为周代一夫百亩制的一·二八倍、一·六二倍、二倍和二·八八倍。这说明旧的井田制已遭破坏。除赵氏外，范、中行、智、韩、魏都按“伍税之”的办法征税。所谓“伍税之”就是征收五分之一的税。赵氏的“公无税焉”是说赵氏没有新增税而是按原来的低税率收税的，这些事实说明，随着各国的改革，耕种国家土地并缴纳实物（租）的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了。

战国初期，李悝曾讲述了魏国个体小农的情况，内容如下：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饯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饯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①

从李悝上述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魏国一个五口之家的小农，种田百亩， 每年亩收一石半，共收粟百五石。每年缴什一之税十五石，五人共食九十石，还余有四十五石。一石粮值三十饯，四十五石值饯千三百五十， 每年社闾之祠用钱三百，余下钱千五十。每人每年穿衣用钱三百，五人用钱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此外，疾病死丧之费及国家其他的赋■， 还未包括在这个数目之内。这就是农民所以常常困苦不安心耕田的原因。李悝这一段话表明，战国初期各国的主要生产者已经是个体小农了。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主要生产者也是个体农民。整个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赋税的承担者是个体农民，这对于认识战国社会无疑是重要的。

农民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赋税承担者是个体农民，就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