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田制下的土地关系与个体农民

战国时，周天子更加衰微，对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无法行施。各诸侯国国君对国内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这表明在各国之间可以互相兼并、割让和授受土地，在国内也可封赏和接受土地。国家利用土地的一种最广泛的方式，就是把土地授给直接生产者，以供盘剥。《汉书·食货志》载周代实行“受田制”，一夫百亩，“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

《管子·乘马篇》强调“均地分力”，就是要把井田平均地分授给民户。直到战国末期魏国还保留着受田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抄录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252 年）的魏户律规定：“自今以来，叚

（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段律文可译为：从现在起，商贾（叚门）和开客店的（逆吕），以及“赘壻”这些身分下贱的人，都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地房屋。这说明对平民是让立户和授给田宅的。秦国也实行受田制，《秦律十八种·田律》载：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顷入刍三石、稾二石。”①这一律文说每顷地应缴刍稾按所受田地数量缴纳，每顷缴纳刍三石、稾二石。这条律文是秦曾实行过受田制的明证，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五百家为一州，十州为一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这些材料都说明战国时受田制是确实存在的。在受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 农民对土地有占有权与使用权。

这里需要说明的受田制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并不绝对矛盾。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受田制是早已存在的制度，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在春秋时已经产生，上引《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下的农民就是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个体农民产生后，就不免发生贫富两极分化，随着某种程度的土地转让或买卖就可能发生。而贫困、破产的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去后，遇到适当时机又会从国家控制的土地得到一份受田。

在受田制下，一户农民一般耕田百亩，《管子·轻重甲》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臣乘马》：“一农之量，壤百亩也。”

《管子·山权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汉书·食货志》载战国时魏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梁惠王上》说战国时的个体农民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荀子·王制》则说“百亩一守”。这种农民一般为数口之家。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

《孟子·万章》：“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孟子、尽心》说：“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的农户，经常下地干活的应有一个劳动力和

一个乃至两个半劳力。据《田法》记载可知，一个男劳力的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年六十以上和十六至十四岁被算作半劳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国家赋役不太繁重，年景不太坏，这样的农民可以得到温饱。

《孟子·梁惠王上》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荀子·大略》说：“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这种耕田百亩的个体小农，每年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约为收获的十分之一。《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说魏国的农民每年缴“什一之税”。前引《管子·大匡篇》也载齐国平均每年收十分之一的田赋。《管子·幼官图篇》说“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 联系上下文看是讲齐桓公九合诸侯时，每次都实行一些惠政，三会诸侯时令“田租百取五”云云，显然是临时措施，并非经常如此。《管子·治国篇》说：“府库之征，粟什一。”说明一般征收十分之一为田赋。农民所负担的力役十分繁重，《管子·臣乘马篇》说：“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管子·山国轨篇》会说“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荀子·富国篇》说：“罕兴力役，无夺民财”。这都说明当时的力役征发十分繁重，常常侵夺农时。为征取力役，据《管子·度地篇》说，国家常在每年秋天登记户口，未成年老人可以免役，成年服役，废疾者可免役，轻度的残疾人半役①。除田赋、力役的负担之外，还有“布缕之征”。《孟子·尽心下》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这说明“布缕之征”与“粟米”、“力役”的负担并列，是农民三大负担之一。这些负担，再加战国时战争频繁，临时性的征发繁多，所以农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

这些农民人身受着国家的控制，不许逃亡，《管子·治国篇》说： “逃徒者刑”，说明对逃亡农民的惩处是很严的。对不耕田的游惰者， 也要严加处罚，《管子·揆度篇》说：“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谇） 之，当壮者遣之戊边。”这就是说对于能耕作而又不耕作的人，老的要受责难，青壮年要遣送戊边。商鞅变法的法令中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即没入官府作刑徒，为 官府服役。《吕氏春秋·上农篇》说：“民不力田，墨（没）及家畜（蓄）”，即不力耕者及家中积蓄均没于官。银省山汉墓出土《田法》说：“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 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鲸刑以为公人”。《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所说的耕田百亩的农民，每年生产粟百五十石，每年缴纳田赋十五石即一百五十斗。《田法》中说：“中田小亩，亩二十斗”，则百亩共收二千斗，每年缴纳什一之税为二百斗。每年如少纳税百斗，就罚为“公人一岁”；少纳二百斗，罚为“公人二岁”。每年少纳三百斗， 受鲸刑后“为公人”。所谓“公人”就是在公家服役之人，服役年限分别为一、二年和终身等。

上述这些农民耕种着国家的土地，赋役负担繁重，人身受着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所以，他们是封建国家的封建依附农。

除上述封建依附农之外，国家还有一种叫做“新甿”（新民）或“宾萌”（客民）的封建依附农。这种人是外来人，所使用的土地等生产资

料也是国家授给的。《周礼·地官·旅师》说：“凡新；甿之治（所求） 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美恶为之等”。郑玄注：“新甿，新徙来者也。治，谓有所乞求也。使无征役，复之也。⋯⋯以地美恶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与旧民同”。这就是说对新民要像对旧民一样授与土地。此外，新民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复免徭役。《管子·问篇》载：“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 说明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外来人都是会得到田宅的。《孟子·滕文公上》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住所）而为氓（田民）’。”这里虽只说授与住宅，但宅与田地是连在一起的。《周礼·地官·遂人》说周代授田时“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云云，表明授与住宅、田地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只授给住宅， 不授给田地，这些外来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在“受一廛（住宅）” 的同时，也就得到了相应的田地。战国时，有的国家招诱了大量的新民或客民，秦国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国家。《商君书·徕民篇》说：秦国地广人稀，“田数不满百万”。这里的一田应是一户农民耕种的百亩之田。“田数不满百万”表明农户也不满一百万。而邻近的三晋地区地少、人多，有“寡萌（宾萌）贾息民，上无通名（在官府无户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这就是说三晋地区有大量“宾萌”（客民）无户籍又无田宅而靠“好务末作”维持生活。针对此情况，《商君书·徕民篇》提出从三晋招诱百万民夫来秦的计划（“足以造作百万夫”）， 其办法是“利其田宅”，“复之三世，无知军事”，即给与田宅，复免兵役，令其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些人被秦招徕之后，就成了一种基于“对土地的依附”而产生的秦国家的封建依附农。《文献通考·兵考一》说秦“诱三晋之人，优利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这说明战国时一些国家招诱的客民曾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过重大作用，因此是值得引起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