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老头
“你看”,巴甫洛夫对阿斯拉强说,“我已经在报上声明了,说我不是医生,不治病,可是还不断有人写信来要求帮助。医生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呀!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寄以无限的信任。你怎么啦!坐吧,请坐下来谈。”
阿斯拉强腼腆地微笑了一下,望着巴甫洛夫。 “是这么回事。别赫捷列夫脑研究所管理处聘请我组织一个中枢神经系
统生理学部并领导这个部的工作。他们答应给我提供进行大规模试验的良好条件。”
巴甫洛夫把眼镜摘下来,擦拭后戴上,又摘下来,突然激动地说了起来: “是呀,什么事都有到头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离开奥夫夏尼科夫,为了
在博特金诊所附属的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也曾和别赫捷列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结果呢,我们都在从事同一的事业⋯⋯是的,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并没有消失。当然,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你们这一代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当时还自己用罐头盒做变阻器呢⋯⋯但是,尽管这个阶段艰难困苦,但是我认为这是形成我学术研究活动特点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有趣味和最有丰富内容的阶段⋯⋯”他亲切但又不无感伤地瞧了阿斯拉强一眼。“我的学生们, 你们一个一个走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你们的事业了。我也习惯和你们告别了⋯⋯我是不想放你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另外的、比这更适合于你的机会, 所以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同时在我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在军医学院工作时,同时又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生理实验室里兼职。你是个一丝不苟的科研人员。祝你在新的岗位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对一切的失败要有耐心,永远记住,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十分顺利, 那倒不是一件好事⋯⋯我最好的课题,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思想,就看不到事实。为了判明事实,必须善于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和其他的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过。虽然,如常言所说,重复是学习之母⋯⋯不久以前我和卫生人民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一次话,我竭力说服他要在所有医学院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对此卡明斯基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应该有一个不懂遗传学的医生!’我请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阿斯拉强。好吧,那我们就再见啦!”
他从来不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感冒。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经得住考验的
——他一年四季都游泳,经常长时间地步行。他认为步行也是锻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体力活动后身体变热了,可是他还常常长久地迎风站着,有时是等马车,有时等电车,已经患过 3 次肺炎了。但他体质
比较好,病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突然——那时已是 85 岁的高龄—— 他又患了肺炎,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为了抢救他的生命,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提供必须的药物,精心地护理和舒适的环境。
巴甫洛夫不想住医院,况且病情这样严重要移动也很危险。所以医生和病人的最小愿望总是立即得到满足。电话铃声太吵人,刚一说起,马上就把电话挪到另一个房间。为他治疗的都是一些最高明的教授。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们一天三班轮流护理。两个副药剂师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家人探视病人的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只有几分钟。
危险终于过去了。他痊愈了。著名的医生们会诊决定他必须进行 3 个月的巩固治疗,必须在郊区休养,保证严格的生活制度和脑子的充分休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是工作还是在那儿等着,而时间却白白地浪费,”巴甫洛夫对他们说。“不过,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总之,我非常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有可能活下去并进行工作。”
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当然,没有离开电话一步。后来他去了自己的生理学研究所,还去了实验医学院。然后他以双倍的精力投入第 15 届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的筹备工作。需要准备的不仅有列宁格勒的实验室,而且有科尔图什的实验室。他想把苏联生理科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向外国客人展示出来。
1935 年 5 月底,巴甫洛夫坐汽车来到了科尔图什。他望着绿色的白桦树幼林,茂密的红柳,漾着青绿的冬麦田,蔚蓝色的晴空,一切都使他心旷神怡。
“请你说说,巴甫洛夫,为什么看起来你比你的同事们显得年轻?而实际上你比他们大。”长年给他开车的司机波将金这样问他。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巴甫洛夫回答。“别喝酒,也别抽烟,抽烟会使你的心脏受罪。这样你就会活到 100 岁!”
汽车突然停住了。 “发动机好像出了点问题。”波将金说着下了车,打开车盖。“要很久吗?”
“谁知道,也许得费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公路上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巴甫洛夫扬起手,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他上了车,继续急驶。一个售票员来到他面前。巴甫洛夫在大袋里掏摸了一阵。其实他不掏也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带钱,这早已成习惯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他说。 “怎么能没有钱?这我管不着。必须买票。” “瞧,我的确没有钱!我从来身上不带钱。都是由我妻子管。” “你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
巴甫洛夫转过身。乘客们——两个老太太和一些小学生,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算什么事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干,”售票员气愤地说。
到了科尔图什,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公共汽车一停,巴甫洛夫就在车门口气冲冲地说:
“沃洛佳,快替我付票钱,我没钱买票。”
一次,全家人在露台上喝茶。沃洛佳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从茶炊里给大家倒茶。巴甫洛夫透过露台的大窗户眺望小城的新楼群。
“我老了就搬到这里来长住。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物站的活动⋯⋯难道真的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吗?衰老——多么讨厌的东西,不该长毛发的地方长了毛发,而该长毛发的地方都脱落了⋯⋯是啊,老了。过去我回忆什么现象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出现整个实验的生动画面,包括一切细节。现在不行了,脑子里只留下了感兴趣的东西,而整个的画面却没有了⋯⋯不过, 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所有同事的名字、父称和姓。我
一生中共过事的有好几百人。我也记得我们作重要试验的狗的名字。我还记得在哪个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用不着做任何笔记。一切都在这儿!”巴甫洛夫弯曲着手指敲了敲脑门,然后笑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脑筋,”沃洛佳说,“这样总有些东西要忘掉,那就永远失去了。我当你的秘书吧,我可以全替你记下来⋯⋯”
“不,这还不忙。到这一步还远着呢。眼前的事是要去英国,要在第十一届神经学会议上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