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他在 1935 年底抵达英国。刚到多佛尔，记者就蜂拥而来，一直到伦敦都没有放过他。到维多利亚车站，又有一批记者和摄影记者把他和苏联侨民代表、朋友和熟人围了起来。记者们提出了几十个问题，弄得他疲惫不堪，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张望。终于，苏联大使迈斯基跑来解了围。他很快把巴甫洛夫送上汽车。他们才冲了出来。

“唉呀，现在我才得救了！可以稍微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巴甫洛夫说。旁边坐着的是陪同他来英国的大儿子。

“船上颠簸得不太厉害吧？”迈斯基问。 “噢，不，一切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不习惯乘船，但是我发明了一种

和晕船作斗争的方法：在摇晃的时候把目光固定在某个不动的东西上，就好受多了。我躺在船舱里，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这样我就感觉不到晃动了⋯⋯真的，我现在感到生活非常有意思！啊，我真希望能多活几年！ 我想，人类机体的活动曲线大致是这样的：35 岁以前是急遽上升时期，35 岁到 60 岁是平稳时期，60 岁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人类机体固有的正常生命长度至少是 100 年。我们往往因放纵、生活无规律以及任意糟蹋身体而

使这个正常限度大大缩短⋯⋯我要争取活到 100 岁。要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明年马德里要召开一个国际心理学家会议。我一定要去，我要和他们斗一斗！他们迷失了方向，总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谈生理学还有什么心理学！我想，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制定一个治疗神经分裂症的计划。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

“你过的是一种伟大而充实的生活”，迈斯基说，“据我所知，在列宁格勒市郊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生物站？”

“是的，在科尔图什。我对这项建议极其满意。病好之后我曾到那儿散步。那儿的环境都使我欣喜若狂。周围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开阔的地平线赏心悦目，天上有云雀歌唱。而附近是整整一座科学城！在这里可以进行任何重大的实验和研究，我现在很幸福，非常幸福！我还记得在 1920 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表示过怀疑。那时我就对他说：‘几年以后请你到我们这儿来吧，那时我们再看！’不久以前他到我们科尔图什来过。我对他提起了那次会面。我问他：你的‘黑暗的俄罗斯’哪里去了？”巴甫洛夫愉快地笑起来，他都张口结舌了，他的幻想力不够用了。

“但他到底还是回答了，”迈斯基说，“不久前他出了一本书，我特意去弄了一本来给你看。”他翻到所需要的一页，读起来：“‘列宁格勒郊区巴甫洛夫的新生理学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是世界上最重大的研究。巴甫洛夫的声誉大大增进了苏联的威望，因为苏联为他的科学工作提供了一切必要条件，我觉得⋯⋯’好，下面你自己读吧。”

“上面还写了些什么？”巴甫洛夫取出了眼镜。“还是你读吧，迈斯基。” “‘我觉得，这老头子自我感觉特别好’，”迈斯基读道。“‘他脸色

绯红，头发灰白——如果把萧伯纳的胡子剪短梳匀的话，要分清他们两人可就不容易了⋯⋯’”

“哈，这个巫师！瞧他说的，把萧伯纳的胡子剪短，还要梳匀⋯⋯也许， 把我的胡子弄乱还更容易办到吧，是不是？”巴甫洛夫说着便富有感染力地

哈哈大笑起来。 “底下还有呢：‘巴甫洛夫的成果生动地证明了俄罗斯人民在科学方面

具有何等巨大的创造力。’” “这点威尔斯倒是说对了，”巴甫洛夫插话，“说得对极了。我们的确

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在会上他做了题为《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变态方面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的报告。

他满载荣誉回到了祖国。

1935 年 4 月 9 日在道利达宫召开了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的全体会议。52 个国家的代表把大厅塞得满满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宫殿的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

11 点整，巴甫洛夫从侧门出来走向主席台。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席。同时走上主席台的有生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希尔、法国最有名的学者拉皮克教授。

雷鸣般的掌声使巴甫洛夫的讲话久久不能开始。

在开始讲话之前，他习惯地卷卷袖子，好像要准备做手术。 “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现在开幕，”他的声音高昂清晰，好像不是

他这样年龄的人发出来的，但与他那精力充沛的手势配合起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年轻人。

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每个人都能通过同声传译耳机听到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翻译。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来组织会议。

“我代表我国的生理学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亲爱的朋友们，并热烈地希望他们在这里过得愉快并有所收获。”巴甫洛夫继续说。“今天的第十五届生理学会议在我国召开还是第一次，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理学研究尚属年轻⋯⋯我们应当认为谢切诺夫是我国生理学之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最优秀的著作和他的像章赠送给会议代表的原因。谢切诺夫是地球这块广阔土地上生理学的创始人⋯⋯

显而易见，国际会议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这里我只提当前具有特别意义的几点：

我们生理学家对所谓纲领性的问题，也就是引起特殊兴趣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的时机已到。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科学活动家的这类会议对年轻的一代，也即对那些刚起步的科学家们的特殊影响问题⋯⋯我们的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空前大量资金，吸引大批青年从事科学，与会代表进行世界性科学工作的情况一定会对年轻人产生巨大的鼓舞。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虽然国籍不同，但是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是好同志，在许多场合下我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感情。我们工作是为了人类最终的合理的联合。但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许多人就将互相对立，特别是在我们科学方面，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屡见不鲜的⋯⋯解放战争是伟大的，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否认，战争本质上是一种用来解决迫切的难题的野蛮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具有无穷智慧的人类是一种耻辱。现在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都有避免战争的强烈愿望，而且可以说比以前的手段更为可靠了。”

巴甫洛夫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家起立向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祖国最忠诚的公民欢呼致敬。

沃尔特·肯农登上讲台。 “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他用低沉的声音说，“科学

家应该有随时随地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

大厅里喧嚷起来。法西斯德国的代表表现出不满。瞧，他们已经有一个人登上了讲台。

“我们德国代表认为肯农的发言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我们要求他道歉，因为在这种类型的大会上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不能受到谴责！”

“无论如何肯农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无可指责”，英国科学家希尔在发言中指出。“‘自由反射’，伟大的巴甫洛夫不正是这样说的吗？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导我们科学家去取得伟大的成就，否则我们就会滑到中世纪的黑暗和恐怖中去！”

为了继续进行会议，代表们分成了 5 个组。在 6 天中一共宣读了 485 篇学术报告。巴甫洛夫除了出席会议之外，早餐和午餐的时间也用来和代表们交谈。

有一天开会时他遇到了根特。 “你好，亲爱的巴甫洛夫！”根特亲切地向他问候。 “根特博士！”巴甫洛夫拥抱了他。“看到你来开会我非常高兴！我想，

这将是生理学家最重大的会议之一。我们将向你们展示我们全部成就。” “这正是我期望的⋯⋯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分别时你多难受，担心我们

是否能再见面。瞧，不是又见面了吗？” “是的，是的，我很高兴。最近我虽然大病了一场，身体还是很好。我

们还会见面的，我亲爱的根特。还有许多事要和你谈呢，我要带你去看看科尔图什⋯⋯”

巴甫洛夫邀请去科尔图什的还有肯农和其他的一些代表。他领他们参观研究所宽敞的大楼、实验室、手术室、猴舍。

巴甫洛夫邀请肯农到家里吃午饭。在走近他的住宅时，他指着主楼顶上的塔楼对他说：

“我喜欢在那个塔楼上观看天空。我在那儿安装了一台望远镜，一个人的时间如此有限，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

“我为你多方面的兴趣到吃惊，”肯农说，“看起来，只有俄罗斯人才具有这种特点，罗蒙诺索夫就是这样的。”

“的确，兴趣广泛是俄罗斯人的特点，你看鲍罗廷按他受的教育来说是化学家，按他的天赋却是一个作曲家。再说契诃夫，按专业来说是医生，但他以作家而闻名于世。不知你是否相信，我本来是应该当教士的，结果当了生理学家，宗教迷信的对手。正是生理学给宗教迷信带来了最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走进他的住宅，登上装有玻璃窗的露台。肯农开始专注地欣赏涅斯捷罗夫给巴甫洛夫绘制的肖像。

“在画像的时间我对画家说出了这样一种想法：我的大脑皮层的生理过程主要在额头部分进行的，所有的思想家都是这样。而艺术家们的大脑皮层生理过程最少涉及额头部分。‘这是为什么？’他不高兴地问。‘那是因为’， 我回答他说，‘艺术家们是情感起主导作用，这是属于第一信号系统，而人

所特有的，人区别于整个动物界的是第二信号系统。’他觉得受了委屈，甚至都生起气来了。实际上是那样的吧？”

“你的那位画家生气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这两种系统同样发达，那就一切正常了。”肯农微笑着说。

“事实就是如此。后来我对他也是这么说了⋯⋯”

4 月 16 日晚上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全会的闭幕式。爱丁堡大学教授乔治·别热尔，代表全体与会者致词。在隆重的演说过程中，他一会儿用这种欧洲语言，一会儿用那种欧洲语言，其中也包括俄语。

“我们的大会进行十分顺利，各种正式会见和会议非常隆重，试验演示得认真而详尽，会外的活动活跃，还一起参观了名胜古迹，大家虽早已从共同学科的著作中互相了解，但在这里才正式结识——这一切不禁使我们想到天象仪映出的情景，我一眼就可以看到巨大的苍穹，半球形银幕映出的天球上全部复杂的结构。在这短短的会议期间，有生理学巨星展现在我们面前。各种生理学学派像一个个星座光明璀璨，一颗颗彗星急驰而过，数以百计的二三等的小星也初露光芒。毫无疑问，巴甫洛夫是这整个独特的太阳系的中心。我想没有哪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能有一个人像你在生理学领域一样，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你是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第二天，苏联人民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为与会代表举行了招待会。会上巴甫洛夫发表了演说：

“你们已经亲自看到和听到了，”他对所有的外国客人说，“在我国科学居于多么优越的地位。我想只有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里国家政权和科学的关系：我们科研机构的领导人，总是处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惟恐我们会辜负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巨额资金。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验者，我的一生就是由无数的实验所组成。我们的政府也是实验者，只是更高范畴的实验者。我渴望活下去，以便能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社会试验成功。” 巴甫洛夫高举酒杯，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为伟大的社会实验者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