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1.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变动

人口出生率是衡量人口再生产状况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从理论上说， 对出生率进行精确统计并不困难，但一些社会因素的存在，往往干扰了这种日常统计的精确性。例如，对于超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的生育、私生子以及出生后不久即死亡的新生儿，出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或家属不向有关部门申报出生情况，这些必然影响到对生育的精确统计。但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力抽样调查的数据还是比较准确的。

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仅仅靠它还不足以反映生育的真实水平，一个地区人口的性别和年龄构成越是失调，出生率与实际生育水平的差距就越大，因此有必要配合使用生育率这个指标。

近年来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个似乎是反常的现象，即育龄妇女生育率明显下降了，甚至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一胎化，但出生率反而上升了。原因就在于除生育率外，出生率还与育龄妇女比重有关。如果前者降低了，后者却上升，出生率还是难以下降。不妨拿两个省、区作一个比较（表 16）。

表 161989 — 1990 年度江苏、广西两省（区）生育状况比较

由表可见，江苏省尽管生育率明显低于广西，但因育龄妇女比重大，出生率仍同广西处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也说明，用出生率来衡量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是很不全面的。

一般认为，生育率反映了现阶段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育龄妇女比重则反映了上一代人的生育水平，它们共同制约着当前的人口再生产。因此，任何一个时期的生育状况，都会对几十年后的人口再生产产生影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惯性。”

在旧中国，从未对人口出生率进行过系统的统计，但从一些典型调查中， 可略窥一斑。例如，1917～1918 年间广东省潮州的出生率为 34.0‰，①1923 年河北省盐山县为 58.4‰②，1924 年河南、山西、安徽、江苏 4 省为 42.2‰

③，1931 年河北省定县为 37.1‰④。平均起来，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在 35～40‰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妇幼保健事业也有了大发展，但多子多福的封建生育观和早婚风气还不能很快消除，马寅初等学者要求切实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也被错误批判，这一切导致中国人口出生率在近 20 年的长时间内，一直保持在 30～40

①

②

③

④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 141～142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的高水平上（仅 1959～1961 年间因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下降），最高的 1963 年达 43.37‰。大约从 1971 年起，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展开，出生率明显下降， 1979 年已降至 17.82‰。短短 10 年，降幅达 16 个千分点，这在世界人口史

上也是罕见的。总和生育率也由 60 年代的 5.68 猛降到 1980 年的 2.28。

进入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复杂形势，出生率在较高水

平上两起两落：先是 80 年代初《新婚姻法》颁布后的回升，1982 年达到 22.28

‰，随后降至 1984 年的 19.90‰，再升至 1987 年的 23.33‰，到 1990 年又缓降至 21.06‰。期内总和生育率徘徊在 2.3～2.6 之间，明显失去了下降势头。这一波动的出现，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但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未臻理想，特别是地区之间很不平衡，一些后进地区大大拖了全国的后腿，也是事实。

1. 就全国多数地区而言，婚龄育龄提前是影响最大的因素。近年各地早婚早育率普遍大幅度上升，晚婚晚育率则大幅度下降。第四次普查与第三次普查相比，20 岁女性已婚率由 24.7％升至28.3％，21 岁由 37.2％升至45.3

％。由于中国女性有 65％在婚后 3 个月内怀孕，85％在 1 年内怀孕，故上述变化对出生率影响很大，估计近几年有 1/10 的生育属于早育，这使得出生率在 80 年代初的水平上升高了 10％以上，而下面要提到的年龄结构变化只使之升高 6％。

1. 年龄结构有了变化，育龄妇女尤其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激增。1962 年到 70 年代初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期内出生的人目前已达 21～29 岁，正是生育力最旺盛的时期。全国育龄妇女比重也从1982 年的 24.7％升至 1990 年的 27.1％，在世界各国中排在前 6 名，显著增大了控制人口的困难。

2. 计划生育工作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土地、户口、口粮和其它生活资料上对婚姻生育的控制力显著减弱。此外流动人口激增，都成为早婚私婚早育超生大量增多的重要原因。面对困难形势，中国的计划生育部门作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许多地区的妇女生育率有所下降，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抵销了前述两大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地方。一方面立法不健全，《计划生育法》、《优生法》、《违法婚姻处罚条例》等有的已披阅 10 载，易稿十数次，迄今仍未能送交立法机构审议。另一方面在种种压力面前，生育政策上的“口子”一开再开，越开越大，照顾二胎面 1982 年为 5％，1984 年为 10％，随后不少地方已突破 60％。80 年代初曾广泛宣传一胎化，但目前对此掌握较严的只是大中城市及江苏、四川部分乡村，合计只占全国人口 1/4；加上计划生育搞得比较好的浙江、山东、东北以及内地少数先进县乡，也仅占 40％。而其它广大地区，一胎化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名实皆亡了。

上述几点归结起来，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决定意识，农民头脑中的生育观念是他们的生产方式或所处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一基础不发生大的变革，生育观念就很难根本扭转过来。面对这种矛盾或困难局面，一方面国家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否则定将铸成历史大错；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下，又要针对存在问题，积极采取改进措施。例如，加速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解除独生子女户的后顾之忧；更好地把扶贫同计划生育挂

起钩来，以免扶贫变成“扶生”；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消灭” 超生“游击队”；改善土地承包制度，以免某些人为多分地而多生育；积极推进乡村城镇化，以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并研究把“农转非”和进城落户同生育行为挂钩的可行性；改善乡村医疗卫生条件，让农民更普遍更方便地获得先进避孕或绝育手段；在少数民族中进一步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并因地制宜地采取切实措施⋯⋯总之，尽管矛盾或困难重重，但只要决心大，政策对头，在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上还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面临着一些困难，但它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的伟

大成绩则是有目共睹的。这 20 年中，中国至少少出生了 1.5 亿人，对这一成就的意义，怎样估价也不为过分。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人口问题上为人类作出了宝贵贡献。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在发展中国家里已达到先进水平，比世界上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要低得多。印度的人口数仅为中国的 3/4，但 1990 年它新生了 2650 万个婴儿，中国仅为 2400

万个，从 1975 年起中国已丢掉了每年新生婴儿数的“世界冠军”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