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地理分布

由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虽存在明显的缺陷，但用以反映全国各省区人口迁移总规模的差异，仍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笔者计算了 1955、1960、1965、1975、1980、1985， 6

个年份（ 1970 年部分省区无统计，故未列入）除西藏外其余各省、区的平均总迁移率①，其中内蒙古和吉林两省、区分别以 101.5‰和 101.1‰居第一位和第二位，新疆、黑龙江、辽宁、青海、宁夏、北京等省、市、区高于 70

‰；除北京外，其余 7 省、区都位于北方边疆，均为 50～70 年代全国人口迁移最活跃的地区。甘肃、山西、江西、陕西、上海、云南和福建 7 省、市总

迁移率界于 50～60‰之间，在全国居中游，人口迁移也相对活跃。而其余 13 个省、市、区总迁移率均在 50‰以下，最低的广西仅为 3 7.7‰。

值得注意的是，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各省、区总迁移率的差距明显地趋于缩小。1955 年总迁移率最高与最低的省、区之间相差达 243.2 个千分点， 1965 年和 1975 年分别相差 90.3 个、80.6 个千分点，1985 年进一步缩小到

59.7 个千分点。根据 1990 年人口普查，中国各省、区 5 年平均的总迁移率最高的青海省为 22.24‰，最低的山东省为 8.16‰，相差仅 14.08 个千分点， 这与前述数据虽不完全可比，但总迁移率地区差异缩小的趋势还是明显的。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包括人口迁移），中国各省、区之间在人口和经济状况上原先十分悬殊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了。

1987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和 1990 年普查清楚地区分出省内迁移和省际

迁移。前者 5 年内平均数分别为 484.4 万人和 126.2 万人，比率约 4：1；

后者 5 年内平均数分别为 460.0 万和 216.8 万，比率约 2：1。考虑到两个 5

年中有 2 年是重叠的，则比率变化之剧殊不可信。原因除统计定义上的差异外，可能是抽样调查中样本太小再加上统计缺陷，致使省际迁移数据偏小（它包括了离开原常住地半年至 1 年这部分人，普查则未包括），而省内迁移数据偏大。对比之下，普查数据可信度显然更高一些。

表 63 中各省、市、自治区总迁移率的排列序位与前 30 年中 6 个代表性

年份的平均序位相比，有 10 个提前了，其中广东（含海南）提前 22 位，广

西、浙江提前 16 位和 13 位，上海、四川、江苏、福建、青海、北京、天津提前 4～7 位，其余除新疆持平外序位都下降了，其中江西下降 14 位，甘肃、辽宁下降 11 位，吉林、安徽、山东下降 9 位，⋯⋯这一变动同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大体成正比例。

从上表中可见，3 个直辖市因市县级行政区数目少，省内迁移率明显偏低，而其余各省、区都很接近，绝大部分在 15～30‰之间，相差仅 1 倍左右。相反，省际总迁移率差距则很大，最高的北京为 72.6‰，最低的河南和湖南仅 12.4‰，相差高达 6 倍，这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在省内差异小而省际差异大关系至密。

省际迁移对全国人口分布、人口结构乃至生产布局影响较大。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余年的省际人口迁移，缺乏可用的统计数据，只能利用其它资料作间接的推算。80 年代后半期陆续出版的《中国人口》丛书利用户籍登记机关的迁移统计以及按总人口数与自然增长人数所作的间接估算，为此提供了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其基本数据已汇集在表 65 中。根据这一成果，全国1950～1982 年间 22 个人口净迁入省、区累计净迁入 3619.4 万人，但 7 个净迁出省、区累计仅净迁出 818.1 万人，差额为 2801.4 万人，年均竟达 84.9 万人。众所周知，在一个国际迁移率极小的封闭人口系统中，省际净迁出与

①

净迁入应完全相互抵销，如此巨大的差额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表 63 1985 年

7 月～1990 年 6 月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迁移率（‰）①

表 63 1985 年 7 月 8 ～ 1990 年 6 月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迁移率(‰)①

以上问题的出现，基本原因在于除人口普查外，中国不仅缺乏相对精确的迁移统计，对总人口数和自然增长人数的统计精度也不高。如据统计，四川省 1952 年人口纯增 4.8％，达 291 万人扣除自然增长外，净迁入应达 150

万人之多；但该年度四川所有的邻省均为净迁入，很难解释这 150 万人从何

①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西藏无迁移项目。

而来，在当时尚无一条铁路，蜀道依旧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客运量是绝难完成的。这说明当时总人口数的统计是不准确的。关于自然增长， 如将《中国人口》丛书有关分册引用数据同 1990 年出版的《全国历史统计资

料汇编》的数据比较，就会发现差异不小，表 64 摘取了 3 个省的数据比较。

表 64 四川、河南、河北 3 省自然增长人数统计比较（万人）

表 64 中 3 省合计，差额即达 605.4 万人。由此可见利用不甚可靠的总人口数和自然增长数而推算迁移数误差会有多大。

青年学者杨云彦利用存活率法推算了中国 1953～1982 年间各省、区的省际人口迁移①，其基本数据也汇集在表 65 中。期内全国 9 个净迁出省、区累

计净迁出 2385.0 万人，19 个净迁入省、区累计净迁入 2497.5 万人（缺西藏），

差额仅 112.5 万人，年均 3.75 万人，不及前述《中国人口》丛书差额的 1/22， 在合理的误差范围以内，显然具有参考价值。

将《中国人口》丛书和杨云彦两列数据相比，多数省、区差异不大，唯四川、安徽、湖南 3 省差距甚大。在《中国人口》丛书中 3 省合计年均净迁

入 19.56 万人，而据杨云彦的成果却是净迁出 51.70 万人，一进一出达 71.26 万人之多。

相对而言，在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中，笔者认为杨云彦的成果可信度较高。《中国人口》丛书有关 3 省分册所推导出的人口净迁入实际是个假象，原因看来主要就在于未能充分澄清原始统计资料中的混乱。如安徽分册明明已指出 1954～1984 年间本省年均增长人口 65.7 万人，年均自然增长人口 75.9 万却又根据户籍登记机关显然不甚可靠的统计，得出省际迁移的迁

入大于迁出，年均净迁入约 11.1 万人的结论，自相矛盾。事实上任何一个观

察过中国人口迁移现象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四川、安徽、湖南 3 省是

移民的重要来源。在 1987 年抽样调查和 1990 年普查中，3 省均为主要净迁出省绝非偶然。

表 65 汇集了建国 40 年来中国不同时期省际人口迁移的基本数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净迁出区和净迁入区的变化。笔者在国内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近年来省际人口迁移的最大变化在于同传统模式相比迁移方向明显逆转，净迁出区与净迁入区发生了颠倒”。①

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在从位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东部沿海的国家核心区向着广大边疆地区迁移，这一传统模式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二三十年不仅继续保持，而且得到了增强。从表 65 可见，这一时期内边疆省、区人口均为净迁入，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是全国突出的人口净迁入区，而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东南部沿海地区。自 70 年代末叶以来， 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使这一传统模式完全颠倒了过来，边疆省、区几乎全部

① 杨云彦：《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① 张善余：“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的重大变化”，《人口研究》，1990 年第 1 期。

表 65 1950 ～ 1990 年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年均省际净移民数（万人）

转为净迁出，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也概莫能外，而山东、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区则由全国主要的人口净迁出区剧转为主要的净迁入区。笔者认为，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绝非偶然。

首先，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也加速了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过去，制约人口迁移的主要是土地及其粮食承载能力，它引导着人口不断从地狭人稠的国家核心区流往地旷人稀的广大边疆。而现在， 在土地及其承载能力之外，工商业的地理区位对人口迁移已产生愈来愈大的

吸引力，由此而导致迁移方向逆转。

其次，中国的区域发展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过去东部地区人口压力大， 经济体制也统得过死，生产力发展受到一定束缚，对人民生活水平颇有影响， 山东、安徽、四川等省一些地区尤为贫穷。而此时广大边疆地区仍相对地广人稀，开发程度低，个人的自由度也大，故生产门路较广，温饱问题易于解决，加上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大力提倡，遂形成向边疆移民的洪流。实行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的优势得到发挥，沉睡的生产力被唤醒，经济发展速度显著领先。而边疆地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原有基础又差，再加上经多年移民，人口密度大增（1953～1982 年间，黑龙江省增大 1.8 倍，而山东省仅为 0.5 倍），昔日地广人稀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初步解决温饱之后要进一步发展致富就面临着远较沿海地区困难的局面，如乡镇企业发展水平比沿海差之甚远，甚至一个省赶不上沿海一个县。这种种差距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得到综合反映。近年来，相对于全国平均数，东部沿海各省、区指数均在上升，边疆省、区却有显著下降，如 1978 年山东省比黑龙江省低 40％，1987 年反而超出 9％，这无疑是制约人口迁移方向的一根强有力的杠杆。

最后，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户籍管理以及对人口迁移的控制有所松动，生产布局的重点由内地和边疆转向沿海，一个统一的、能促进劳动力及其它生产要素在计划流动和自由流动中达到最佳配置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这些对人口迁移也有重大影响。对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1985～1990 年间全国各省、区省际

净迁移率与 1985～1989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秩相关系数为 0.6019，不计黑、浙、吉、宁 4 省、区为 0.8948。与 1989 年人均投资额的秩相关系数为0.7353，不计黑、浙 2 省为 0.8698。正相关十分明显。净迁移率与 1985～1989 年人均食品产量①的秩相关系数为-0.3530，与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秩相关系数为-0.4230，表明人口正在从工农业资源富集区迁往贫乏区，这正好与传统模式相反。

图 24 中食品和投资两种人口容量指数，是各省、区的食品产量和投资额的人均值与全国平均数的比值；甲区间两种容量均富余，丁区间两种容量均短缺。而 1985～1990 年间在省际迁移中，人口正由短缺区迁往富余区的形势在图上反映得很清楚。黑、吉、内蒙古 3 省、区过去长期是全国重要的人口净迁入区，只是近年才转为净迁出，显然属于特殊情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省际净迁移率与人口密度的关系。在传统模式中，人口密度愈高，净迁出率愈大；人口密度愈低，则净迁入率愈大，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负相关。但根据 1987 年 1％抽样调查，1982～1987 年间的净迁移率与人口密度竟呈现正相关，且秩相关系数达到 0.6664，若不计宁夏则高达0.7644，表明人口正由低密度区流向高密度区。根据 1990 年的普查，1985～

1990 年间青海、新疆由前几年的净迁出转为少量净迁入，致使前述秩相关系数降

图 24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食品/投资人口容量指数的关系至 0.3363，但仍保持正相关关系。

有一部分省、区经济水平较低，却有移民的净迁入，相反，经济水平较高的，却成为净迁出省。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些省、区多有移民传统，

① 参见张善余：“第四次人口普查省级迁移数据分析”，《人口与经济》。1992 年第 3 期。38

往在形成链式迁移或惯性迁移。二是这些省、区的经济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高的或低的，但若与其邻省相比，情况也许正相反。笔者认为由相邻省、区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压力梯度往往对人口迁移有更大的影响。例如，1985～ 1990 年间全国 14 个人口净迁入省、区 1989 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居全国第

1、2、3、5、6、7、8、9、10、13、16、17、20、26 位，前 9 个不必说，后

5 个即湖北、新疆、宁夏、山西和青海，即与这种邻省之间的压力梯度有关。试看以下图式 （分别以 5 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