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发展前景展望
    ==============================

合理的人口迁移对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很难想象生产力和生产布局的发展变化与人口再分布的完全脱离。从新中国成立 40 年来的国内人口迁移来看，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文化建设，又走了一些弯路，虚掷了大量人力、财力，并留下许多后遗症，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现在，中国正在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合理发展国内人口迁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关于未来中国人口迁移的规律和发展趋势，有不少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并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笔者认为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①中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人口迁移的客观社会需求；②对今后中国省、区际人口迁移的发展潜力不应估计过高；③土地承载力仍是制约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要素。

建国 40 年来，除 50 年代后半期外，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规模总的说来是不大的，1985～1990 的 5 年中年均跨市、镇、县迁移率仅为 6.15‰，其中省际迁移率仅为 1.97‰，即使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明显差距，这说明中国确实仍然是一个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的国家，人口迁移的规模过于微弱。经过 40 年的发展，旧中国人口和生产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地区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一方面不少地区开发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自然资源未得到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区人口压力沉重，客观上有大批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尤其是内地和边疆 399

399 广大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仍处于后进状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得到沿海地区各方面的支援。从这些情况看，中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人口迁移的客观社会需求。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今后发展人口迁移必须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对其发展条件、经济效益和生态后果作详细论证。人口迁移政策包括户籍管理制度也要适应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以利于劳动力能通过迁移和流动不断达到最佳配置。在迁移方向上应以多向或双向代替以往的单向，以流动代替“扎根”，这些都应充分尊重移民本人的意愿。国家要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地区进行建设而必须组织人口迁移时，对移民应给予合理的补偿，其工作年限也不宜过长。关于今后人口迁移的发展规模，一方面固然不能划地为牢，作茧自缚，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适当地控制和引导，对由政府组织的移民则更要严加控制。应该看到中国的人口分布状况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即使是边疆地区，也都程度不等地出现了人口压力。今后搞建设，要充分发掘本地劳动资源，优先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黑龙江省与美国小麦带有着相似的自然条件，但该省农垦系统 100 多个全民所有制农场，在劳均拥有的农业机械达到美国 1/2 的情况下，负担耕地及生产粮食却不到美国的 1/20，因此潜力确实很大。其它边疆省、区也都普遍存在着城镇待业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现象。因此今后应以智力或科技移民为主，总的规模应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

上述对中国人口迁移既要发展又要适当控制的观点，既是从人口迁移自身的规律出发的，又考虑到了中国当前的国情，尤其是各地区的人口状况及合理人口容量问题。据此，必须明确提出，对今后中国省、区际人口迁移的发展潜力不应估计过高。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国内尚未得到共识，不少同志对该潜力都估计过高，热衷于大移民的观点。例如：

“我国移民的潜力很大。如果将西部边疆地区的人口密度从目前的每平方公里 6 人提高到 20 人，在 5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可容纳移民 7000 万人”（“试论我国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 4 期）；

“西北是将来安置内地过多人口的主要地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光明日报》，1982 年 12 月 8 日）；

“我国西北地区的人口密度非常低，仅从这里角度看，可以容纳大量的移民”（文中推算仅新疆、青海即可容纳 5262～9909 万人。“试论我国由东南向西北移民的客观必然性”，《人文杂志》，1984 年第 1 期）；

“今后我国必然还将出现一股从沿海向边疆的移民巨流”（《人口地理》， 第 388 页，江苏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

所有这些似乎代表了一种相当普遍存在的观点，即广大边疆地区人少地多，资源丰富，经济落后，而沿海和内地却人口过剩，因此大移民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甚至是有害的。将来当然还会有移民，但侧重的应是智力迁移，其数量则应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 对迁移方向的认识，也应从由东向西，由沿海、内地向边疆的单一传统模式中摆脱出来。而如果未来几十年内果真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移民涌至边疆， 那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生态上都将导致一场大灾难。

之所以不应对省、区际移民的发展潜力估计过高，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边疆地区虽然地域非常辽阔，但在自然条件上都有其明显的缺憾，且一时难以改造，如多山、高寒、干燥缺水等，近一半的面积实际上是无法利用的。已利用者生产效益也不高，如 1990 年广东省 1 亩耕地平均创种植业产值 787

元，新疆为 225 元，黑龙江省仅 134 元，这一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在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其次，经多年移民及自然增长，边疆地区也都普遍感受到人口压力，与内地一些人口一生态危机已濒于危急的地区相比，其程度或许稍轻， 因此局部地区还有一定的接纳移民的能力，但总的来讲，这一潜力已经不大。无论如何，大移民的时代不应再重复出现，认识不到这一点，必将犯大的错误。

1977 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提出干燥区人口压力的临界值为每平方公里 7

人，而 1990 年宁夏、甘肃和内蒙古已分别达到 70.1 人、49.0 人和 18.1 人，

连新疆也达到了 9.1 人。如按某些同志所鼓吹的那样再增多一两倍，前景肯定是不美妙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81 年国家已明确地作出了“不向内蒙古大量移民”的决定，其精神看来也适用于其它地区。

以上的分析实际上是强调了自然和生态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制约作用，而在前文中，又曾述及“工商业的地理区位对人口迁移已产生愈来愈大的吸引力”，但二者并不矛盾，都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中国毫无疑义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迈进，但要真正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看来还需要几十年时间。虽然深圳特区以得天独厚的工商业地理区位吸引了百万移民， 但也要看到从黑龙江直至高黎贡山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口，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状态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是不会根本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应高度重视与农业生产关系至密的自然和生态条件，而自然和生态条件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土地承载力。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认为，中国各地区在土地承载力和实际人口密度之间的对比关系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①。1985～1989 年间人均食物产量最高的吉林省达到 630 公斤，而最低的天津市仅 212 公斤，贵州省仅为 239 公斤。按温饱或小康标准计算，中国部分地区人口承载力有一定程度的相对剩余，另一些地区却因承载力不足导致人口一生态危机，这就从一个侧面对通

①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生存与发展》，第 134～140 页，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过人口迁移适度调整全国人口布局既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条件。

所谓存在人口一生态危机的地区，在中国同贫困区往往是一回事。多年来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扶贫脱贫上倾注了大量财力，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却没能从根本机制上解决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先天缺憾加上社会条件方面种种的不利因素，很难实现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结合及其良性循环；如试图对地理环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纵然技术上有此可能，在经济效益上也必将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适度的环境移民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从危机严重地区适量迁出人口，可以为这批劳动力提供新的更有效的用武之地，同时减轻了迁出区的人口压力和环境压力，为生态更新和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笔者认为，除工商业和科技移民之外，环境移民应成为今后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形式。

从土地承载力角度看，中国生态危机最严重、人口压力最大、对环境移民要求最迫切的地区主要有以下三大块。

1. 黄土高原 面积 6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 9000 万人。由于多种原因，其生态系统不仅十分脆弱，且长期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水土流失面积已超过 2/3，风沙侵蚀严重区占 1/5 以上，土地早已处于过载状态，致使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不少地方人均占有量每况愈下，不得不长期依赖国家钱粮救济。因水资源量少质差，有些地区连人畜饮水也得不到保证。如甘肃省以定西地区为中心的陇中 18 县，在 80 年代初的大旱中，2/3 的农民缺粮，1/5 的人口断绝了饮用水，不得不派出大批车辆长途装运。由于人口日增，上述情况正在不断恶化，土地的超载已达到危急的程度。

面对此种严峻形势，在采取其它措施的同时，应实行环境移民以减轻人口压力。事实上当地不少地方的居民一直在外迁，如山西省不少山区县近年人口大量外流，有的贫困山村人已基本搬光了。①但群众的自发外流难免有种种弊病，对此政府应加强统筹和引导，这方面做得好的典型是甘肃和宁夏自1983 年以来开展的“吊庄”移民迄 1990 年宁夏南部山区已向黄河灌区迁移

11 万人；甘肃中部干旱山区向河西地区和沿黄新灌区分别迁移 5 万和 16 万人，均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1. 内地山区 通常人们对山区有地广人稀的印象，因此有人主张从平原向山区移民（典型的如“上山下乡”政策），有的报刊更载文呼吁制止山区人口外流。这种看法似有片面性。与平原比，山区人口密度低，但土地承载力更低。近年大力开展扶贫，但要根本扭转生态经济的恶性循环，仍很困难。主要是人口超过土地承载力，环境难以供养。如秦岭、大巴山、武陵山等山区可耕地很少，农民只得靠陡坡垦殖为生，其面积已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大了 10 倍。显然，这种状态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另外山区单位面积上的承载力很低，迫使居民不得不分散居住，有人认为这种偏远分散、闭塞孤单的不合理人口分布状况正是山区贫困落后的根源②，它实际上把山民同现代技术经济隔绝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人无法脱贫，山也无法更生。

可供选择的改善措施之一是组织合理的人口迁移。一是迁至平原。由于

① 参见王继忠：“这里将成无人区”，《农民日报》，1990 年 7 月 23 日。和张绍斌：“贫困山区人口流失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91 年第 1 期。

② 朱兴无：“谈山区贫困落后的症结和对策”，《中国西部开发》第 119～126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山区面积太广，其迁移数量当然是有限的，但从那些生态最危急的地区，即使分批分期迁出几百万人，也能解决很大问题。山区环境压力减小后，在生态上对下游平原也是有益的。二是在山区内部适当地并村并点，建设一批小集镇，使人口分布相对集中一点，以利于推广较先进的技术经济措施，改革山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这类人口迁移，山区一大批陡坡地可以退耕还林还牧。据估计，全国 25 度以上的陡坡地有 200 多万公顷，即使全部停

耕，以每公顷产粮 600 公斤计，一年不过少收 13 亿公斤粮食，仅占全国总产量 0.2％多一点，影响不大，但由此直接间接产生的生态效益却可能是巨大的。这个决心迟下不如早下，否则待到土壤侵蚀殆尽，石山全部裸露，山区生态系统濒于死亡，就难以恢复了（贵州省不少地区每生产 1 吨粮食平均要流失土壤 40 吨，致使该省每年都有占总面积 0.5％的土地“石化”，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1. 西南喀斯特区 全国碳酸盐可溶岩出露面积共 136 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于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区内地形破碎，岩石裸露，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不少地方人畜饮水也有困难。以 80 年代与 50 年代相比，因人口爆炸，垦殖指数增大 1～2 倍，森林减少七八成，迄今仍有 13～ 15％的居民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一切与土地过载显然关系至密，迫切需要通过适度移民实行减载。据估计，区内劳动力至少过剩 35～40％，迁出其中一部分，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迁出的重点应放在饮水困难、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这项工作有的地方已开始做了，如粤北喀斯特区的乐昌、阳山、英德、清远等市、县有不少地方缺乏起码的生存条件，天旱时要到 10 多公里外挑水吃，1990 年秋季起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向平原地区移民，半年时间已迁出 3000 多人，今后还将组织更多的人下山，这样做显然很有必要。

以上这些地区环境移民的出路应因地制宜，灵活安排。总的说来是应迁往土地承载力相对富余的地方。就全国而言，以下 10 个地区是范围较大的承载力相对富余区，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尚有一定的接纳移民的能力：① 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②黄淮平原，包括苏、皖二省北部， 河南省部分地区和山东省西南部；③长江中游平原，包括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和湖北省的江汉平原；④江西省；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⑥甘肃省河西地区；⑦宁夏平原；⑧青海省柴达木盆地；⑨云南省西部和南部地区；⑩海南省。以上 10 区远景土地承载力的富余量在 8000 万人以上，以其中的 1/4 用于发展环境移民，数量可达 2000 万人。当然同未来中国十几亿的人口规模相比，这一数量是相当小的，它说明对中国省、区际人口迁移的发展前景确实不能作过高估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如能适时恰当地予以使用，定将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其积极意义显然不应低估。

应予注意的是所谓土地承载力富余地区，绝非本身不存在人口、经济和生态问题，这种富余只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与其它地区相比较之下的一种低标准富余。如形而上学地看待“富余”二字，以致对这些地区的人口发展前景持盲目乐观态度，则是愚不可及的。因此，这些地区也要高度重视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以便为全国人口的合理再分布提供宝贵的物质空间。从生态观点看，许多土地承载力相对富余的地区，如新疆、海南、三江平原、河西走廊等等，问题也相当严重。所以即使在这些地区，也要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平衡的辩证关系，否则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土地承载力

越来越小，富余二字就将成为明日黄花了。

至于那些人口一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地区，应始终把控制人口增长、坚持科学治山治水放在各项考虑的首位，适度移民不过是一项特殊措施而已，即使迁移总量达到 2000 万人，在中国来讲也只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这种迁移必须随着其它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及土地承载力的逐步扩大分期分批地进行， 可能要经过若干年才能达到 2000 万人这样的规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口迁出、一走了之上面，无疑是一种对故乡的山水土地极不负责的态度。

（三）人口的流动

1.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

人口的流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它和人口迁移的区别在于它不改变户籍登记地，因此可以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本地居住 3 日以上，不具有本地常住户口的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在旅途中周转的人口。

关于流动人口的总量，很难进行精确的统计。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越出“本地”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全都要使用交通工具，而人口流动量比人口迁移量总要大出许多倍，所以一个地区的客运总量大致可用来反映其人口流动的规模。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 60 年代曾出现下降和停滞外，全国客运总量一直是

迅速上升的。据此推算，1950～1988 年间全国人均每年流动次数增长了 18.5

倍，全年人均旅行距离也延长了 11.6 倍，表明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大了（见表 69）。近两三年来，全国客流量有所减小，1990 年人均旅行距离比 1988 年缩短了 11％；究其原因，主要有二：①治理整顿抑制了经济过热；②客运价格在稳定多

表 69 从旅客运输看中国人口流动量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年后首次大幅提高，从而抑制了一部分非必要性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的流动性虽比过去显著增大，但与一些外国相比，差距仍很大： 人均旅行里程在 80 年代中期仅为日本的 1/20，不及美国的 1/30。事实上， 不仅中国的乡村人口，即使是城市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终生很少离开常住地外出流动，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住家周围几公里为半径的狭小圈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凝固化。

人口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经济水平，应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经济部门和地域结构的改善，也必然要在人口流动上有所反映。1989 年，辽宁省人均旅行 1043.9 公里，西藏仅 139.2 公里，二

者相差 6 倍以上；同年浙江省人均流动 7.3 次，安徽省仅 2.6 次，都反映出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流动人口的分布还与政治和交通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一些水陆空交通枢纽，如北京、南京、沈阳、武汉、上海、广州等，本身就是特大城市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有庞大的中转客流，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流动人口聚会焦点。如 1989 年南京市市区铁路、公路和水运的客运量

分别达到 1119 万人、1539 万人和 2519 万人，合计达 5177 万人，相当于市

区人口每人流动 21 次。而广大农村经济水平低，有的地理位置也很偏僻，外

来人员少，流动人口就少得多。其中中国东部各县 1 年人均流动约数次，如

辽宁省岫岩县 1987 年为 5.49 次，安徽省望江县为 2.44 次；中国西部各县则较低，有一些远离交通干线的县尚不足 1 次，如四川省阿坝县为 0.26 次，陕西省横山县仅 0.13 次。但西部的某些地区，因淘金、采药等经济原因，也会

吸引数量可观的季节性流动人口，如青海省玛多县，常住人口仅约 1 万人，

而夏季涌入的淘金者可达 2 万多人，到新疆富蕴县淘金的也达万人以上。除各种经济原因外，人们在文化或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也会引发大量的

人口流动。例如在宗教信徒中，朝圣或朝觐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每年的年末年初，藏族同胞往往成群结队不远千里到拉萨、日喀则等地朝佛。西藏萨迦县人口仅 3.8 万人，但该县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萨迦寺每年接待的

香客却达 10 万人之多。此外，随着生活的现代化，近 10 余年来中国旅游业飞速发展，它和其它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一些旅游热点已拥挤到摩肩接踵的程度。如北京，1987 年仅定陵和八达岭长城接待中外游客即分别达到 660 万人和 500 余万人。同年西安、杭州、广州、苏州、

无锡的游客均超过 1000 万人，桂林近 600 万人，秦皇岛 490 万人，兴城 350

万人，大连 300 万人，泰山 200 多万人，曲阜和蓬莱各 150 万人，承德和衡

山各 100 多万人，雁荡山 75 万人，千岛湖 70 万人，黄山 66 万人，张家界

60 万人，武夷山 45 万人，敦煌 30 万人，⋯⋯均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极

大影响。但旅游人口季节性很强，如庐山牯岭常住人口不到 0.8 万人，盛夏

时每天游客可达 10 万人，冬季则为数很少。

表 70 中的数据在各城市之间不一定完全可比，但基本趋势是

表 70 中国 24 个最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日平均）

清楚的。从流动人口的相对规模来看，属于大交通枢纽、行政和商业中心、旅游胜地或周围地区人口稠密、商品经济发达者，相对规模就大，反之一般就比较小。

用人口普查有关户口状况的数据也能反映人口流动的部分情况。1982～ 1990 年间中国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13％升至 2.61％，表明流动规模扩大了。人户不一致的普查数据反映了外地人口对本地区的流入，其规模和增长速度与经济的发达或活跃程度，即对流动人口的需求或吸引力，关系密切。广东省 8 年中人户不—致的人数猛增了 6.6 倍，大大超过其它任何省区，其比重达到 6.04％，居全国首位。同期内增长幅度大于 2 倍的有广西、海南、北京、江苏等省、市、区，而小于 1 倍的则有新疆、黑龙江、甘肃、贵州等省、区。从人户不一致的比重来看，

最低的四川省仅为 1.52％，湖南省为 1.53％，云南、贵州、甘肃、河南、安徽等省也低于 2％，与经济发展确实有着明显的正相关。

人户不一致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城市。在深圳市这类人占到总人口 62.2

％，为全国最高。珠海市和东莞市也分别达到 26.8％和 26.0％。海口市该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数 11 个百分点，兰州市超过 6 个百分点，嘉峪关市超过 8 个百分点，⋯⋯其它城市情况也基本类似。在城市中，人户不一致的人口主要分布于市区，但近年来由于市区住房困难等原因，这类人已明显向近郊区或城乡接合部集中。典型的如北京市，1982～1990 年间东城、西城、崇文、宣武 4 个城区的人户不一致的人口数合计只增长 0.9 倍，而由朝阳、丰台、

海淀、石景山 4 区组成的近郊区却猛增了 4.4 倍，其比重也大大超过了城区。现在，几乎每一个大城市的边缘都围上了一个“流动人口圈”。

同人口迁移一样，人口的流动对一个地区而言也有净流入或净流出的问题。用人口普查中下列两类人口数进行对比，就可以对此作大致的推算，这两类人是：①有本地常住户口，但外出 1 年以上；②常住本地，户口在外地，

已离开户口登记地 1 年以上。

表 71 1990 年 5 省、区两类人口数对比（万人）

从表 71 可见，上海、天津、宁夏人口大量净流入，浙江有少量净流出， 四川则有大量净流出，这与得自其它资料来源的结果是很吻合的。

当然，无论是客运量还是人口普查的户口状况数据，反映的只是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要取得更全面的精确数据，就只有进行典型调查了，北京市在 1985 年 4 月 20 日，上海市在 1984 年 8 月 10 日、1985 年 9 月 12 日、1986

年 8 月 27 日以及 1988 年 10 月 20 日都进行过这样的典型调查，从中获得的大量数据，可以使读者对全国人口流动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例如，1988 年 10 月 20 日上海市外来流入人口共 209 万人，其中通过陆路、水路、航空等进出上海市境的为 68.3 万人，占总数 32.7％；在上海居住、滞留的为 124.6 万人，占 59.6％，其余为各县内跨乡镇和农贸市场当日往返的流动人口。在上述 124.6 万人中，市界以外流入的为 105.8 万人，占

84.9％。调查当日上海市已流出人口共 34.4 万人，其中流出市界的为 16.2 万人，占 47.1％。流入流出相抵，上海市净流入 89.6 万人，约相当于当时全市户籍人口数的 7.1％。

在暂住、滞留于上海市的 124.6 万人中，居住在集体户和家庭户中的占60.9％，住在旅馆的占 16.5％，住在水上船舶中的占 6.3％，其余 16.2％即总数的 1/6 住在临时工棚、收容站或露宿于车站、码头、农贸市场各处。以上四大类居住类型的流入人口在性别年龄构成、职业状况、迁入原因及逗留时间上均有很大的差别。

从性别构成看，集体户和家庭户中的流入人口的性别比为 157.9，旅馆为 437.8，水上为 344.9，而临时工棚却高达 1492.1，可见流动人口中男性远多于女性。

从年龄构成看，15～59 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在集体户和家庭户的流入人口中占 80％，在其它类型中却高达 94～98％，说明儿童和老人流动性较小。

从流入前的职业看，农民占集体户、家庭户流入人口的 47.6％，大大超过其它职业，但该比重在旅馆仅为 3.7％。虽然如此，农民仍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体。

从流入原因看，经济型（做工、务农、经商等）在集体户、家庭户和旅馆的流入人口中均占 60％，而在临时工棚中更接近 100％。充分表明经济活动是促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从逗留时间来看，各居住类型差别很大。逗留 1～3 天者在旅馆占 46.1

％，而在集体户、家庭户和临时工棚均不到 7％。反之，超过 1 年者在集体户、家庭户为 31.8％，在旅馆仅为 4.9％。

从来源地看，共同的特点首先是与距离有关，通常距离越近，所占比重越大①，如江苏、浙江、安徽 3 省无论在集体户、家庭户中还是在旅馆中均分列主要来源之前三位，合计占前者 67.6％，占后者 50.5％。其次与亲缘有关， 历史上对上海迁入人口较多，或者建国后接纳上海移民较多的省、区，在流入人口中所占比重都相对较大，反之就小。典型的如新疆，距离最远，但在集体户和家庭户的流入人口中却高居 29 个省、区的第六位，原因就在于到新疆的上海移民很多，他们至今仍同上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以上对上海市典型调查的分析中，可以大致反映出全国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

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公安部曾有过一个推算数字，即 1983 年为

3000 多万人，1987 年底为 5000 万人，其中分布在城市和农村的各占一半，

25 个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达 1000 万人，约占其常住人口 1/5。最近，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资料，现在全国大约有 7000 万流动人口，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 1 年以上的有 2100 多万人。①可见中国的流动人口不仅绝对数量大，而且增长迅速，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口地理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近 10 余年来中国大陆从事各种活动的外国人、华侨和港

澳台同胞人数激增，1988 年达 3169.5 万人，比 1978 年增长 16.5 倍（1990

年为 2746.2 万人），构成了流动人口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部分。这些旅游者绝大部分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在重点城市中，1988 年广州以接待 204 万人而显著领先，北京，深圳、上海以 90～120 万人居其次，桂林，西安、杭州、南京、苏州以 25～50 万属第三档。如只考察外国人，则北京、上海、广州以86 万人、66 万人、48 万人居前三位，桂林、西安也达 30 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