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龄构成的地区差异

一个地区的人口再生产和人口迁移的特点，直接制约着其年龄构成。中国人口年龄构成地区差异的主要表现是：少数民族比汉族年轻，经济、文化后进地区比发达地区年轻，人口稀疏或人口迁入区比人口稠密或人口迁出区年轻，农村比城市年轻，而总起来说，就是人口增长快的地区比慢的地区年轻，西部比东部年轻。

在中国人口地图上，上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区。在分析全国人口年龄构成时，必须首先着重谈一谈上海，因为它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地区，这是其人口长期大量净迁出，自然增长率又特低的结果。1982 年上海的少年儿童比重已低至 18.16％，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水平都要低；其老人比重为 7.42％，虽已越过了老龄化阶段的临界值，但仍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连阿根廷、前南斯拉夫的水平还不如，只能说刚刚开始老龄化。1982～1990 年间，因出生率反弹，加上人口大量净迁入，上海少年儿童比重回升至 18.22％，是全国所有省、区中唯一不降反升的；但老人比重则锐增至 9.24％，增幅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省区。可以说上海现在完全踏入了老龄化阶段，距明显老龄化亦仅一步之遥了。

前已述及，年龄构成变动过剧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很不利的，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全国人口金字塔图形峰谷参差，大涨大落，而上海则表现得格外强烈。把上海同全国相比，60 年代初的凹陷较浅，而抗日战争和70 年代中后期的凹陷更深，小起小落也比全国多。1990 年上海人口比重最大的年龄组是 32 岁，占 2.86％，此后最小的年龄组是 15 岁，仅 0.90％，在17 年中竟收缩了 2/3 以上。对比之下，全国比重最大年龄组为 21 岁，占 2.40

％，此后最小年龄组为 9 岁，占 1.60％，12 年中只收缩了 1/3。而 80 年代上海年龄构成的胀缩幅度也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无疑是很不理想的。

除上海以外的中国其它各省、市、自治区，近年来年龄构成也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82 年它们中有 7 个属于成年人口型中期，19 个属于成年人口型初期，有 3 个还处在年轻人口型。而到 1990 年，年轻型已经没有，属于成

年人口型后期、中期和初期的分别为 4 个、12 个和 13 个。短短 8 年中的变

化确实很明显。期内全国少年儿童比重下降 5.9 个百分点，除上海例外地反

弹 0.06 个百分点，其余各省、区都明显下降，降幅最大的四川省竟达 11.2

个百分点，贵州、青海、甘肃、黑龙江也在 8 个百分点以上，表明其人口再生产形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虽然其下降的坡度过陡，可能会

给未来的人口年龄构成带来一些隐忧，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总的趋势是令人鼓舞的。期内全国老人比重下降 0.67 个百分点，除上海以 1.82 个百分点遥遥领先外，其余省、区多在 0.5～1 个百分点左右，最少的西藏仅上升 0.06 个百分点。

1982～1990 年间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在地区对比上出现了复杂的形势。就少年儿童比重而言，大体上是原先较高的，近年下降较快，原先较低的则下降较慢，省、区之间的差距有明显缩短：1982 年为 23.1 个百分点， 1990 年为 17.0 个百分点。而老人比重正相反，原先较高的上升更快，较低的则上升较慢，致使省、区差距明显拉大：1982 年为 4.9 个百分点，1990 年为 6.1 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的差距也由 11 岁扩大到 12 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少年儿童比重受现实的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只要严格控制生育，几年内就可出现大变；而老人比重则不然，它是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现实的人为因素纵然强有力，对之也鞭长莫及，因此变化相对平缓。

中国哪一个省、区人口最年轻？这个问题一句话说不清楚。1990 年论少年儿童比重，以西藏最高；论老人比重和老少比，以青海最小；论年龄中位数，则以宁夏最低。三者可说是不相上下。前几年青海和宁夏还明显地比西藏年轻，但近几年变化很大，西藏变化的幅度则小得多。西藏的特殊之处在于少年儿童比重高居全国首位，但老人比重却远非最低，而是处在第九位。青海的特殊之处则在于老人比重特低。一般说来，少年儿童比重主要取决于近年来的人口再生产状况，根据第四次普查的数据计算，它与各省、区自然增长率的秩相关系数达到 0.7868，呈现出较高的正相关。而老人比重情况则较为复杂，其数值特低者差不多都是开发历史短、受人口迁移影响大的地区， 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其开发史迄今仅 30 几年，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移民，而且他们工作到退休年龄时一般都会再迁出，因此盆地内老人比重特低，格尔木市以及海西自治州直属的茫崖地区、冷湖镇和大柴旦镇，该比重均不足 1％，甚至不足 0.5％，是全国最低的地方。老人比重仅略大于 1％的二连浩特市、克拉玛依市、乌海市、嘉峪关市以及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情况也十分类似。

应该指出，中国确有不少气候条件和其它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的地区， 如柴达木盆地、唐古拉山等，许多干部和职工为了国家的需要牺牲了个人的某些利益甚至健康，长年累月在这里坚持工作，对于他们艰苦卓绝的劳动， 人们都怀着崇高的敬意。当这些同志达到退休年龄（应比内地早），前往各方面条件相对优裕的地方安享晚年，那是完全应该的，这样的安排今后还将继续加强。国外不少气候宜人的地方老人比重都比较大，而环境相对艰苦的地区则以青壮年占绝对优势，这样的分布特点显然是有道理的。

从表 30 可见，与经济发展关系最密的抚养比在全国各省、区中最高的是西藏，为 66.33％，但仍低于 1990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 67.80％的平均数。同年所有发达国家的平均抚养比为 50.38％，而中国有 12 个省、区低于这一水平。同年所有国家中抚养比最低的是新加坡，为 40.05％，而中国的北京和上海比其更低。这说明中国确实正处在劳动人口负担很轻的“黄金时代”。从市、镇、县三部分人口看，市最偏于老龄化，县则最年轻，反映出城

乡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县的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市，更高于镇，原因就在于市镇人口中有一部分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前往家乡农村安度晚年，从而反映出人口迁移对城乡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

国际上常用80 岁以上老人占60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来衡量长寿水平，1953年中国该比重为 4.5％，1964 年为 4.3％，而 1982 和 1990 年已提高到 6.6

％和 7.9％，表明中国人口已明显地比过去长寿了。但发达国家该比重普遍在 12％以上，瑞典高达 18％，与之相比中国尚有不小差距。从各省、区来看， 1990 年该比重在南方的海南、广西、广东分别高达 10.54％、10.43％和 10.40

％，为全国最高。以长寿驰名的新疆为 9.27％，但若只统计其中的少数民族， 比重必将增大，因为汉族受迁移因素影响太大。上海、北京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最长，但前述比重均处在中游，其中上海为 9.15 ％，

表 30 1990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市、自治区人口的年龄构成

北京仅 8.40％。该比重在北方最低，青海仅 5.14％，内蒙古 5.44％， 黑龙江也只有 6.25％。气候环境与此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迁移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男女长寿水平差异不小，1990 年全国上述平均比重在男性为 5.87％，女性则达 9.79％，看来女性在长寿上确实具有性别优势。

百岁老人的人数及其相对比重也可以反映长寿水平。1990 年上海市百岁

老人多达 79 位，比 1982 年增加了 3 倍，其中年龄最长者为 107 岁。全部百

岁老人中，男性为 7 人，女性为 72 人，足见两性长寿水平差异之悬殊。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百岁老人的统计可能达不到应有的准确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会失去科学价值。例如第三次普查资料表明，1982 年全国每 100 万人口中有百岁老人 3.75 人，上海为 1.69 人，而

新疆高达 66.12 人，西藏也达 24.31 人。新疆长寿老人多，这是事实，因此

国际自然医学会已于 1985 年 11 月 2 日宣布新疆与厄瓜多尔的维利巴姆巴、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和罕萨以及前苏联的高加索并列为世界四大长寿区。但前述比重是否准确呢？1989 年新疆许多单位曾就此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在121 人中最后核实确认的仅 33 人，最高年龄为 113 岁，男占 70％，女占 30

％，性别比与内地长寿老人完全两样，看来与当地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这33 人基本上都是文盲和半文盲，97％住在乡村，全为维吾尔族。通过这次调查，澄清了以往百岁老人统计中的若干混乱，证实对年龄有夸大的倾向。人口普查以自报为主，往往报多少就填多少，对百岁老人统计误差不小看来是肯定的。由于旧社会缺乏对出生的完备登记，这种现象确难避免。因此今后除非经专人多方核实，使用百岁老人统计时应十分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