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周期性的巨大波动

旧中国的人口发展过程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随着一个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呈现出周期性的巨大波动。演变的模式大致是：一段时期较高速度的增长，更长时期的缓慢增长和停滞，短时间内的锐减，然后走向恢复，进入一轮新周期，形成比较典型的波浪式曲线。

从夏代起中国约 40 00 年的人口变动曲线上最突出的波峰有以下几个：

战国时代的 3200 万人，这是封建制萌芽期的代表。西汉后期的 6500 万人， 标志着封建制逐渐走向成熟。唐、宋两代的峰值达到 8000 万～1 亿人，这时封建制已充分发育。明、清两代分别攀上 1.4 亿和 4.4 亿的新高峰，实际上已经逼近当时生产方式下中国土地承载人口的极限。

变动曲线上最引人注目的波谷有以下 14 个：

1. 夏末商初，人口从大约 1500 万下跌，跌幅不详。

2. 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后期减少近四成。

3. 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人口约损耗一半。

4. 西汉末年，人口减少近五成。

5. 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减幅高达 65％，实为空前绝后。

6. 十六国时期（4 世纪初至 5 世纪 30

   年代），人口一直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

7. 隋末唐初，人口约减少 1/3。

8. “安史之乱”，人口在短时期内剧减二至三成。

9. 唐末和五代十国，减幅达三成。

10. “靖康之难”，人口损耗达三成。

11. 元灭金、宋，人口约减少四成。

12. 元末明初，人口减少 1/4。

13. 明末清初，减幅近五成。

14.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人口约减少 1/5。

以上 14 个波谷都是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乱造成的，至于由局部原因造成的小波动数量就更多了。

人口产生巨大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直接造成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这种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会使社会生产力，尤其是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口， 遭到惨重损失。在《世界人口地理》一书中，笔者曾经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兼并土地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耕地的扩大和一个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则是有限的，这种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土地危机或粮食危机，直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内战，两大对抗阶级的人口都大量减少，土地大片荒芜，才使危机获得暂时的缓解；然后生产和人口走向恢复，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周期。这种阶级矛盾造成不少封建制国家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每一次都会使人口急剧减少。”

上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育，由以下几个因素（变量）制约：变量 a 为

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总剥削量（在封建社会即为地租和赋役之和）。它取决于剥削阶级人口的数量和剥削率；变量 b 为劳动阶级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它取决于劳动阶级人口的数量，而人均值则不能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即种的延续的最低生理需求值，其中除劳动者本人或劳动人口外，也要包括最低限度以上的被抚养人口；变量 c 为物质财富的总生产量。它受 3 个因素影响， 即劳动力数量，一定技术水平下可以利用的农业土地面积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但当劳动力数量过多或者脱离生产资料及劳动对象时，将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使劳动生产率下降。

变量 a、b 之和与变景 c 的比率可称为危机指数。当该指数小于 1 时，物质财富的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社会前进，人口增长。当该指数接近或等于1 时，扩大再生产无法进行，社会和人口均陷于停滞。当该指数大于 1 时， 生产萎缩，社会动乱，人口锐减。

每当一场社会大动乱过后，改朝换代完成，这时两大对抗阶级的人口都比过去减少，在社会生产力业已崩溃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对剥削率有所限制，故变量 a、b 均较小；这时大片土地荒芜，有利于迅速提高社会生产总量，致使危机指数显著小于 1。这是演变周期的第一阶段。随着人口增长及统治者日趋腐化，变量 a、b 不断增大；加上土地利用渐趋饱和，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变量 c 值难以继续提高，这时危机指数基本上达到了 1。在一段时间内，全赖农民更加艰辛地劳动，以尽可能增大 c 值，更加贫苦地生活， 并通过大量溺婴、出家等手段人为地提高死亡率，降低出生率，以缩小 b 值， 使分子和分母得以保持脆弱的平衡。但 c 的增大和 b 的缩小不可能是无限的， 超出一定的限度，必然导致危机指数大于 1，这时演变周期急转直下地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危机的总爆发。

从上可见， a、b、 c 3 个因素同人口数量及其构成关系至密，这是旧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之处。首先，手工劳动意味着生产力同劳动力之间完全成正比例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与人口的增加基本上可以划等号，反之亦然。其次，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加以开发利用的土地数量及其所能达到的生产率都是有限的，就是说存在着各个时代能够供养人口数量的极限，当实际人口超过该极限时，必然导致危机的爆发。

根据对中国人口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大致可以认为：中国这块土地供养人口的极限在奴隶制时期为 2000～3000 万人，在封建社会初期为 6000～ 7000 万人，在封建社会中期为 1～1.2 亿人，在封建社会晚期为 4～4.5 亿人。当人口达到极限，社会动乱便接踵而至，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旧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仅是剥削阶级统治的政治危机，它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口危机。

旧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周期特长，这是由其生产方式的固有特点以及当时人口增长的缓慢性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各主要朝代中，除统治者倒行逆施全然越出常轨的秦、隋、元以外，其余汉、唐、宋、明、清五代均历时 300 年左右，其危机的演变过程也大致相仿。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在初期这几个朝代都经历了一段较为生气蓬勃的恢复和发展时期，之后便是长达一二百年孕育危机的缓慢痛苦过程，这时人口与经济之间勉强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对一个农民来说，“只要

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①而就整个社会而言，须有一种更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才能彻底打破平衡，促成危机的总爆发。一般说来，这种力量就是一场全国性的天灾人祸，这几乎已成为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中国是一个多灾荒的国家，这固然与季风气候本身的不稳定性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漫长历史开发进程中各种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曾遍布中国近半数地区的原始森林的逐渐消失就是一个例证。据统计， 从公元前 1766 年至公元 1937 年，中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 5258 次，“水旱频仍”、“赤地千里”、“饥馑荐臻”、“人相食啖”等记载充斥史籍，经常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引发社会动乱。如 19 世纪，仅 8 个重灾年死于灾荒者

合计达 6250 万人。从对中国自然灾害的统计来看，其发生频率有随着朝代的推移逐步加大的显著特点，至清代已比秦汉增大了约 4 倍（表 8）。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灾害密度与人口密度几乎完全成正比例，愈是人口稠密的地方，灾害就愈多（图 3）。

灾害的发生，确有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因素的作用，但其频率之大， 为害之烈，却与社会因素关系至密。当政府比较重视水利、储粮、赈济时， 当农民的负担还不过于沉重、尚有余力改善生产条件时，成灾就较少，危害就较轻；反之，就频繁，就严重。后面这种情况往往都发生在一个朝代的晚期，这时的统治者一般都特别腐败，所以马克思曾经说：“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治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①各个朝代后期灾害频繁而严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口经长期发展后这时已达峰值，过重的人口压力不仅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还因滥垦滥牧滥伐导致生态失去平衡，客观上加剧了自然灾害。

促使经济危机总爆发的另一种破坏力量是大规模战乱，包括外族入侵、争夺政权、军阀混战、武装叛乱等。这些都属于“人祸”的范围。农民起义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斗争过程中人口的损失也必然是巨大的。除社会因素外，人口波动与自然因素尤其是周期性的全球变化也有关

系。②如气候就有多种周期性变化，其中对人类文明史已产生显著影响的有1000～1400 年准周期和 140～180 年准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678 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② 张善余“中国历史人口周期性巨大波动的自然原因初探”，《人口研究》，1991 年第 5 期。

表 8 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灾害统计

资料来源：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

图 3 中国封建社会各省、区人口密度和自然灾害密度相关图说明：图上对角线右下角偏离稍远的省、区，开发历史都比较悠久，在秦、汉、唐、宋之际其人口密度在全国的排列序位均明显高于 1830～1839 年；对角线左上角各省、区情况则正相反。期，它们均与九星地心会聚的周期有关。所谓九星指太阳和除地球外的八大行星，当它们全运行到地球一侧时称地心会聚。其分布的扇形区域张角愈小，对地球的影响愈大，会造成地球公转的轨道和速度变化，进而影响到冬季和夏季的长短以及气候状况。此外，有影响的还有27 年周期和 10～20 年周期，它们分别与地球自转速率和地极移动的变化周期以及太阳活动周期有关。

以上变化周期谱中，以九星在冬半年发生地心会聚且张角小于 70°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最大。它往往会造成一段多灾的低温期；若张角小于 47°，九星在空中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地球就将进入多种自然灾害集中出现的所谓“灾害群发期”，气温将大幅度下降，经济和人口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此外，不同周期相互重叠，也有类似的“灾害群发性”影响。

自夏初以来，中国千年尺度即 1000～1400 年准周期的气候大变化已发生过 4 次，它们都与一两次发生在冬半年且张角很小的九星地心会聚有关，对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次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对应公元前 2133 年 12 月和前 1953 年 1 月的九星会聚），即所谓“夏禹宇宙期”。期内发生了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 古籍多有记载，如“时天下大雨”、“洪水芒芒”、“浩浩滔天”等，并产生了大禹治水的著名传说。氏族公社制于此时迅速衰亡，在黄帝、蚩尤、炎帝、尧舜、三苗等部落之间先后爆发多次大战，人口明显下降。

第二次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后（对应公元前 1099 年 3 月和前 918 年 3 月的九星会聚，其中前 1099 年的一次张角仅 34°，是几千年来最小的）。期内年平均气温陡降 3.5℃，①并发生了商灭周兴的社会大变动，人口剧减四成以上。

第三次在公元 5 世纪（对应 450 年 9 月的九星会聚）。期内年平均气温比西汉低 3℃，自然灾害频繁，水灾次数相当于前两个世纪的总和。此时正当“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一段极其黑暗、混乱的历史，人口

① 在中国东部地区，年平均气温相差 1℃，相当于向南或向北移动 250 公里，年平均降水量一般也有相应的增减。

始终在低谷徘徊，并曾几度明显减少，与西汉比，总数尚不足其 3/4。

第四次在公元 17 世纪。当 1665 年 1 月发生了 2600 年来张角最小的九星

会聚后仅 3 年，山东莒城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8.5 级大地震。期内年平均气温比 16 世纪末下降约 2℃，是一次典型的“小冰期”，自然灾害之多之重均为古今 40 个世纪之最。此时发生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人口剧减一半。鉴于其异常天象背景，17 世纪已被特称为“明清宇宙期”。

除以上 4 次外，中国的低温和干旱还存在着 180 年左右的明显周期，与

九星地心会聚平均 178.7 年的短周期高度吻合。近 1000 年来，中国明显的低

温期共有 5 次，除 17 世纪外，还有 12 世纪、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前半期、

15～16 世纪和 19 世纪中后期，它们分别对应发生于 1126 年 9 月、1304 年

10 月、1483 年 11 月和 1844 年 1 月，4 次时间都在冬半年、张角属中等的九

星地心会聚，气候也都明显反常。如 1844 年的九星会聚正发生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间，低温持续半个世纪，降幅约 1℃，甚至华南滨海平原也频频出现霜雪，海南岛“溪鱼多冻死浮水面”。期内水旱灾害严重，黄河于 1843 年、长江于 1870 年先后出现历史最大洪水，生命财产损失奇重。

与上述情况相反，中国历史上一些经济比较繁荣、人口攀上高峰的时期， 差不多都处于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稳定期。典型的如距今 7500～5000 年时， 年平均气温比现代高 2～3℃，年均降水量多 500～600 毫米，氏族公社制能在此时达到鼎盛，并非偶然。此外，公元前 6～4 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1 世纪的西汉前期，7～8 世纪的盛唐，均较现代暖湿。同样，清代的“乾嘉盛世”也处在一段明显的气温回升期中。

单纯用全球变化等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当然是片面的，但它与中国历史人口的周期性波动确有联带关系也是不争之事实。具体说来，这种关系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旧中国属于农业社会，而农业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特别明显。气候的暖湿或干冷、稳定或多灾，对经济发展、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乃至对社会的安定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进入“灾害群发期”，各种天灾接踵而至，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社会生产力就将面临总崩溃。其次，在历史上人祸常与天灾相提并论。人祸虽由人所为，受社会因素制约，但不少人祸与天灾也有关系。灾民衣食无着，不得不“铤而走险”，此其一。天灾缩小了社会总剥削量这块“大蛋糕”，统治阶级不得不迸行利益再分配，这时往往会导致内乱，此其二。中原“赤地千里”、“饥馑荐臻”，国力空虚，给异族侵略者可乘之机，此其三。因此，一旦灾害群发，天灾人祸交织，天下必然大乱。第三，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长期生息着许多游牧民族，其生产方式对气候依赖更甚，也格外敏感。当气候转为干冷， 草原向沙漠退化，常常驱使这些民族向南方较为暖湿的汉族区扩展，从而导致民族战争和中原动乱，使人口锐减（参阅第九部分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