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镇化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 109 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根据

城镇化的特点，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期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占绝对优势，洋货的倾销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手工业，农村破产加剧，加上战争的破坏，使中国的经济陷入长时期的萧条， 城镇人口因此增长极慢，1843～1893 年间的年均递增率仅为 2.5‰；只是由于全国总人口的减少，才使城镇人口比重由 5.1％升至 6.0%。19 世纪初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为 3.0％，大大低于中国；而 19 世纪末已锐增至 13.6%，超过中国 1.3 倍。在第一阶段中，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门户，商埠、租界最多，城镇人口比重上升较快，其中长江下游地区由 7.4％升至 10.6%，华南由 7.0％升至 8.7%，而广大内地该比重则徘徊在 4～5%之间，变化很小。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在这一时期内迅速崛起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843 年其人口仅 23 万人，在全国城市中居第 12 位；而 1880 年即突破百万大关，不久又越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

第二阶段从 1895 年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期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所霸占或“租借”的中国领土也显著增加，建设铁路和矿山的特权是它们竞相攫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帝国主义国家一时无暇东顾，相对改善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环境。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和城镇化发展都较为迅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新兴工矿或交通城市的出现，如青岛、大连和哈尔滨，属于帝国主义侵略据点兼工业中心，人口在 30 年中都猛增了大约 1000 倍，到 30 年代初已达到 35～38 万人。属于工矿业城市的还有唐山、井陉、焦作、萍乡、抚顺、本溪、鞍山等，人口一般达 20～30 万人。属于铁路枢纽的有郑州、蚌埠、石家庄等，发展也很快，如蚌埠原是小渔村，1908 年津浦铁路通车后，人口激增，1926 年已达 20 万人。期内沿江沿海的一些城市也显著扩大，到 30 年代

初，上海人口已达 330 万人，天津为 150 万人，广州为 105 万人，汉口、无锡、南京、南通、沈阳等发展也较迅速。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为数更多的内地城市在这一阶段中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停滞倒退，如 30 年代初古都西安

仅 12.5 万人，尚不及 1843 年人口的一半。

第三阶段从 1931 年到 1949 年新中国诞生。期内经历了三大事件，即日

寇侵占东北，继而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大规模内战。18 年内中国一直处于大动乱中，对城镇化影响较大。日寇侵占东北后，肆意掠夺其丰富资源，从日本和朝鲜移入近 200 万人，导致城市

畸形发展，短短 10 多年中，各城市都扩大了 1 倍乃至更多，到 1943 年，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的人口均达到 70～100 万人。“七七事变”后，中国半壁河山痛遭沦陷，许多城市人口剧减，南京、徐州、长沙、衡阳、金华、桂林、常德等破坏尤为惨重。由于沦陷区大批居民撤退，内地许多城镇人口激增，如重庆市 1937 年人口不过 27 万人，1945 年却高达 100 万人以上。当然，这种“战时繁荣”只能是暂时的，战争结束后，许多内地城市人口都减少了。在 3 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城市发展完全陷于停顿。

1949 年，中国城镇人口总数为 5765 万人，比 1843 年增长 1.75 倍，年均递增率不到 1％。只是由于同期内中国总人口增长更为缓慢，城镇人口比重才由 5.0％上升至 10.6%。而此时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 28.8％，中国的差距比以往拉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