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

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口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十分明显。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的来讲，这种差异正趋于缩小。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区中性别比最高的是广西，占 110.30；最低的是西藏，占 100.13。330 多个二级（地级）行政区中性别比最高的是甘肃省嘉峪关市，为 123.41；最低的是广东省东莞市，为89.57。2200 多个三级行政区（县级）中性别比最高的是青海省格尔木市， 为 136.34；最低的是广东省宝安县，为 86.21。

从图 8 可见，中国的高性别比地区（大于 111.0）主要包括以下几大块：

①内蒙古中部和南部、山西省北部和中部以及河北省的西北部，其中山西省古交市性别比高达 126.28，宁武、静乐 2 县也超过 120。②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区。③福建省北半部和浙江省西部山区，其中福建省柘荣县性别比达120.22。④湖北省西北部和陕西省东南部山区，其中陕西省的佛坪、留坝、汉阴、宁陕、紫阳、岚皋等县性别比均在 120 以上。⑤广西东部和南部。⑥ 青海省北半部。

中国的低性别比地区（接近或小于 100.0）主要包括以下几大块：①河北省中部和南部、河南省北部以及山东省西部。②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郊县和江苏省长江两岸许多县、市。③青藏高原。据统计，全国有 151 个性

别比低于 100.0 的县级行政区，其中就有 66 个分布在地跨藏、青、甘、川、

滇 5 省区的藏族聚居区中。除以上 3 大块外，以泉州、莆田两市为主的福建省中部沿海，以深圳、东莞、佛山、江门等市为主的珠江三角洲，以及山东半岛北部，性别比也很低。

与过去相比，上述性别比最高与最低的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明显缩小。在

省级行政区之间，1953 年最高最低曾相差 30 个百分点，1982 年为 11 个百分点，1990 年进一步减小到 10 个百分点。在县级行政区之间，1982 年最高最低相差达 70 个百分点，1990 年仅为 50 个百分点。

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笔者将其归纳为 4 类， 即城乡差异，民族差异，省区差异和其它差异，地区差异的全貌就是由它们纵横交织而成的。

1. 城乡差异 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国市（不含辖县）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 107.58，镇为 115.09，县（不含镇）仅为 104.37，也就是镇

＞市＞县。但 1987 年 1％抽样调查和 1989 年 1‰抽样调查却表现为镇＞县＞ 市。从 1990 年第四次普查的数据看，三大直辖市的市区平均性别比为107.26，185 个地级市为 107.46，所有的市平均为 107.22，均高于 106.60 的全国平均数。镇人口性别比更高达 111.11，而县人口仅为 105.17。显然第四次普查仍然维持上次普查镇＞市＞县的格局，但差距有所缩小，镇人口性别比普遍偏高，其原因就在于人口迁移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男子在镇上从事各种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其配偶和子女在附近农村务农，这样的就业模式在中国相当普遍，所以绝大多数镇的性别比都显著高于所在县的平均数。例如上海，1982 年已有的 23 个县辖镇中，有 21 个在 1990 年性别比高于所在县的平均数（一般高 5～20 个百分点），而 10 个在 1982 年后由乡新改的镇中，性别比高于所有县的仅 2 个。

市人口性别构成的基本模式与镇相同，市的周围往往都有一圈性别比很低的乡村或县。但市、县之间的鸿沟毕竟比镇县之间宽得多，在市里工作的男子只要有可能都要把原在乡村的妻小接进来，这种性质的迁移使市人口的性别比逐渐降低。且市在三大地域中，老龄化程度最深，对性别构成也很有影响。所以中国市人口的性别比在 50 年代中期尚高达 120～130，1959 年已降至 115，1976 年再降至 108，此后就大致稳定在略高于 107 的水平上。

从各年龄组的性别比来看，少年儿童组和青年组是县＞镇＞市，显然与出生性别比的高低直接有关；中年组是镇＞县＞市，显示出人口迁移的影响； 而老年组却是市＞镇＞县，看来与医疗保健水平很有关系。

1. 民族差异 主要受人口出生率、年龄构成及风俗习惯影响。按第四次普查 10％抽样资料，全国 1990 年性别比为 105.98，汉族达 106.04，少数民族仅 105.32。在 18 个人数多于 100 万的少数民族中，性别比最高的是侗

族，达 113.57，土家、满、瑶、苗 4 族也高于汉族，而其余 13 个均较低，

藏族和朝鲜族分别仅为 97.45 和 98.27。全部 56 个民族性别比最低的是京族，仅 66.94。

与汉族比，少数民族出生率高，年龄构成轻，这本该促升性别比，现在大部分民族情况却正相反，看来这需从出生性别比、婴幼儿死亡率及男性人口保存机率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从第四次普查提供的 1989 年出生性别比来看，全国平均数为 111.92，而除广西外，其余 10 个少数民族比重最大的省区全低于此数；即使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出生性别比也显著低于汉族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少数民族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较汉族低，至少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少数民族是这样。

从婴幼儿死亡率来看，少数民族普遍高于汉族，往往高出 1 倍乃至数倍， 而且其死亡人口性别比也大大超过汉族，这种状况几乎一直要延续到青年时代，使全部人口的平均性别比受到很大影响。例如纯藏族聚居区的四川省石

渠县，如出生性别比为 100，至 15 岁时将下降到 97，原因就在于儿童期死亡人口性别比过高。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进入婚育期后，许多少数民族的死亡人口性别比大幅度地降至汉族水平以下，如 1981 年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 26～49 岁组仅为48.9（全国县平均为 123.3），表明妇女死亡机率急升，显然与医疗卫生水平的限制以及生育过多有关。因此若干少数民族中老年人口性别比都比较高，维吾尔、满、瑶、土家、蒙古、侗等民族尤为突出，与正常情况正好相反，其长寿老人中男性也远多于女性。

1. 省、区差异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提供的中国各省、区人口性别比，因区界变化，部分省、区与其后几次普查不完全可比，但变化的总趋势仍很清楚（表 28）。根据近 40 年来的这种变化

表 28 中国大陆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性别比

趋势，大体上可把各省、区划分为 4 种类型。

第一类性别比始终保持下降趋势，包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浙江、福建、安徽、湖南、陕西、宁夏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它们都是全国性别比最高或较高的省、区，如 1953 年内蒙古为 128.62，黑龙江为 119.93，分列全国第一、第二位。此后或者由于女性人口大量迁入，或者由于男性人口大量迁出，性别比持续下降，其中内蒙古累计下降 20 个百分

点，黑龙江下降 15 个百分点，降幅是全国最大的；浙江、陕西、宁夏也下降

了大约 9 个百分点。

第二类性别比始终保持上升趋势，包括山东、江苏、江西、河北、广东、贵州、西藏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其性别比均属全国最低，究其原因，西藏已如前述，江西是受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男性人口大量减少，其余几省则因人口的长期净迁出，其中男性占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这些影响因素的消失

或淡薄，性别比逐渐上升，其中西藏在 1964～1990 年间上升近 7 个百分点。第三类性别比先升后降，只包括青海和新疆。它们在 50 年代接纳大批移

民，致使性别比上升。此后由于迁移类型或移民的性别构成发生变化，性别比显著下降。

第四类性别比先降后升，包括北京、上海、河南、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市。其中北京和上海作为特大城市过去性别比一向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受人口迁移影响，又划入一批辖县，性别比遂持续下降。进入 80 年代因基建规模大，人口增长快，又明显回升。其余几省性别比的一度下降除与人口迁移有关外，主要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遭受较大损失，此后的上升带有恢复性质。

总的说来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初，中国各边疆省、区人口性别比变化较大，涨落幅度可达 10～20 个百分点，原因显然在于原有人口基数小，受移民影响大。而内地和沿海省、区变化就小得多，上下波动一般不超过 5 个百分

点，湖北省甚至不超过 1 个百分点，显示出性别构成的相对稳定性。

概览 1990 年全国各省、区的人口性别比，大致是东部低，西部次之，中部最高，与人均国民收入恰好成反比例。东部各省、市除个别以外，性别比一般在 103.5～105.7 之间。进入中部则陡升两级台阶，其性别比绝大部分达到 106.5～110.3。值得指出的是，性别比进入全国最高行列的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区，正是近年女性人口外流的主要来源，这个问题看来应引起适当的重视。

1. 其它差异主要指不同类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例如城市因职能、规模、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性别构成即有不小的差别。在一般情况下， 新兴城市的性别比要高于老城市，重工业城市高于轻工业城市，专业性城市高于或低于综合性城市，小城市高于大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设了一大批新兴的工矿业城市，建设者来自四面八方，以青壮年男职工占绝对优势；由于当时城市发展方向搞得过窄，多数是围绕一个或一批重工业厂矿而形成，轻工业很少，第三产业又十分薄弱， 不利于吸收妇女就业。此外，对城市户口掌握较严，男职工在农村的配偶子女很难调入转为城市户口。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一大批城市人口性别比的失调，青壮年年龄组尤为严重，这在城市建设初期最为明显。例如马鞍山市1959 年的平均性别比为 203.40，其中 21～30 岁年龄组高达 358.70。

由于性别比失调，导致青年职工择偶困难，相当大一部分人只得到乡村寻找配偶，但结婚后因无法迁入户口又会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新问题，对生产、生活都很不利。可见工业城市人口性别构成绝非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一般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上述问题会逐步缓解，如 1982～1990 年间，中国一些性别比特高的煤矿城情况都有明显改善，其中义马市由 153.15 降至135.24，平顶山由 133.50 降至 120.38，阳泉由 128.80 降至 119.28，⋯⋯而一些历史更老的煤矿城，如抚顺、鹤岗、鸡西、双鸭山等已完全达到正常了。

在乡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差异也较大，一般表现为贫穷地区高于富裕地区，山区高于平原，粮食产区高于经济作物产区，人口疏稀区高于人口稠密区，所有这些均与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有关。从各省、区性别比最低的一些县来看，差不多都是生产条件最好，生活最富裕，如北京市的顺义、通县，山西省的新绛、襄汾，辽宁省的庄河、长海、东沟，山东省的龙口、蓬莱、招远，等等。而性别比最高的往往都是地理位置偏僻或地处深山大岭的穷县，

如北京市的延庆，河北省的蔚县，浙江省的泰顺、景宁，安徽省的石台、金寨，江西省的崇义，等等；有的则属于新开发区，如黑龙江省的漠河，辽宁省的大洼等。从全国的乡村来看，山区的性别比高于丘陵，更高于平原，这可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如陕西省共有 86 个县，1990 年 40 个平原县的平均性别比为 105.06，24 个丘陵县为 108.27，而 22 个山区县则高达 115.61。